懷素《草書千字文》殘卷（局部），紙本，縱30.8厘米，橫331.1厘米。僅存“葬”字以下52行、243字（前缺的部分由元鮮于樞補，今也已散失）。此書跡流傳有緒，曾經宋趙明誠、元鮮于樞、明方鳴謙、清卞永譽和安岐等收藏

懷素《老僧食魚帖》

懷素《圣母帖》局部 碑刻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

　　吉林  王永貴

　　究竟是文人相輕，還是藝術家都是天敵？

　　宋朝的一代宗師米芾，對書壇前輩懷素大師，竟然如此的“大不敬”。米芾在《論草書帖》中說：“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輒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辯光尤可憎惡也。”

　　米芾的這番言論，矛頭直指唐代書壇，對唐朝草書尤為不滿。唐朝草書名冠三甲的是懷素、張旭、孫過庭；而賀知章的《孝經》，絕對比不了高閑的《千字文》，他倆也只能排在第二梯隊。唐代高閑的書法，不在“宋四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之下，是宋代“尚意”書法的開山鼻祖。

　　如果說“入晉人格”，是米芾書法的最高理想，也是他評判書法高下的尺度。那么，高閑作品不說也就算了，張旭確實也因“變亂古法”，他的《古詩四首》不忍細讀，一句話：學過草書的，你看不懂；沒學過草書的，你更看不懂。

　　米芾究竟為什么連懷素也不放過呢？米芾看不起懷素，一句話就是他的字“不高古”。

　　杜甫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如果按現代的語境去解釋“讀書破萬卷”，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在當時杜甫的語境中，哪怕是國學博士生，如果沒讀過書法的墨跡本，那就不要告訴別人你讀過書。說出來，免得被人恥笑。

　　“書”的本意是書寫，是手書寫成文的作品。懷素的狂草縱橫不群，激流閃電，仿佛有如神助。懷素是一個酒鬼，喝酒、吃肉從不守法門戒律；他又是一個僧人，號稱“只讀經書不參禪”，你很難描繪出他的信仰。

　　懷素不僅僅是一個書者，他還是草書的“終結者”，成為唐代草書最后的絕響。

　　懷素(725-785年，一作737-799年)，俗姓錢，字藏真，法號懷素。《自敘帖》中說：“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翰墨。”然懷素并不是地道的長沙人，而是湖南永州零陵人。他幼年時出家，是他內心真實的選擇么？他少年時癡迷書法，沉溺于紙筆翰墨，整天介亂寫亂畫，曾兩次被驅離寺院。

　　懷素在湖南出生時，是名相張九齡下臺之后，奸相李林甫掌權的時代。懷素的童年時代，經歷了“開元盛世”的輝煌，可惜那時他還不懂事。但是，大唐帝國經歷的巔峰時代，人文經典盛世的輝煌，早已注入他幼小的心靈。

　　懷素的父親、祖父、曾祖父，都曾做過縣令、長史之類的小官，按照他的家世與門第，也算是滿門書香。他七歲的時候，萌生了出家的想法，這是他貧窮的文化選擇。在他的青少年時期，整個興盛的大唐帝國，正在醞釀著一場動亂。不過，這時候懷素是出家人，他的成長時期正處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管政治風云多么動蕩，出家人照樣可以清修。他的家族有出家傳統，伯祖父惠融是僧人，也是一個書法家，他學習歐陽詢，幾乎可以亂真。

　　《懷素別傳》說，懷素家貧，買不起紙張，只好在寺院的墻壁上、衣服上、器皿上，到處寫字；還有一說，懷素故里曾種植上萬株芭蕉樹，他把葉子都剪下來，用來練習書法；另有一說，他制作了一塊漆盤，寫了擦擦了寫，以至把漆盤都磨穿了。

　　少年時代的懷素，他寫字究竟怎樣，我們早已無法見到。從上面記載與傳說中，我們知道他練習書法很勤奮，但練習書法是否得法，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懷素草書與魏晉草書不同，由于少年時缺少師承，為他書法創新埋下了伏筆。

　　不過青年時期的懷素，就已經小有“書名”。

　　“安史之亂”爆發以后，大詩人李白獲罪。不久后，他在巫峽獲得特赦，從四川乘船回到江陵(今為湖北荊州)，又南游洞庭瀟湘。這一年，李白五十九歲，懷素正值弱冠之年，他慕名前往李白處求詩。

　　這是懷素第一次遇到李白，也是唯一一次與其交往。他們一起交游，李白醉態“斗酒詩百篇”，懷素醉酒字更狂。“詩仙”李白和“狂僧”懷素，兩個人性情相近，李白愛其才還為他寫下《草書歌行》，為我們留下了研究懷素早年的資料。詩中不乏提拔后學之譽辭。同時，也對懷素創新給予了肯定：“草書天下稱獨步”，“獨步天下”是有些夸張。詩中又言“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以此，可看出李白對懷素的偏愛和推崇。

　　王羲之也曾說，我的書法，比之鐘張，應當抗行，或者超過他們；他又說，張芝的草書，猶當雁行，然而張芝的草書精熟，以至于池水都是黑的。假如我沉溺若此，未必輸于張芝的草書。可見，王羲之對張芝的推崇，超過他對鐘繇的推崇。

　　李白說王逸少(王羲之)、張伯英(張芝)浪得虛名，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成就已成為了過去。李白說張旭老死不算數，重在推崇少年懷素英名。李白說懷素“不師古”，這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懷素前半生苦苦求索，在草書的門外，不得其門而入；而后半生進入法門，成仙成圣得道升天，正好暗合了懷素書風。

　　中國的兩漢時代，是草書的初創階段。起初，章草的用筆風格，是建立在隸書基礎之上的，到了魏晉時代，用筆呈豐腴肥美的形態，典型代表就是王羲之的《豹奴帖》。可以說此帖雁行古雅，筆法雍容大度，成為章草的經典。而他的兒子王獻之，則突破他父親的風格。二王父子書風的分野，就是今草和舊草的分界線。王羲之的審美價值取向，更多地傾向于隸書，王獻之書法線條，則更接近篆書的線條。

　　從筆跡學的角度看，懷素一生的書法線條，質地上都傾向于瘦細，和禪修苦寒的美學有很大關系。懷素年輕時代，書法在于“不師古”。按照中國的筆法傳承，他還“不得法”，還處于正統書法的門外。懷素二十九歲時，曾經寫下了《秋興八首》。《秋興八首》是杜甫的詩句，創作于大歷元年(公元766年)，也就是“安史之亂”三年以后。懷素此帖的書風，到這時還未發育成熟，而他的內心也處于彷徨階段。對于一個“野狐禪”，或者一個“賤家雞”，懷素草書根本得不到認同。《秋興八首》的書法線條，臃腫中包含著怯懦，為追求“一筆書”的效果，牽絲縈帶顯得很牽強，給人以拖沓的感覺。無論是起筆、行筆、收筆，遠還沒有邁進晉人的門檻。

　　懷素本是一個叛逆者，在盛唐走向晚唐的時代，唐朝書法氛圍崇尚法度；王羲之書法在初唐，受到唐太宗的追捧，時人更是趨之若鶩，懷素并不在意當代的藝術潮流。他更多地在“一筆書”的領域探索，繼承了張芝、崔爰、杜度以及王獻之的書法傳統。如果說，懷素青少年時期的書法，憑借的是藝術直覺。那他三十歲以后的藝術探索，則是在藝術傳統中求索。而中國書法的歷史傳統，就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筆法傳承，筆法則是魏晉書法的“核心機密”。

　　唐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而立之年的懷素，開始游學四方學習筆法的征途。

　　中國筆法傳承，在唐代從歐陽詢、虞世南以后，能夠精通筆法的書家，只有徐浩和顏真卿兩人。懷素為了學習筆法，于大歷二年(公元767年)，開始南下廣州，向徐浩學習筆法。但此行目的并沒有達到，第二年懷素又開始北上岳州(今湖南岳陽)。

　　在游歷的過程中，懷素并不是沒有收獲，他在《自敘帖》中說，他在經禪之暇，頗好翰墨，然而恨自己沒有見到前人的墨跡，所見甚淺。所以他要西游上國，謁見當代名公。在交游中，遺編絕簡，往往遇之，然后豁然心胸。他的書法，也進入“略無凝滯”的境界。

自敘帖局部

自敘帖

　　懷素真正獲得筆法，是拜見他的表叔鄔彤之后，才逐漸領悟到魏晉的筆法。

　　鄔彤是張旭的學生，也是顏真卿的同學。鄔彤把懷素留在家中，他把張芝臨池之妙、張旭的草書神鬼莫測，以及王獻之的書法，如寒冬枯樹等缺點，都一一講解給了懷素；離別之時，鄔彤又將作字之法，一個“悟”字教給懷素。

　　懷素對鄔彤的教誨，是時刻銘骨在心的。

　　懷素在四十歲時，到達京兆長安，向顏真卿求教筆法。他是通過顏真卿，而學到張旭筆法的。顏真卿說，我二十多歲時，曾游長安，師事張旭二年，略得筆法，自以為未穩。三十五歲，從醴泉罷職回來，又特往洛陽去訪張旭，繼續求教。張旭向顏真卿舉出“十二筆意”，顏真卿又把“十二筆意”即“平謂橫、直謂縱、均謂間、密謂際”等傳授給了懷素。

　　顏真卿擅長楷書，而懷素擅長狂草。此時，唐代兩大頂尖高手，開始了一次“書法理論”的對話。

　　顏真卿問懷素：“你的草書除了老師傳授外，自己有否獲得感受？”懷素說：“有一天傍晚，我曾長時間觀察夏云的姿態。發現云朵隨著風勢，轉化而變化莫測，或如奇峰突起，或如蛟龍翻騰，或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或如大鵬展翅，平原走馬，不勝枚舉，美妙無窮。”顏真卿說：“你的‘夏云多奇峰’的體會，使我聞所未聞，增加了我的廣識，‘草圣’的淵妙，代不乏人，今天有你在，后繼有人了。”

　　當懷素領略了書法真諦之后，四十歲他的書法創作進入了巔峰狀態。他一生的代表作，主要有《自敘帖》《圣母帖》《老僧食魚帖》《苦筍帖》《論書帖》等作品。在懷素所有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自敘帖》和《圣母帖》。

　　懷素的《自敘帖》，乃是他中年的草書巨制。這幅一百二十六行、長達七米有余的作品，是懷素一生草書藝術的寫照。通篇神采飛揚，筆墨活潑飛動，筆下虎虎生風。“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有人說它是 “潑墨大寫意”，我則說它是“一條激流奔涌的大河”，在波瀾壯闊中高潮迭起。

　　《自敘帖》筆法似游絲，猶如輕盈的彩綢，在回環纏繞之中，你永遠找不到打結的結點。如果說王羲之《十七帖》，用的是隸書含蓄而內斂的筆法，字字在獨立中形同算子；而懷素的《自敘帖》，就是用勁挺秀逸的篆書筆法，在連綿不絕之中形成“一筆書”。

　　《圣母帖》是僧人懷素晚年為東陵圣母所寫。《圣母帖》寫于唐貞元九年(公元793年)，是懷素晚年自家鄉湖南，出游途經東陵(今江蘇省江都宜陵鎮)時所作。內容記述的是晉代杜、康二仙女躡靈升天，福佑江淮百姓的故事。

　　如果說，《自敘帖》像莫言早年的小說《紅高粱》，那么，《圣母帖》敘事委婉，更像沈從文的小說《邊城》。以《紅高粱》的暴烈，對照《邊城》的舒緩哀婉，正如懷素書法晚年走向了從容不拘。

　　《圣母帖》減少了“一筆書”的風云激蕩，繼承了張芝、王羲之字字獨立的傳統，可以一說，自魏晉的風規中，早已經羽化成仙。此帖，一掃《自敘帖》的勁健，書法的線條也日益多樣化，細膩飄逸的游絲，狀若天女散花的筆致，把隸書與章草的規范，嫻熟而技巧地納入了囊中。

　　懷素狂草的師承關系，應該追溯到張芝、索靖、鐘繇、王羲之、王獻之等人，他是中國書法史上，少有的集大成的、創造性的書家。不知道三百年后，那位宋朝癲狂的“米芾”，是否有幸看到《圣母帖》，如果看到，真不知他應該作何感想？

　　書法，最高的境界在于：章草八分兼二篆，出入魏晉通秦漢。不學老米“晉人格”，筆走游蛇似閃電。

　　對于米芾的“晉人格”，他僅僅只是停留在“集古字”上面，不知在他心中是否也有羨慕嫉妒恨？(責編：李禹默)

　　備注：懷素晚年患有“風疾”，可能是“類風濕”，或者是“風濕性關節炎”。他拿筆的時候，有強烈的疼痛感。他留下的《小草千字文》，用筆如“冬樹枯柴”，只能當作苦行僧，信筆的“寒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