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一組唐代壁畫

　　庚寅暮秋，應友人之邀，去日本福岡一家書畫藝術學校講學。逗留期間，課余多暇，時常去市區的古董店轉轉。游覽釋懷外，當然也存在某種渺茫的念頭：希望能見到流入東瀛的一些中華古代書畫。

　　福岡市是九州島最大的城市，自古以來同中國交往密切。1784年，在福岡市北部的志賀島，曾出土了一方由后漢光武帝劉秀親授的金質“漢委奴國王”印，是最早受大陸文化影響的日本城市之一。因此，這里帶有中華文化色彩的歷史遺存和流入的中國文物，尤盛于日本的其他城市。

　　福岡做古董生意的商家，多集中在天神和博多地區，其規模與中國古董店相近，但店面、招牌各異，有稱“某某堂”、“某某居”、“某某店”的，也有在“堂、居”的前后加標“文化舊貨”字樣的;還有常見的一種招牌，即“某某古美術店”。福岡這些古董店給我的印象，大多規模不大而存貨過多，不同時期、不同國度的“文化舊貨”，林林總總、密密層層地堆放在條案或架子上，給人以擁擠之感。可惜古董雖多，珍品卻寥寥，所以來這里的游客，多以瀏覽觀光為目的。不過，也有例外，如一次在博多區一家古美術店里，筆者意外寓目了一組唐代的美術作品。

　　這家古美術店以售賣古舊書畫為主，店面狹小，四壁排列著高高的架子，上面堆放著大約幾千件歐、亞地區的古舊書畫，其中當然以日本畫為多。其中中國畫也不少，但以近現代、小名頭作者作品為主;細看看也有題簽標為宋元古畫的，當然絕大多數是仿品。店主是位干瘦的老者，看去年逾七旬，通漢語，與中國顧客能做簡單的交流。他見我對兩軸姚華(茫父)用穎拓法畫的佛像感興趣，便在架子上抽出幾幅民國時期京派書畫家的作品，推薦給我。后來，他又從里屋搬出一組(10幅)壁畫，說是唐代的，來自中國，“拜托”我給確認一下。

　　壁畫均裝在鏡框內，每幅畫心大約縱近100厘米，闊近60厘米，畫面內容為佛教人物，每幅一位;10幅獨立分裝，規格同大，分別為觀世音菩薩、脅侍菩薩、供養菩薩和伎樂飛天。從品相看，這些壁畫保存較好，雖然因時代久遠畫面有局部磨損，巖彩發生一些次生結晶變化而略顯斑駁，但線條清晰，色彩明麗，仍不失當日風神!壁畫揭取也比較成功，雖有微裂小傷，整體上畫面未損。另外，看壁畫背面，青磚的印跡儼然，可推知這些壁畫是附著在磚墻墻體上的。

　　10幅壁畫可分為尊像(觀世音菩薩)一幅，脅侍菩薩(文殊、普賢菩薩)兩幅，舞蹈供養菩薩六幅，伎樂飛天一幅。其中觀世音菩薩女相女身，頭后圓光，頭上罩天蓋、戴寶冠，冠中飾一化佛，瓔珞遍披，服飾華貴，一手下垂提凈瓶，一手上揚執柳枝，神態雍容，赤足踏蓮，端然佇立。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均為男相男身(文殊上唇有須)，頭后圓光，上身赤裸，下身裙褲，胸前飾瓔珞，臂腕分飾釧、鐲;二脅侍菩薩作胡騰舞之姿：皆赤足，文殊踩花氈，普賢踏地舞，皆單足立地，側首扭胯，舉臂提腳，展臂揮巾，飄帶飛揚。六幅舞蹈供養菩薩均為女相女身，個個高發金冠，上身或赤裸、或半裸，或著羽衣，下身為各色裙褲，束帶披巾，胸前有項飾，臂腕有釧鐲，體形苗條，面相秀氣，神情含蓄;皆赤足踏地作胡旋舞：或蹲、或踏、或跳、或騰、或托掌、或提襟，展臂勾手，裙擺飄逸，彩帶翩翩，各自呈現出舞者旋轉的瞬間姿態。伎樂飛天的衣飾與供養菩薩相同，只是更為緊身透體，輕盈飄逸;畫面人物自天際云端，御風而來，衣帶飄飛，作揚臂撒花之狀。

　　這組佛教人物壁畫的內容和繪畫技法，與敦煌壁畫中盛唐時期的伎樂天壁畫有相近之處，但又不無小異和高下之分。這組壁畫不僅人物服飾、舞姿略有不同，特別在線描技法上更勝一籌：畫家在物體形態中擷取神髓，以圓渾流暢的“莼菜條”表現豐潤的肌膚，以變化豐富的“蘭葉描”繪寫衣紋，以流暢、遒勁、雄放的線描，把人物身姿及衣紋的高、側、深、斜、卷、折、飄、舉，表現得既準確傳神，又洋溢著節奏和韻律之美。如果從線描技法的純熟簡練方面看，包括敦煌壁畫中伎樂天以及歷年陜、洛地區出土的唐代壁畫在內，同這組佛教人物壁畫比較，無疑都應略遜其一籌。

　　這是一千多年前中國繪畫藝術的巔峰之作，是足以令人駭目驚心、目眩神迷的華夏奇珍!它是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被發現揭取，又是在什么時間流入到海外?老店主可能有所忌諱，回答我的疑問時有些吞吐，說了好一會，僅了解了個大概：數年前，在河南洛陽地區的一些人(盜墓者)，在當地發現了一座久已盜空的唐代墓葬(也可能是塔基)，這組壁畫便出自這座墓葬。后來，有人以貨運的方法，用集裝箱運到日本出售，輾轉流離，最后售給福岡這家古美術店。店主說，他很喜歡這些壁畫，想自己收藏。應筆者再三請求，店主同意拍照以存資料，我便用手機拍下了這10幅珍貴的壁畫。

　　回國后，細讀這10幅流落海外的珍貴壁畫，又翻檢了一些相關的資料，感到這些壁畫產生的年代及藝術特點，和文獻中記載的盛唐時期杰出畫家、有“畫圣”之稱的吳道子的畫風，十分吻合、相似。今天，即使沒有辦法確認其就是出自“畫圣”之手，但說它是影響、流傳了千載的“吳家樣”畫派作品的代表之作，則是毫無疑義的。

　　吳道子(約680—759)，中國唐代第一大畫家，被后世尊稱為“畫圣”，被民間畫工尊為祖師，畫史尊稱“吳生”。他是河南陽翟(今河南省禹州)人，大約生于唐高宗朝(約685年左右)，卒于唐肅宗朝(約758年左右)。道子少孤，相傳曾學書于張旭、賀知章，未成，乃改習繪畫。他曾在韋嗣立幕中當大吏，做過兗州暇丘(今山東兗州)縣尉。漫游洛陽時，唐玄宗聞其名，賜名道玄，任以內教博士官，在宮廷作畫，后官至寧王府友。據載他曾于長安、洛陽兩地寺觀中繪制壁畫多達300余堵，畫面奇蹤怪狀，無一雷同;他的作品早年行筆細密，中年雄放遒勁，線條有運動感，點畫有“筆不周而意周”之妙。吳道子的繪畫注重線條的運用，他的線條一向富有運動感和強烈的節奏感，注意整個畫面氣氛的統一，所畫人物衣褶飄舉，線條遒勁，人稱“莼菜條”描，具有天衣飛揚、滿壁風動的效果，被概括為“吳帶當風”。他還于焦墨線條中，略施淡彩，世稱“吳裝”。他作畫線條簡練，“筆才一二，象已應焉”，有“疏體”之稱。在唐代，吳道子獨創的宗教人物繪畫樣式，稱為“吳家樣”，是此前張僧繇開創的“張家樣”以后的一種新的、更成熟的中國佛教美術的樣式。

　　歷代畫史都對其評價甚高，關于他的寺觀道釋人物壁畫，唐代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說：“圖畫墻壁，凡三百余間。變相人物，奇縱異狀，無有同者。上都興唐寺，御德金剛院，妙跡為多，并有自題經文。慈恩寺塔前文殊普賢，西面庶下‘降魔’、‘盤龍’等壁及趙景公地獄壁，帝釋、梵王、龍神。永壽寺中三門兩神，及諸道觀寺院不可勝記，皆妙絕一時。”還記述吳道子畫“圓光”，“皆不用尺度規畫，一筆而成……立筆揮掃，勢若風旋，皆謂之神助。”

　　唐代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說吳道子作畫：“彎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數仞之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脈連結，過于僧繇矣....。。筆才一二，象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唐代段成式在《京洛寺塔記》中說：“吳生畫龍及金剛天王須，筆跡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竊私語。”又說：“長安菩提寺佛殿內維摩變中舍利佛轉眼看人。”詩人杜甫看了吳道子在洛陽城北玄元廟的壁畫《五帝千官圖》，感慨地寫下了：“畫手看前輩，吳生獨擅揚。森羅移地軸，絕妙動宮墻。五圣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旗盡飛揚”的詩句。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蘇東坡為史全叔收藏的吳道子的畫寫的題跋中，高度評價吳道子的繪畫成就：“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學，百工之于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邪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謂游刃余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予于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于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其實，蘇東坡也收藏有吳道子的佛畫，米芾《畫史》記載：“蘇子瞻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老公十余人。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論吳生設色》曾記：“嘗觀(吳道子)所畫墻壁卷軸，落筆雄勁而敷彩簡淡;或有墻壁間設色重處，多是后人裝飾。至今畫家有輕拂丹青者，謂之‘吳裝’(夾注：雕塑之像，亦有吳裝)。”南宋董卣在其所撰《廣川面跋》中說：“吳生畫人物如塑，旁見周視，蓋四面可意會，其筆跡，圓細如銅絲縈盤，朱粉厚薄，皆見骨高下而肉起陷處，此其自有得者。”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遺憾的是，這位被譽為“百代畫圣”的作品可能一件也沒有流傳下來，至今所見者絕大多數為傳本或仿作。現存海外的這一組歷盡滄桑、碩果僅存、極具“吳家樣”特點的唐代壁畫，是否能確認為畫圣真跡?當然需要做大量考證工作后才能定論;而如何保護好這組壁畫，并使它早日平安歸國，更是華夏子孫的當務之急。行文至此，忽憶及此事距今已過四載，而國寶仍在異鄉，思之不禁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