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冷月《松崖懸瀑圖》

　　一幅繪畫作品除了其固有的藝術價值外，往往還蘊含著更大的史料價值。收藏一件藝術品，在欣賞之余，探尋其背后真實的故事，有時會得到莫大的收獲和驚喜，這才真正能體現收藏的意義和價值。先父陶冷月的《松崖懸瀑圖》就是個例證。

　　《松崖懸瀑圖》是先父繪于發箋上的一幅水墨畫，作品高41.8厘米，寬26.1厘米。畫面上一泓清泉淙淙下，兩株蒼虬崖頂占，幽幽山逕通亭榭，隱隱遠峰筆底現。左上題：劃然長笑驚破夢，碧云散盡山叢叢。冷月燈下戲作。鈐印“陶鏞”白文。右側題：辛未新春贈吉川先生正之，冷月陶鏞。鈐印“月”朱文。上款吉川先生即日本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先生。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中國文學研究家，尤以元雜劇研究、杜甫研究等方面的卓著成就而著稱。他是日本京都大學教授，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

　　吉川幸次郎在中學時代對中國文化就情有獨鐘，并開始學習漢語，他把父母所給月支的四分之一用來買中文書籍。1923年中學畢業后考入京都大學，入學前他孤身一人來到中國，在上海他去了東亞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又到蘇州、杭州、鎮江、南京等地旅游買書。在京都大學就讀時他選修中國文學，師從著名漢學家“京都學派”創始人狩野直喜教授，1926年畢業。1928年4月，他到北京留學，第一年埋頭學習語言，第二年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學做旁聽生，拜楊鍾義為導師，從馬裕藻、錢玄同、沈兼士等教授，專攻中國音韻學、經學史和中國文學史等課目。北京的留學生涯，對他在治學和行為上產生很大的影響。三年中他除了學習，就是到琉璃廠、興隆寺的書肆訪書買書，把文部省每月200日元獎學金的五分之四用作購書款。他不僅訪求到不少漢籍古本珍本，還與一些書店老板交上了朋友。三年后結束留學回國時，寄書郵資就耗去了一個月的獎學金。

　　留學結束前吉川去南方旅行購書。農歷正月初一到達南京，在那里拜訪了黃侃，由黃侃約見了吳梅，吳梅又寫信介紹他到蘇州拜會學者李根源及潘世恩、潘祖蔭的后裔著名藏書家潘景鄭兄弟。他又經揚州，到高郵探察王念孫、王引子宅邸，赴寶應會見劉寶楠后裔，還去了淮安、杭州等地。回國后他任教于母校京都大學，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他仍然穿著中國的長衫，說話一口京腔，舉手投足猶如中國人，被京大教授誤認為是從中國來的留學生。吉川上課和演講時，將日本稱之為“貴國”，而“我國”指的是中國，把中國視為自己的精神家園，把中國文化作為自己本國的文化來從事學術研究。太平洋戰爭爆發時，許多京大學人因反戰而被投獄，吉川幸次郎也因親華而受到監視，但他仍埋首于學術研究。中日恢復邦交后，1974年郭沫若率中國文化訪日代表團訪問日本。翌年3月，日本政府派吉川幸次郎率日本文化使節代表團回訪中國，并以珍藏《永樂大典》殘卷原式影印本贈送給中國社會科學院。3月29日郭沫若會見并宴請吉川及代表團一行，4月5日受到鄧小平接見。訪華期間代表團還赴西安、桂林游覽訪問。4月7日吉川率團前往人民大會堂參加吊唁董必武的追悼會。1979年4月曾再次應邀訪華。1980年4月8日逝世。

　　筆者為編著《陶冷月年譜長編》搜集素材時，曾在網上見到吉川幸次郎在華留學時接觸過的文人中有畫家吳湖帆、陶冷月，但查閱他《我的留學記》一書，未見相關記載，這段史料就沒有貿然錄入年譜。今年4月，京都博物館學藝部西上實和吳孟晉兩位先生，在《吉川幸次郎全集》中找到了這一史實——全集第二卷卷首插頁上載有一幅陶冷月繪于發箋上的山水畫，即《松崖懸瀑圖》。在該卷的“讀畫絕句十五首——我和中國畫”一篇中，吉川先生作七絕一首：“崖懸樹倒瀑淙淙，知子性靈丘壑濃。握手病床言別后，滄田碧海事從容。”引文中記敘了得畫經過：“我在蘇州還結識了另一位畫家陶冷月。陶略長我幾歲，是個謙和真誠的年輕人。離開蘇州前，我前去告辭，陶正患感冒臥病在床。在病房會見時他贈我一件小幅飛瀑圖，我們相約重逢。這便是我在篇首中提到的兩位中國友人贈畫里的一幅，堪稱絕品。爾來二十有七年，時局動蕩多變，重逢依然未能如愿。” 原來他們不但相識，還贈畫留念，相約重逢，時隔二十七年后吉川先生又追憶并記敘了當年結交的情景。

　　在“讀畫絕句十五首”篇首，他記述了與中國畫的接觸：“編輯讓我隨便寫些什么，于是我就欣然命筆，寫點和中國繪畫接觸的回憶。留在記憶里的接觸并不多。說實話中國繪畫是我不擅長的領域，或者說整個繪畫領域是我的弱項。人們把沒有樂感的人稱之為五音不全，我之與畫情形亦然。我對中國繪畫幾乎未曾有過積極的興趣，其結果是中國的書籍我收藏了不少，頗可引以為豪，然而中國的畫卻一無所有。我手里只有兩個中國友人贈我的他們自己的畫作各一幅，以及父親遺物里偶存的張之萬的山水畫一幅，僅此而已。這一切都緣于我的古怪性格。

　　彌嘆賦性太奇觚，心嘗不曾于畫圖。

　　千卷收書聊自傲，前人墨戲半幀無。”

　　另一首描述當年在蘇州潘府看吳湖帆作畫的情景：“大學畢業兩年后，我去中國留學。同中國畫的接觸仍然很少，但告別三年的北京留學回國途中路經蘇州，正逢春節，幾次受清朝工部尚書潘文恭公世恩曾孫潘景鄭兄弟之邀，參加他們的詩酒文會，在那里遇到了畫家吳湖帆。吳乃日清戰爭時的中方主帥、金石學大家湖南巡撫吳大澄嗣孫，潘氏的姻戚。當晚，在潘氏樓上燈光下，吳揮毫作遠山帆影一幅。雖為寥寥幾筆之作，但于我而言，看中國人作畫這是生平絕無僅有的一次。

　　尚書池館酒杯繁，繪事尤推巡撫孫。

　　聊展素縑斜點筆，歸帆已到夕陽村。”

　　《松崖懸瀑圖》的上款提示，吉川與陶冷月結識于1931年春節，那時陶冷月由上海攜畫作到家鄉蘇州，在北局青年會舉辦為期半月的畫展。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陶冷月與日本友人交往甚頻，曾前往上海日本人俱樂部參觀日本畫家津田青楓、近藤浩一郎、九里四郎的“三條會繪畫展覽會”；應日本駐蘇州領事松村雄藏之邀，觀看“松山致芳新日本畫展覽”，并作《觀松山氏之新日本畫》一文評述；作品曾參展第四屆中日聯合書畫展覽會。二十年代出版的五本畫冊都是由日本出版商珂羅版印制的。九一八事變后，陶冷月斷絕了與日本畫商、出版商及友人的聯系。此后因時局動蕩變幻，與吉川先生也就失去了聯系。

　　京都博物館西上實和吳孟晉二位先生還告知，吉川先生的哲嗣吉川忠夫與他父親一樣，也是研究中國史學的著名學者，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東方學會會長，日本學士院院士，專攻中國中世思想史。父子兩代院士，又都是著名漢學家、日中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可謂難能可貴。筆者經多方打聽，覓得聯系方式后即致函吉川忠夫先生，他接信后專程從京都趕到神戶兄長家檢出此畫，并于5月24日在京都大學樂友會館約見。吉川忠夫先生長我七歲，見面時我奉上了剛出版的《陶冷月年譜長編》，敘談中他知道我正在為父親陶冷月誕辰120周年籌備畫展，便誠摯地將這幅畫回贈予筆者，對此盛情，使我深為感動。筆者回國前他還來信說：“上次所歸還的畫作，請您作為先考與尊大人往年友誼之紀念，保存下去，貴門子孫永遠寶愛。”

　　《松崖懸瀑圖》雖大不盈尺，然經歷了間隔八十二年的贈予與回贈，承載著中日兩代友人的世紀跨國情緣，使這幅作品顯得更為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