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厚宣教授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尚未到而立之年，正隨交通部水運研究所方仲甫先生、中央民族學院石鐘健教授研習中國海外交通史。當時，交給我的課題是“古代航海的導航技術研究”。幾年下來，雖有兩篇習作刊發，卻未能解決我國漢代之前的導航問題，以致不得不把著眼點放在搜尋更早的商周史料上。為此，當時的北京天文館名譽館長陳遵媯教授給我引薦了其好友胡厚宣教授。由此，給我開啟了研究古玉之緣。

　　那是1982年5月的一個周日上午，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叩響干面胡同惠羅圈11號4401室的房門。開門的是一位50歲左右的婦人(胡府傭人)，我說明是陳老薦來拜訪胡先生者，就見室內走出一位身材魁偉、慈眉善目的古稀老者，將我讓進左圖右史的客房。這是我第一次面見先生，也是我人生的新起點。

　　落座之后，我先向先生表達了敬仰之情，希望能成為弟子；又講述了研究中遇到的困難，請先生賜我所整理的有關殷人天文史料。先生聽后沉吟片刻，告訴我，“資料可提供給你，不過，不要急于寫文章，要不斷充實才好。航海天文的研究固然重要，終歸只是科技史中一分支。年輕人要從大處著眼，如中國古玉，歷代皆有，至今卻鮮有人作深入研究。此乃拓荒性工作，雖艱苦但翻一锨土就是一個新成果。如你有心于此，我可指導。”這對當時的我來說，好比以升量石，不過還是接受了提議，聽從教誨。先生顯得十分高興，接著說道：“你既研究古玉，我再給你起個新名。玉乃石之美者，就叫曲石，字貴春吧。”我再請先生賜教研究古玉的方法與內容，先生只叫我回去后“多讀古籍文獻，將其中有關玉器的名稱與用途摘錄在卡片上；同時，查閱有關考古發掘報告與通訊，摘錄所有出土古玉，并按年代作表、分類。待完成以后，自然就有內容和課題了”。臨別，先生一再叮囑，不許在別人面前稱是他的學生。從此，我便踏上了研究中國古玉之路。

　　按先生提出的要求，在當時條件下，想將浩如煙海的古籍文獻中涉及玉器的材料與半個多世紀以來全國出土的古玉材料摘錄完成，絕非易事。我并非出身書香門第，又身在工廠，不用說自家，就是單位的圖書館，也無一本我可用之書。去國家圖書館借閱，只有副高級職稱以上者才有資格辦理借書證。無奈，我只能憑工作證去現場查閱。那時，每到周日，我就帶上干糧、水杯，早早趕到柏林寺古籍、期刊分館。每次最多填3張借閱單，書提出后，逐篇逐句閱讀，凡有關玉器信息量少者，便當即作摘錄，多的也就是認為值得者才拿出抽頁復印。中午休息，只是在館內接杯開水，吃點面包，下午繼續查閱，直到閉館。就這樣寒來暑往，用了兩年多時間才基本完成這項基礎工作。雖然艱辛，甚至枯燥乏味，但通過這項工作，我不僅比較系統地掌握了古玉的文獻資料，還全面厘清了古玉出土概況。同時，對古代玉器的傳承、演變過程及其精深文化內涵有了深刻認識，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幾年中，由于平日上班，周日去圖書館，便很少去胡先生家。好在先生允我，如有問題可隨時給他打電話。當時，我也是而立之年的人了，可是給先生打電話從不多想，多數選在我方便的中午或晚上。每次先生都是耐心地聽，細致地講，從未有一點怠慢之情。現在回憶起來，當時不知擾了先生多少休息時間。特別是到了1985年，先生教我研究古玉的方法，“縱，以各歷史時期或朝代為綱；橫，則以同一時代的一地、一區域乃至全國為目”，認為殷商玉器的條件最為成熟，所以指導我第一篇古玉研究的論文題目即是《商代玉器》。該文經補充修改，曾三易其稿，1991年刊于《華夏考古》。

　　在治學方法上，先生教導我，“做學問，所用工具書、資料書不能依賴圖書館，盡可能備于案頭，尤其是常用典籍”。為此，我除了訂閱當時所有的考古歷史書刊，多數周日都去書店選購。一般先到琉璃廠的中國書店，再到王府井北大街的中華書局、五四大街文物出版社讀者服務部，偶爾還要去建國路的農業書店，最后趕至先生府上。每次先生除給我釋疑解惑之外，還會將當時所購圖書瀏覽一遍，告訴我圖書的史料價值或書中重點。幾乎每次先生都會挑一本我花錢最多的書留下，不是說他本人尚缺，就說是友人托為代購。臨走時先生就按書價的雙倍給我錢，笑稱跑腿費，叫我自己再去購買。很長時間我都沒有察覺異樣，直到一次先生臨時有事不在房中，我閑來無事起身隨意走動，不小心將墻角一堆物品上蓋著的報紙碰掉。當我撿起再蓋的時候，無意中一看最上邊的書正是兩周前先生留下的，再往下翻看，全是從我購買的書中所留，早的至少有半年之久。起身環顧房中，書柜林立，至此，我才恍然醒悟。想先生出身書香世家，治學多年，何缺此書？無非是想補貼我購書上的花銷。先生的良苦用心令我至今難以忘懷。

　　1986年以來，我常有論著刊發，有時我尚未收到，先生的祝賀電話就打來了，有時還要加些評語。到1991年，我的第一本專著《中國玉器時代》出版，并在新華社舉行了新聞發布會。與會者有出版社、新華社的領導和文博界的師友。特別是胡厚宣、賈蘭坡、史樹青、宋兆麟、陳志達等諸老的親臨，更增添了氣氛。會上，胡厚宣先生作了熱情的講話，第一句是“今天參加我的學生曲石專著的發布會非常高興”。我隨先生十年，這是先生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稱我是他的學生，也是我一生引以為榮的。不久，先生約我到府上，暢談之后，臨別，先生從抽屜里取出一個信封，交給我說，“好好保存，以后你會派上用場的”。回到家中，打開信封從中抽出兩頁宣紙，上面一橫一豎寫著《曲石古玉研究文選》，鈐有先生的白文印鑒。原來是先生的題簽。望著簽箋，物雖輕，卻承載著先生的一片深情厚望。

　　日月如梭，從拜識先生到如今已過了30多年。我從一個工人成長為小有成就的古玉研究者，而先生跨鶴也已十有八年。先生的教誨仍在耳畔，音容笑貌歷歷在目。每當憶起，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撫躬自問，有違于先生“既做窮儒，莫當富翁”之訓。好在今“文選”已整理成書，不久即可出版，了卻我多年的心愿，以此悼念先師胡厚宣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