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圖《擇勝亭銘》局部

　　對于書法，不少人以為學點魏晉，臨點唐宋，便可擁得那個時代的古風，其實不然。早的不說，整個清代，僅有趙之謙、金農等人，還能沾點魏人體勢。能入唐人堂奧的，劉墉、何紹基可以挨邊，其余不足為論。可以說，魏晉風骨，幾乎是清以來書家追求的精神實質。到了二十世紀，弘一和于右任在二十年代前尚存魏晉體貌，但隨著晚年各自風格的形成，那點體貌已不復存焉。真正在晚年還能保持魏晉風骨的，只有謝無量和沈曾植，雖然他們的審美意味有所不同。

　　在明代，書法的形式，因為建筑結構的高大，使得高頭大軸作品成為主流。為了適應這種形式需要，書家調整案頭卷冊的精致筆法，以至改變了形態和章法，從而區別于前代而獨標于世。時過不到400年，當代人因為展覽公示，不得不延續明清的形式審美。所以，不管當代人如何標榜自己高古，基本路數仍然歸屬明清范疇。

　　說是明清，其實指的是明末清初那個時段。歷史在轉折時期，雖是社會動亂，亂象雜生，卻也引領各路英才紛紛出籠，這個現象不唯思想領域，書法也不例外，雖然在古人眼里，書法僅為末流。

　　在明末清初的大變革時代，書法領域出現五位大腕，按出生依次為：黃道周、王鐸、倪元璐、張瑞圖、傅山。有意思的是，五大家中，具備魏晉風骨的，卻只有同屬閩籍的張瑞圖和黃道周。按八閩地域細分，張瑞圖屬泉州晉江，黃道周屬漳州漳浦，又同屬閩南。湊巧的是，新時期的書法熱，閩南的書法高手在全國占據了應有的分量。區別在于，漳州的書法群體多少受到黃道周熏陶，而泉州的書法風貌，從整體到個體，與張瑞圖沒有關聯，不管是形態還是筆法，幾乎找不到張瑞圖的影子。

　　關于張瑞圖，其名世的標志當屬書法，史料稱其書與董其昌齊名，所謂“南張北董”。但因其政治與閹黨的關聯，有好事者呲之氣節缺失，將其與王鐸并論，以為缺節之人，其書必惡，不可取，甚至莫名其妙套之“書如其人”以將傳訛后人。

　　公平而言，王鐸雄強俊逸的書風，放置書史，幾人可望其肩背？而張瑞圖則是以融合魏碑的雄強恣肆，和晉人法帖的跌宕典雅而特立獨行。其線性棱角夸張，力度彰顯，幾乎忽略圓轉，而極盡翻折之所能，使得剛烈、勁爽、強健的陽剛氣撲人眉宇。從直觀審美，這是真漢子的心跡，按照時下所言，真可謂正能量。更重要的是，其線性、特質完全符合泉州人倔強剛毅又不失機巧的性格特征。泉州的這個地域性格從什么時候開始形成，已無從考究，但至少在張瑞圖的時代，便從書法技法顯現出來。因此，“書如其人”如果從性格角度出發，恰如其分。但問題是，中國的文化太奇特，會將所有的正能量寄托于把控各個領域的士大夫，以為士大夫就該是民族的脊梁，不管何時何地，士大夫脊梁不挺，士氣要低人一等；若脊梁不彎，整個民族的精神就會朝氣蓬勃。這個良好的主觀愿望，卻導致了審美的偏向甚至扭曲。

　　從基本的書法形態和筆法分析，張瑞圖的書法，上可追溯到魏碑、晉帖，下可追鄧石如、包世臣、沈曾植、乃至王遽常、沙孟海等，一脈相承，又風格多樣。書法講究傳承，但傳承本地域最優秀資源和基因，卻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這個現象在其他的地方早已順理成章。比如浙江學二王體系，江蘇得吳門一脈真傳，河南延續王鐸氣勢，雖有不盡如人意之處，而地域書風、符號彰顯。遺憾的是，泉州的書法風貌，卻一如既往地無視張瑞圖的存在，忽略這位鄉賢的優秀特質，從而缺失這位具備魏晉風骨的一流書法家的滋養，是泉州書法人倔強性格導致不屑？還是審美缺失以致無從下手？

　　因此，如果要問，泉州的地域書風是什么？恐怕沒有人可以回答。為什么，因為沒有最基本的傳統主軸，而這個主軸則是與眾不同的地域資源。一個地方連鄉賢優秀基因都不具備，如何有更寬博的胸懷去接納外面的豐厚素材？又能如何形成與眾不同的地域風貌？

　　康耀仁，祖籍泉州惠安，書畫家、鑒藏家、藝評人，中國書協維權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國書協培訓中心教授兼導師工作室導師，《法書經典》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