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葡萄 何家英

西班牙舞 楊之光

　（從左到右）：第一排：楊之光；第二排：何家英、彭先誠；第三排：尼瑪澤仁、石虎、楊明義

　　日前，北京市文化局發布了《北京市藝術品鑒定工作試點方案》，提出要開發藝術品信息認證系統，建立藝術品檔案庫和藝術品身份認證系統，對每件進入數據庫的藝術品賦予唯一的“身份編碼”，并批復北京雅昌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中國書畫雜志社等5家單位為北京藝術品鑒定首批試點單位。

　　那么，鑒證備案這一“打假”新招對藝術品去偽存真能起到多大作用？是否可以讓中國藝術品傳承有序、有據可查、有證可考？

　　造假嚴重，動搖市場根基

　　甄別真偽是投資藝術品的第一道門檻，同時又是一個近乎無法完成的任務，即使是再有經驗的收藏家，也難免有“失手”的時候。如何鑒定一件藝術品的創作人和創作年代，是業界永遠在討論、但又難以有定論的話題。

　　而目前，市場上造假嚴重，大大降低了行業的誠信度。據統計，偽造頻率最高的，是近現代書畫名家——齊白石、張大千、徐悲鴻、傅抱石、吳昌碩、黃賓虹、李可染等人的作品。畫家一生中不過創作3萬至5萬件，在2012年市場有的畫家的作品流通次數就達30萬次。

　　“傳統鑒定系統，采用的是時代風格、藝術風格、藝術工藝相結合的鑒定方法，它在有些場合非常管用；但‘科技造假’使得原作和復制品的差異趨近于零，高仿作品的風格、工藝，肉眼根本看不出問題。另外一個因素是，藝術家的功力是動態過程，藝術風格有變化時段，藝術水平受身體狀況、環境影響而呈現參差不齊的面貌，也是正常現象。”中國藝術科學研究所主任尹毅認為，當下高科技手段介入藝術品造假，已經讓傳統的經驗鑒定模式變得不再可靠。

　　中國藝術品由于缺少清晰的流傳記錄，缺少可供查證的證據系統，藝術市場的不可追溯性和產業鏈中的漏洞都能讓造假者有機可入。另一方面，鑒定機構又會造成了新的亂局：不僅作品的真假混亂，各種鑒定也是真假混亂。標準、規范缺失導致的行業壁壘，“造假、售假、拍假”的行業現實，動搖了藝術市場持久繁榮的根基。

　　鑒證備案，為歷史留下記憶

　　被指定為試點后，雅昌藝術網[微博]正式推出了“中國藝術品鑒證備案服務”，并已經與楊之光、何家英、彭先誠、尼瑪澤仁等23位畫家簽約。

　　據悉，“中國藝術品鑒證備案服務”包括藝術品征集、藝術家本人鑒定、藝術品技術備案、藝術品認證4個部分，即由在世藝術家本人對作品親自鑒定，再采用對送檢藝術品進行物理檢測、DNA數據提取進行備案，最后通過檢測點復檢并數據比對，以此辨明該藝術品是否為送檢作品。

　　“所謂藝術品鑒證備案就是經藝術品作者本人確認，再通過高科技手段對藝術品材料、材質、畫面等進行鑒定、存檔，給藝術品建立自己的‘身份證’。”尹毅認為，用高科技對藝術品進行鑒證備案是建立藝術品市場誠信體系的必然選擇。

　　實際上，鑒證備案不過是一種當代的提法，引入了先進的技術。中國歷代的收藏鑒賞家其實都在做著這項工作。對于經手過眼的有價值的藝術品，歷代藏家們都留下了詳細的記錄，成為后人品鑒藝術品的有力依據。縱觀中國的藝術品歷史，《宣和畫譜》、《石渠寶笈》、《秘殿珠林》等書畫編著都成為后人收藏和鑒定藝術品的重要證據。

　　“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意識，為后人留下一點可尋的記憶，為中國書畫保存一點供研賞的遺跡。”書畫鑒賞專家劉建業[微博]說，不少民間珍寶由于沒有系統著錄，有的已被收藏者毀掉，有的流傳到國外，還有不少在真假的無休止爭議中被輕率地處理掉。因此，在他看來，無論是哪個單位，以哪種模式對藝術品做鑒證備案，都是功在千秋的好事。

　　存疑，推廣意義有多大？

　　對于鑒證備案服務，也有聲音質疑其收費的問題。據悉，目前該項服務有的機構按比例收費，有的按件數交費。“對于藏家來說，買作品時已經花錢了，現在還需要交錢去認證才能判定真偽，這不太合理。”有藏家擔憂這種鑒定，或許會成為一些畫家自我炒作的手段，也呼吁公立機構引入該鑒定體系。

　　此外，也有業內人士質疑畫家本人鑒定的環節。“畫家畢竟也是人，難免有記不清早期作品的時候，也可能會有一些人拒絕認定沒畫好的作品。”

　　在中央財經大學拍賣研究中心名譽主任王鳳海[微博]看來，鑒證備案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推廣意義并不大。“做不做鑒定，在于藝術家自己的意愿。專家的鑒定著錄有參考價值但不能作為判定依據。”他認為，當前中國藝術品市場最大的問題在于社會誠信體系不完善，太過浮躁。如果國家建立起對贗品的問責制度，例如，一張作品高價賣出后，被買家證明是偽作，賣方必須承擔什么樣的責任，這樣的法規對于凈化市場的作用，也許比給每張作品做真偽鑒定，來得更簡單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