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福壽喜慶白玉洗

清乾隆 白玉筆筒

清乾隆 白玉筆筒

　　臺灣  華慈祥

　　北宋雍熙三年(986年)，書法家蘇易簡(957～995年)的《文房四譜》匯輯成書。該書計5卷，凡“筆譜”2卷、“硯譜”“紙譜”“墨譜”各1卷。這是“文房”二字較早用于書名。“文房”一詞最早出現于南北朝，見《梁書·江革傳》：“此段雍府妙選英材，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南史·趙知禮蔡景歷等傳論》：“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此乃宋齊之初傅亮、王儉之職。”此時的文房是指官府掌管文書之職。“文房”一詞真正表達文人書房之意開始于唐朝，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云：“文房長遣閉，經肆未曾鋪”，此處的文房便是文人揮灑筆墨，恣意性情的場所。到了宋代，“文房”才專指文人書房。

　　在文房中，筆、墨、紙、硯是必備之物，文房除此“四寶”之外，還有許多輔助書寫工具，如水注、水盂、筆洗、筆架、筆筒、墨床、臂擱等，這些文具稱為文房清玩或文房清供、文房用具。除了文房四寶和文具，還有一些是與文人文房生活休戚相關的用品與陳設器，如印章、茶具、香爐、古琴、家具以及竹木牙角玉等各類文房陳設。林林總總的文房四寶與文房清玩即構成文人筆耕丹青之必要條件，同時也營造出品味獨具的文人生活和高潔雅逸的書齋情趣。

　　一、文房四寶發展略述

　　筆、墨、紙、硯是中國傳統的書寫工具，是中國古代先民的偉大創造，對發展中國文化，傳播中華文明貢獻極大。

　　筆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代，史前陶器上可覓到用筆的跡象。商周的甲骨文、金文等都是用筆書寫的。目前發現最早的筆是戰國的竹筆，秦朝蒙恬對筆的制造進行了改進，漢代的筆已有了裝飾，唐代盛行雞距筆，鋒短如雞距，毫芒犀利勁健。唐宋時期，制筆的中心在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市，稱“宣筆”，是用兔毫做成的紫毫筆，此時，最為著名的宣筆筆工為諸葛氏，所制“無心散卓筆”，根基堅固，久用不散。元代，浙江湖州的制筆業異軍突起，以羊毫筆最顯功力，修削整齊，鋒穎尖利，遂取代宣筆，成為筆中新貴，湖筆成為后世筆之主流。明清時期，制筆在工藝上不但講究實用，且更注意裝飾。隨著書畫藝術的發展，作為工具的毛筆制作也發展到鼎盛時期，筆桿的選擇更為豐富，除了竹，兼有玉、瓷、漆、琺瑯、象牙等。筆桿的裝飾也是雕鏤描繪，各盡其妙。

清御制義心殿用雕毛筆

清御制義心殿用雕毛筆

　　中國人工制墨始于漢代。之前，用天然墨或半天然墨作書寫材料。漢至唐后期，制墨業集中于北方，當時已創制出質地精良的松煙墨。安史之亂后，北地一批制墨名手遷至安徽徽州，開始徽墨稱雄墨業的歷史。明清，徽墨的生產達其鼎盛。明代，出現了以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為代表的歙派，墨品典雅高潔；以汪中山、邵格之為代表的休寧派，所制油煙墨頗負盛名，墨品華麗精致。程君房、方于魯各著有《程氏墨苑》《方氏墨譜》墨史巨作傳世，是文人制墨之實踐者。清代，曹素功、汪近圣、汪節庵、胡開文四家制墨世代相承，盛名遠揚，后人稱作“四大墨家”。此時，墨的品類眾多：貢墨、御墨、色墨、自制墨、集錦墨等各有千秋。

　　紙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從最初質地粗糙的麻紙到后世“薄、輕、韌、軟、細、白”的宣紙，是隨著中國科學技術的進步而嬗變的。迄今發現最早的紙是西漢早期的放馬灘麻紙。東漢蔡倫發明了用樹皮、麻頭、破布、魚網造紙，是真正的植物纖維紙，史稱“蔡侯紙”。此后至唐，又有藤紙、苔紙、竹紙等紙品問世，但書寫則以麻紙為主，傳世的此期紙制品以經卷為多。唐宋時期，造紙業十分昌盛，出現了“薛濤箋”“謝公箋”“澄心堂紙”“金粟山藏經紙”等名紙佳品。明清，紙的品種不斷增多，尤其是宣紙生產技術達到高潮，用施膠、加礬、染色、涂蠟、砑光、灑金、印花等工藝制成的各色加工紙，或富麗堂皇，或雅致怡情。

　　陜西臨潼姜寨仰紹文化遺址出土一套用陶器彩繪的研磨器具是硯的前身，湖北云夢雅虎地秦墓出土的石硯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書寫硯。漢代以石硯為多，陶、漆、銅硯也有發現，圓形三足有蓋石硯最具雄健之風。魏晉南北朝，瓷硯漸興，三足、五足、多足硯是此時的主要硯形。唐代，由多足硯演變成的辟雍硯較為流行，另一種多見的箕形硯到宋代發展為抄手硯。明清，硯的形制、雕琢更為多樣，成為集繪畫、書法、詩文、雕刻于一體的文房珍品。此時，文人雅士參與制硯、刻銘已成為一種風尚，為硯史平添幾多雅趣與逸事。在硯材上，石硯最為常見，材質出眾者推“端、歙、洮河、澄泥”四大名硯。除此之外，其他質地的硯品亦有生產，如陶、瓷、玉、磚、瓦、漆、水晶、瑪瑙、翡翠等。

　　二、文房清玩發展略述

　　(一)文房清玩的孕育

　　新石器時代至魏晉南北朝的文房清玩尚處于萌發狀態，這一時期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新石器時代至秦，文房清玩處于萌發狀態；第二階段是從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文房清玩已有零星出現。

　　第一階段，非專門的文房清玩，或者說文房清玩的祖形，已經產生。

　　文房清玩是隨著書寫的出現而慢慢誕生的。新石器時代至秦，由于此時的陶器、甲骨和簡帛上留有用筆描繪的紋樣和書寫文字的跡象，故筆的存在是確定的。筆在用后一定要經水洗，方能重復使用；而在研磨礦物顏料和書寫用的石墨時需要加水，故浣筆用具和注水用具作為筆使用時的必備器皿，也一定會有。但此類用具與后世文房中的專門用具——文房清玩還有區別。浣筆、注水的功能是有某種水器兼有的，如陶盂，新石器時代至秦時期就有較多出土。新石器時代的山東城子崖龍山文化有泥質灰陶盂出現；甘肅崇信出土的戰國時期的秦墓中也有一件陶盂，敞口、假圈足，內底有陰文“市”戳記。此類陶盂的用途是貯水，故研磨時用來注水，浣筆時充作筆洗也是可以的。

清康熙 顧玨款竹林七賢圖竹雕筆筒

清康熙 張希黃款竹雕留青山水紋臂擱

　　除了陶盂這類文房清玩的祖形外，商周時期，由于調和朱砂等礦物顏料的需要，出現了玉制調色器，這些調色器制作精細，可能具有某種禮器的意味，當然，也可以看作是特殊條件下產生的文房清玩。如商代殷墟婦好墓出土有玉調色盤，盤呈方形，似鏟狀，盤底殘留朱砂痕跡，盤后端雕琢一雙對稱的鸚鵡。河南洛陽龐家溝出土有西周早期臥牛形玉調色器，牛首前伸，四肢屈伏，牛身作方形，背部寬平，上有4個圓孔，可供調色之用。此器從紋飾看，具有商代特征，但向上彎曲挑起的臣字眼角已是西周風格，因而這是一件由商向西周玉雕風格轉變的玉器。

　　除了彩繪紋樣專用的調色器和兼用的陶盂外，這一時期的文房清玩并無別例。

　　第二階段，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文房清玩已有零星出現。

　　從歷史文獻來看，這一時期已有若干史籍記載文房清玩。如西晉葛洪《西京雜記》云：“晉靈公塜……其余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廣川)王取以為書滴。”廣川王盜墓得到了玉蟾蜍，改制為書滴，即硯滴。南朝梁吳均的《筆格賦》云：“幽山之桂樹……翦其匡條，為此筆格……若九疑(山名，在湖南)之爭出。長對座而銜煙，永臨窗而儲筆”。此賦道出了筆格的材質(桂樹枝條)、形狀(若九疑之爭出——山峰形)和功能(儲筆)。另外，南北朝徐陵撰寫的《玉臺新詠集序》提到了筆床。

　　這一階段，文房清玩的實物有零星出現，傳世和出土的都有一些，為水盂、水注等注水用具。材質有陶、瓷、玉、銅等。

　　另外，漢至魏晉，有一類辟邪形的圓雕動物，見有銅、玉質，一般作昂首挺胸、張口露齒狀，身上飾有飛翼。后人有將其歸為鎮紙一類。但此物應該是席鎮而非鎮紙之用。據西晉葛洪《西京雜記》云：昭陽殿的白象牙簟(diàn，竹席)上“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這4件玉鎮是用來鎮昭陽殿上的白象牙席的。鎮紙在漢魏時期不大可能出現，因為當時紙張尚未大量進入書寫領域，公私文書多用簡牘，不可能有鎮紙產生。

　　(二)文房清玩的漸盛

　　唐宋元時期文房清玩進入了逐漸興盛的發展階段。這是因為文房清玩的總量在這一時期有了長足的進步，已較為全面地登上歷史舞臺。而文房清玩的大量出現同文人階層的產生有關。文人階層的興起源于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始于隋而盛于唐，是由朝廷統一主持的全國性考試制度，用于選拔官員。但科舉考試每年全國只錄取30人左右，使得大批文人閑置。文人與官僚合而為一的現象開始分解，逐漸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人階層。退隱山林或閑居都市的文人墨客無望于仕途，遂開始尋求自己的精神家園。其中，遣興于筆墨文章是多數文人的一生寄托。如此，與筆墨情趣不可分離的文房清玩帶著文人的情懷大量出現。而唐宋元時期書畫藝術的興盛，也大大促進了輔助書寫、繪畫的文房清玩的發展。這是唐宋元文房清玩逐漸興盛的歷史背景。

　　有關歷史文獻對此期的文房清玩也有較多記載。如《唐書·陸龜蒙傳》記有筆床。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詳細記錄了各類文房用品，分成11個章節加以描述，其中有專文描寫硯匣、研屏、筆格、水滴等。宋周密《云煙過眼錄卷》也記有硯滴、靈壁硯山、古玉筆格。宋林洪《文房圖贊》和元羅先登、樊士寬的《續文房圖贊》中，也羅列了各種文房用品，并且按照唐韓愈在《毛穎傳》中給文房四寶賜姓名和官銜的舊例，也賜姓名和官銜于文房清玩。如水中丞是水盂的官銜，姓水，名潛，字仲含，號玉蜍老翁；筆山稱石架閣，名卓，字汝格，號小山真隱；鎮尺叫邊都護，名鎮，字叔重，號如石靜君；竺秘閣是臂擱，名馮，字可馮，號無弦居士；印書記指印章，名篆，字手章，號明信公子，等等。以姓名字型大小點出文房清玩的外形和個性，用官銜表明他們的司職與功能，充分說明宋人對文房清玩的熟知程度。唐宋詩詞中有很多贊美文房清玩的內容。唐皎然《送裴秀才往會稽山讀書》詩：“硯滴穿池小，書衣種楮多。”唐杜甫《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詩：“筆架沾窗雨，書簽映隙曛。”宋陸游《不睡》詩提到了蟾蜍形硯滴，詩云：“水冷硯蟾初薄凍，火殘香鴨尚微煙。”

　　從出土的文房實物來看，也可說明唐宋元時期文房清玩的狀況。出土的文房實物各地有顯著增加，浙江衢(qú)州南宋咸淳年間(1265～1274年)史繩祖墓出土有青玉筆格、水晶筆格、白玉兔形鎮紙、玉荷葉形洗(考古報告稱“杯”，但從敞口的形狀與同其他文具共出的情況看，應是筆洗)。這些出土的玉文具呈現出某種組合，反映了此一時期文房清玩興盛的態勢。

　　唐宋元時期出土和傳世的文房實物較之漢晉有顯著增加，除了前期已有的注水用具外，新增了浣筆用具和鎮紙用具等，如筆洗、鎮紙。文房清玩的材質也更為多樣，陶瓷、石、銅、玉、瑪瑙、水晶等皆列入文房清玩的名目。

　　(三)文房清玩的高潮

　　經歷了先秦至漢晉的萌動期，唐宋元的漸盛期，文房清玩的發展在明清(特別是明中期至清中期)之際進入了高潮期。水盂、硯滴、筆洗、筆筒、筆格、墨床、鎮紙、臂擱、印盒等等文房清玩在文房書案上各占一角，各司其職，營造出雅致怡情的文房意趣。文房清玩在品類、材質、形制等方面的成就，令前代無可企及，而后世也只能自嘆不如。

　　文房清玩的繁榮昌盛與明清之際社會經濟文化的背景休戚相關。

　　明清時期，城市經濟高度繁榮，市民、文士階層迅速擴大，對書齋中的文房清玩需求也日益增強。同時，隨著封建人身束縛關系的普遍減弱，手工業工匠的身份與地位有了相應的提高，這極大提高了工匠的藝術創造能力。

　　而此時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理想的生活情調和精神境界是臻于“閑、靜、幽、雅、逸”之意境，追求離塵脫俗，雅致高遠。其文化模式就是以尋訪清雅為主。文房清玩固有典雅高潔之氣質，與文人之情趣、書齋之氛圍契合，為文人所雅好在情理之中。而中國傳統社會中，文人士大夫往往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文化主流，他們無法擺脫時代的局限，但是同時又對社會趨向、喜好起到了引導的作用。文士群體對文房清玩的嗜好同樣也會指引社會風尚。同時，皇室也青睞之，如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魯王朱檀墓中出土有不少文房清玩，有碧玉筆格、水晶獸水盂、水晶鹿鎮紙、玉荷葉形筆洗等。喜文嗜古的乾隆皇帝對文房清玩也是情有獨鐘，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乾隆時期的瓷質小文玩、掐絲琺瑯龍紋文房清玩和雕漆文房清玩、旅行用文具箱等，都是成套制作的。由于帝王與文士的喜好，文房清玩遂大行其道。

　　另外一個客觀的因素是文房四寶在明代得到了大發展。以硯墨為例，宋元時期的硯還是以實用為主，到了明代，硯發生了許多變化，逐漸脫離實用的束縛，成為一種藝術與適用兼有的工藝美術品。而制墨業在明代，特別是明代中葉以后出現了新的局面，墨進入了商品生產行列。當時的制墨中心徽州，墨肆林立，名家輩出，形成制墨業上的歙派和休寧派。文房四寶在明代完成了由實用向藝術欣賞與實用功能相結合的轉變，這對文房清玩的繁榮起到了大大的推動作用。

　　明清的許多文獻對文房清玩也有大量記載。比較集中講述的有：明屠隆《文房器具箋》提到的器具有筆格、筆船、筆洗、水注、印色池(印盒)、鎮紙等等數十種；明文震亨《長物志卷七》之器具篇言及筆格，筆床、筆屏、筆筒、筆船、筆洗、筆覘(chān)、水中丞、水注、秘閣(臂擱)、鎮紙、壓尺、印色池等；明高濂《遵生八箋》中的燕閑清賞箋有論文房器具篇，對文具匣、研匣、筆格、筆床、筆屏、水注、筆洗、水中丞、研山、印色池、鎮紙、圖書匣、臂擱、筆覘、墨匣、筆船等都有專文論述。根據文獻，明代琢玉名家陸子剛也制作過不少玉文具，所制水中丞“碾獸面錦地，與古尊類同，亦佳器也”；又有“白玉辟邪，中空貯水(也是水盂)，上嵌青綠石片，法古蕉形，滑熟可愛”；另“做周身連蓋滾螭白玉印池(印盒)，工致侔(móu，相等)古，近多效制”。清乾隆帝的御制詩中也有大量的詩篇贊譽文房清玩，如“詠鳥玉筆筒”“詠和田玉荷葉洗”等等。

　　明清文房清玩的實物更是豐富多彩，無論在品類、材質和制作上都遠勝于前代。筆筒、筆舔、鎮尺、印盒、臂擱、硯屏相繼問世(某些品類在前代文獻中有記載，但不見實物)，極大地豐富了文房清玩的品類，也使各項協助工具更為完備。陶瓷、竹木、翡翠、象牙、瑪瑙、水晶、金銀、琺瑯、石、銅、鐵、玉、漆等等各種材質都被用來制作各款文房珍品，材質的個性在書齋中得到張揚：竹木的清新高潔、金銀的雍容富貴、琺瑯的華麗多彩、玉的典雅溫潤和銅的古樸沉著或者互相映襯，或者以單一質地獨自發揚。而在制作上更是精益求精，在造型、色彩、紋飾諸方面非前人所及。

　　這些文房清玩與中國文人長相廝守，創造出精致、儒雅的書齋文化。由于中國文人長久以來浸淫于儒、道、釋哲學思想與文化理念，理想的生活情調和精神境界是臻于“閑、靜、幽、雅、逸”之人生意境，追求離塵脫俗，雅致高遠。文人世界的古物遺珍便是他們的心靈物語，反映了淡泊清遠的人文氣質，表現了文人高雅的藝術情趣和古代匠師絕妙的工藝水準，由此詮釋出文人世界中的文化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