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　淇
    我這一生，也和繪畫結下不解之緣。
    這個“也”，說明我另有不解之緣——文學。
少時雖早慧，卻學有偏門，數理化功課一塌糊涂，不得已，只能進私立的蘇州美專    滬校。我家住浦東，每日擺渡到四川路上的企業大樓的畫室，畫全中國最標準的石膏像。那一批西方古典雕塑名作石膏像，是校長顏文樑先生從法國購買裝箱搭郵船運回國的，據說直接從原作翻制，比較接近原作吧？近讀詩人邵洵美的旅法隨筆中記載，在巴黎萬花樓斜對面就有一個賣石膏像的鋪子，凡盧佛宮陳列的希臘羅馬著名的雕塑均有售，他就曾訂購了《伏爾泰》像等名作，準備捐贈國內的藝術學校，惜運貨船在蘇伊士運河口起了火，不明不白地“石沉大海”了。于是，顏先生運回的成國內獨一無二的了。其時戰亂頻仍，為保護這些寶物，文樑先生費盡心機，分批存放，一部份隨他定居上海，另辦蘇州美專滬校安置。那“大衛”頭像、“斷臂維納斯”、“酒神”、“皇后”，都是我們朝夕摹寫的素描模特兒。因石膏年久泛黃，反而多了層次，“大衛”的卷發和唇鼻的細部結構，內容豐富極了，我學畫之初，便受到了世界優秀文化的洗禮，樂何如之!
    滬校畫室長期懸掛的是顏文樑先生的早期作品《埃菲爾鐵塔》，有時掛一陣他歐游的其他小幅油畫，使用小筆觸點彩，深受當時風靡歐洲的印象派莫奈的影響。顏老日后所著《色彩學》，也是前期印象派光色譜基本原理的衍變。我曾和同學到校長滬上石庫門老屋拜訪，記得畫室在廂房，靠天井的光線顯得幽暗昏朦。顏老始終在勤奮作畫，架上的油畫尺幅都不大，上第一遍顏色全部點彩，如果就這樣拿出去展覽，倒不失為一幅有個性的好作品，可惜第二遍他就把棱角磨光了，到最后使用勾筋毛筆代替最小號的油畫筆，成為蘇州產的清末民初工筆風景的油畫化。
    解放以后抓教育，蘇州美專滬校便令撤并到蘇州滄浪亭總校，顏文樑先生僅掛名不去講學了，他的那些畫也幾乎看不到了。滄浪亭門前有一條小河，就是沈三白《浮生六記》中寫的森森然放河燈的地方；院內秋桂銀杏，崗阜假石，亭榭廳軒，可謂姑蘇園林最佳勝跡；尤其是河畔草地后另筑羅馬式有臺階圓柱的素描室，在中國美術史上應留下輝煌的一筆。可惜教學思想混亂，師資差強人意。不久，又經院系調整，合為設在無錫校址的華東藝專，更加每況愈下。我和上海美專的幾位同窗好友，覺得學院空氣令人窒息，“偽學院派”扼殺創造生機，遂返滬復投“藝術叛徒”劉海粟大師門下，“海廬”成為我五十年代經常朝拜的“圣殿”。在那里，我讀到他從巴黎帶回來的和原作尺寸接近的印刷品，一幅幅裱在紙板上，若鑲配鏡框懸掛起來，幾可以亂真。在康有為手書“存天閣”匾額的底下，我讀到了凡高的最后的作品《麥田上空的烏鴉》，那黃與紫原色的強烈對比造成的視覺沖激力，幾乎使我昏厥！狂野的筆觸，疾舞似飚風，沖擊畫面直擊我心靈，這就是表現主義!開后繼德國表現主義先風的“前無古人”的狂徒！還有一位至今在中國不大有人提到的法國現實主義畫家杜米埃，他的油畫藝術的恒久性勝過諷刺版畫，大塊面，大筆觸，厚涂得色彩層層疊積，多變又統一在暖灰調子中，凸現唐吉訶德和潘查概括的造型；杜米埃不同于十九世紀的任何流派，具有“前衛”的創新意識。在“海廬”、“存天閣”，我學習了后期印象派和劉大師本人的油畫大寫意——將畫布當宣紙，普藍勾線，填色濃重；“厚實”和“力道”是他的美學追求。他告訴我：中國的大寫意和西方現代派可兼收并蓄，終將漸趨一致的。
如果說，顏文樑大師和他的石膏像，教紿我美術基礎的第一課，那末，在“海廬”，我上了第二堂終身受益的藝術教育課。
    這第三堂課，應該說是林風眠大師傳授給我的。我有幸夾雜在林先生寥寥幾個年輕的弟子中間，因為其中二位是我蘇州美專的同學，故得以出入南昌路林風眠寓所——一棟并不豪華的簡靜可居的樓房，其時林的法國夫人和女兒已定居巴西，他孑然一身，獨處藝術世界的中心，猶如一位苦行僧，摒絕塵囂，端坐“蓮座”，我們的造訪，方使他的嘴角綻露笑意，畫室有了青春活氣。但他已習慣于沉默，只聽弟子們說東道西，微笑著從不插話，從不滔滔不絕地講什么畫理，要說的都在畫里，若無悟性，說也無用。有一次，我摹仿畢加索和勃拉克，折疊零售得的《法蘭西文學報》和一塊深藍的緞布，拼貼成立體派靜物，不敢當面拿去請林先生指點，托朋友到林寓時送去，取回后她轉達說，林先生只有一句話：“蠻聰明的。”還要說什么呢?幾個字已經夠了！
    畫桌上擺滿了普通的小瓶廣告色，加上筆墨、水盂，顯得有點凌亂；案面只宜創作林風眠式的四四方方的構圖，由中間向四角延伸，填得滿滿的。壁間懸掛自燒的變形仕女的彩陶瓷盤畫——圓和橢圓的瓷盤，一畫魚，一畫花；魚取漢磚造型，釉下刀劃陰刻，光澤如虹，紙或布達不到這種效果。除此而外，還掛著一幅他的學生趙無極的早期油畫肖像作品，畫的是女兒蒂娜，稍稍變形，但不同于莫迪格里安尼的拉長脖頸，著重單純的色與線，白襯領用大筆觸厚顏料強調，猶如柔曼抒情小曲的高音煞尾。還看到一幅趙無極的油畫小品，畫一枝梅花插在玻璃杯里，完全用中國畫的線來表現，頗具東方神韻。西方現代藝術受中國畫、日本畫的影響，畫面上出現了線，有的線甚至游離于物的邊緣，成為抽象的獨立的情感表達。劉海粟的女弟子潘玉良用線，早期的趙無極以及留法的常玉等人都懂得用線，三十年代的“決瀾社”成員的畫風，也都在初試現代新派畫的中國化。有一天，林先生高興，像特地請我們吃小灶似的，取出十幾張已經托裱在紙板上的實驗性作品給我們欣賞，有靜物，有風景，有戲曲人物畫。我特別記得有一幅立體派山水構成，重疊的三角形和松樹的線條分割，比塞尚的團塊更加完整，這幅畫，在以后出版的《林風眠全集》中不曾見到，估計是“文革”“紅色恐怖”中被自己銷毀的一批畫中的一張杰作。晚年到香港自由作畫，畫出像《噩夢》、《人生百態》系列、《基督》……抵達大師一生藝術的頂峰，充滿了一位老人夢魘般痛苦的回憶，帶有“超現實”的心靈真實，其對人類的超驗的“存在”詰問，較之西方聲明赫赫的德國表現主義者蒙克深刻得多；可與俄羅斯夢游者夏加爾、欲望的畢加索媲美。這些畫在那時是看不到的，我所能看到的，除了上述十幾張實驗畫外，便是贈人應酬的水墨飛鶩、西湖小景、仙鶴禽鳥、魚鷹孤舟……倒是至今仍贏得大家的喜愛。
    林風眠那時已脫離杭州國立藝專，院系調整時改為浙江美術學院已和他無關。蘇州美專和上海美專合并為華東藝專，后又合為南京藝術學院。我的同學和朋友僅局限在蘇州美專和上海美專少數的幾個。上海美專的沈君振之和我過從甚密。振之聽中國畫課，師從關良先生、汪聲遠先生，我亦隨之得到點撥。汪老擅山水，功底深厚，每寫長卷，千丘萬壑，盡趨筆下。振之曾得其課徒長卷，我亦分得另紙數尺。汪老崇尚清湘大滌子，又上追荊、關；渾厚如黃賓虹。然以授道傳業為重，作品留下很少，故湮沒無聞于世。振之又隨李仲乾先生習書法。仲乾老乃清道人李瑞清嫡傳，課徒《石門頌》入手，將碑寫成字帖，點劃撇捺，清晰可摹，振之轉贈我若干頁，至今我尚留存。最要緊的是我由振之引見，得識關良先生，使我上了第四堂精彩的藝術教育課。關良是大師卻從不以大師自居，是老師卻從不好為人師；他訥于言，尤其在那時代，只畫畫卻不“說”畫，若逼到頭上談“創作體會”，他會“王顧左右而言他”，點不在自己的“穴位”上。其實他的畫可謂登峰造極，可惜至今仍識者寥寥。他的獨特的題材、獨特的繪畫語言——中國水墨戲曲人物畫，既是個性的，又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和林風老一樣，從宏觀世界現代美術史來考察，皆為耀眼的明星。還是同樣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的掌權的美術家識貨，出一套世界美術10人集，其中列中國關良的一集，和馬蒂斯、畢加索均享國際聲譽，但在國內卻認為他“不會畫畫”，連教初學者素描石膏模型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振之引我到關先生家，都是唱京劇的票友聚會。良公早年學過提琴，以拉京胡為主，很少“吊嗓子”。我對京劇完全外行，他們一曲又一曲唱得來勁，我正好一幅又一幅看得仔細。一次，關先生將他的油畫都拿出來讓我們觀摩，大都是不繃在內框上的油畫布。如今關良畫集中發表的油畫，當年我大部分都看到過。他不把自己的作品當回事，水墨戲畫，不吝贈親友弟子，手鬆得很。振之說：偶而碰到他正在作畫，鋪一張裁剩的宣紙，抓到魯迅先生寫字的“金不換”式的普通小楷，勾勒起來，運筆極慢，凝滯稚拙，幾與兒童鄰；因為兒童作畫也是運筆疏緩的。一慢二淡，畫面籠在水墨的銀灰色調中，然后“惜墨如金”、“惜色如金”，焦墨點睛，人物立刻表情生動，顧盼流轉；然后，著色簡約，如楊貴妃衣冠繽紛錦繡，僅染藤黃即夠。我藏有關先生一幅《專諸刺王僚》，專諸魚腹藏劍，托在手里的魚盤那一點紅，不知是大紅還是朱砂，或是朱砂雜大紅，鮮明極了!此幅作品和目前印制的畫集與全集中同類題材，構圖畫法并不相同，可見良公隨畫隨送掉的小幅戲畫，散失不在少數。我從他的戲畫中，悟到中國藝術的美學法則：虛擬與傳神；不似與抽象；以白計黑，以少勝多；大音希聲，大巧若拙……這應是中國藝術的最高境界。
經過這四堂課的修煉，在我“支邊”到內蒙古工作之前，應該說，我的藝術教育已經完成。但以上幾位大師都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我的社會環境和物質條件發生了變化，我必須適應嚴酷的現實生活，方能續走人生之路，于是關于那幾位大師和他們的作品我諱莫如深，轉換方向返回來研究俄羅斯巡回畫派：列賓、列維坦、科洛溫、賽洛夫直到一脈相承的“白俄”費申；羅馬尼亞格里高萊斯庫筆下的吉普賽少女和晚近巴巴的強烈筆觸……我的素描基礎和寫實能力，使我很快地接近他們，應用到“工作需要”中去，但我所從事的工作不允許我占有作架上油畫的畫室，長期住房尚且解決不了，哪有一角醞釀精神產品的私密空間可供馳騁?從住辦公室到土屋一間是一次“進步”，因土屋終究是家的私密空間，高更在塔希提還住的茅草屋呢!北方土屋，地爐燒茶，炕桌上鋪一張宣紙，不正可圓繪畫夢么?淚點化為墨點，大寫意一吐胸中塊壘。青藤、八大、虛谷、白石、賓虹、天壽……都是我的師長，數十年下來，漸漸也有了自己的面目。
    近三十年來，我找回自己的時間，找回自己的語言，找回自己的畫風。兩次歐游，印證和落實了大師們的啟迪。我們不能放棄繪畫的第一元素：色彩，生命尚須視象的愉悅，色彩的盛宴。我創新傳統中國畫，經和西方現代派碰撞，產生融合中西的新的繪畫語言，這也是先驅林風眠大師等實驗成功的，我命之曰：“東方表現主義”。我經年蟄居塞北，不論京華還是海上，畫壇及市場聲名赫赫成功者不在少數，我均不攀附，只管默默地畫，悄悄地藏，積百余幅之數，既暫不想辦個人畫展，又不亮相媒體，扮作“大師”，大吹大擂，更談不上購房置車，惟自得其樂以娛暮年而己。
    正如我出版個人文集一樣，出版畫冊是我的一個心愿。挨到年逾古稀才出第一本畫冊，此人大概不能算作有名望的畫家。即使如此，還得感謝出資贊助、策劃經營的朋友，但朋友之間，感謝的話就免了吧！
    乙丑新春正月于淇竹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