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玉品鑒系列清代玉器

　　清代，由于朝廷有效控制新疆地區，打通了玉路，上等好料源源不斷流入中原，玉器生產因此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無論是宮廷還是民間，都有大批手藝精湛的玉匠。流傳至今的清代玉器數量之大、品類之多，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僅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清代玉器就有數萬件。本期，中央民族大學的潘守永教授就帶領我們一起細細品讀清代玉器的精致與考究。

　　大家簡介

　　潘守永，1989年本科畢業于吉林大學考古學系，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文博系教授，發表有《中國古玉文化》、《古玉研究四論》、《海外收藏的中國古玉及其研究情況概述》等著作及論文。

　　實用玉器占主流 玉山子制作盛行

　　清代初期，由于戰亂頻繁，且統治者采取了跑馬圈地、民族歧視等政策，造成了社會生產的極大破壞，所以玉雕業在此時發展緩慢。“清代玉器的空前繁榮是在乾隆二十四年以后。”潘守永告訴記者，“因為此時乾隆皇帝解決了西北厄魯特蒙古、新疆回族等問題，打通了和田玉進入中原的通道。”

　　“康乾盛世”，生產發展，社會相對安定，文化氛圍也較為濃厚，因此清代玉器種類繁多、造型多樣，是前代玉器無法比擬的，雕刻題材也更加“文人化”。潘守永指出，到了清代，玉器作為禮器的功能，幾乎完全喪失。而其作為身份地位、財富以及某種具有吉祥寓意的象征物，仍然沒有減弱。

　　從皇家使用玉器的情況來看，主要有陳設、把件、擺件和佩飾這四個“主流領域”：

　　陳設玉包括沿襲明代的大量仿古玉器，不過清代的仿古玉器型更為豐富，不僅有彝、鼎、尊、簋、觥、觚等先商器型，還對漢代的玉璧、玉佩、酒器，宋元的玉人、玉杯、玉帶鉤等都有所仿制。乾隆皇帝非常醉心于仿古玉的制作，其詩歌賦文也多有提及。除此之外，陳設玉還囊括爐、壺、插掛屏、如意、瑞獸等裝飾性用玉；

　　把件類極富生活氣息，趣味盎然，包括手串、扇器、癢癢撓、梳、鼻煙壺等，造型小巧別致；

　　擺件類既有筆桿、硯臺、鎮紙、棋子等文玩類玉器，也有七珍、八寶、凈瓶等祭器；

　　佩飾更為豐富，從頭到腳，發簪、項圈、扳指、珮、雞心璧等一應俱全。

　　除了主流領域外，玉器還可用作生活器皿、冊寶、鑲嵌等，總之清代玉器的使用充斥宮廷。而民間也受皇室影響，不過與民俗類相關活動的觀賞用玉增多。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時期玉山子的制作尤為盛行。清代玉山雕琢受清初“四王”(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祈)畫風影響很大，山石布局講究均衡、穩重，層林疊起，意境清淡。乾隆時期的玉山子多是以山水人物及歷史故事為題材的大型場景，如“秋山行旅”、“南山積翠”、“會昌九老”等。小型的玉山子也較常見，亦是以山水人物、亭臺樓閣為題材，雕刻出一幅幅淡雅寧靜的山水風景。有的運用巧作手法，利用玉石本身的顏色差別，分別雕出白云、流水、蒼松翠竹、古道夕陽等景物，形成高低錯落、深淺對比的特殊效果，韻味極強。

　　潘守永認為，大型玉山子的制作，最見清代玉器制作的功力和水平。最著名的例子，當數目前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展出的“大禹治水”玉山子。“此山子體型巨大，從新疆靠人工一步一步運輸至京，設計花費三年，運輸到揚州進行雕刻又花費三年。審視整個玉山子，完全是一幅巨幅山水畫卷，設計之巧妙，制作之繁復，內容之壯闊，令人嘆為觀止。”

　　宮廷壟斷和田玉料  私采偷運屢禁不止

　　清代和田玉料的來源經歷了一個由少到多的變化過程。清初，生產玉料的和田、葉爾羌等地長期被準噶爾反叛勢力所占據，只能通過走私的辦法每年進少量玉石，出現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頓局面。這時的宮廷玉料來源匱乏，玉器新作很少，只能將原來的一些瑪瑙、蜜蠟、銀晶、珊瑚、壽山石等美石重新收拾見新，有時皇帝所需的玉料，還要向外地采集，像雍正就曾寫信命蘇州織造尋一些好料。

　　直到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玉路”打通后，玉石才開始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原和宮廷，并被指定為“皇家御用”。不過，流入中原的玉料玉質很不一致，山料干澀，最大的有九千余斤；子料和山流水溫潤，最小的僅重四錢，色澤分為白、青、黃、墨、碧等，但從不見紅玉。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黃玉極少，但也受到愛重。為了管理大量玉料，當時的朝廷形成了完整的制度。“開采玉料有嚴格規定，每年只有春季(開)采玉和秋季(開)采玉的規制；玉料的采集由皇家壟斷，使用范圍嚴格控制在皇室和王公大臣之內(除非皇家賞賜)，禁止民間私采。”潘守永說。

　　不過盡管嚴禁，地方大吏仍勾結奸商私采偷運，潘守永說，“清朝四大貪污案之一的高樸案，就是朝廷重臣高樸利用被派往南疆巡查的一年多時間里，通過多采、隱匿、挪用和貪污等手段私自占有數量驚人的玉料，從而被乾隆帝列為重點查辦的重大貪污案件。”  

　　“痕都斯坦玉”帶來西域新風尚

　　清代玉器制作的技藝新特點以及對于傳統技法的弘揚方面，以乾隆朝玉器最具有代表性。“其實，數千年來，玉器制作技藝和工藝諸如采、解、切、相玉、畫樣、制型、鉆、琢、磨、剖光等，變化不大。清代，玉工全面承襲了歷史上如陰線、陽文、平凸、隱起、鏤空等多種優秀技藝做工，并且善于借鑒繪畫、雕刻的成就，吸收外來藝術加以糅合變通，在工藝上更為精致、考究。”潘守永說。

　　清代治玉對玉料自然機理的把握很精確，“花插”(不同顏色玉料和寶石組合而成)、“鑲嵌”等成為新的工藝品種。“俏色”得到了普遍與廣泛的應用，除了顏色變化上的巧妙構思與安排，還考慮到玉料紋理和題材的變化情況。潘守永告訴記者，最能說明清代治玉工藝考究的例子就是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玉雕桐蔭仕女圖，“該作品玉料的裂縫被設計為門縫，仕女啟門，將這塊‘殘料’化腐朽為神奇，制作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神品。”

　　不僅如此，清代治玉，尤其是宮廷治玉有著嚴格的多重程序，如選料、畫樣，設計完成后，畫樣和玉料交給制作部門，接著做坯、做細、磨光，制作完成之后還會評判等級，獎罰分明，以此鼓勵玉工。根據清宮記錄，以一件玉甕為例，就經歷了選料、畫樣、鋸料、打鉆(叼膛，大、小鉆)、做坯、做細(鐫刻花紋)、光玉、刻款、做舊等九道工序。

　　在治玉工藝方面尤其值得一書的就是“痕都斯坦玉”，學者考證痕都斯坦大致指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東部一帶，據清代阮葵生的《茶余客話》記載該國“人習技巧，善攻玉器，而大薄如蟬翼、又如發……”痕都斯坦玉多采用上等和田玉料，雕工復雜，碾磨細致。尤其是水磨技術的運用使得玉器極為薄巧，通體玲瓏薄透，由外透過器壁能看清器內盛裝的物質顏色，與中原所采用的沙石錯磨技術全然不同，有詩贊曰：“痕都撈玉出河濱，水磨磨成制絕倫。”因此乾隆曾鼓勵進口痕都斯坦玉，并且讓宮廷玉匠大量仿制。蘇州、揚州等治玉中心也有眾多工匠模仿制作痕都斯坦玉，但從現今留存的來看，技藝仍是不及原產國。

　　玉器生產漸具產業規模

　　清代的玉器生產具有非常成型的產業規模，就宮廷玉器制作而言，早在順治初期，就設置了“養心殿造辦處”，現留存下來的造辦處各作活計檔案中就有“玉作”之稱；雍正年間，更大刀闊斧地整頓了機構，擴大了作坊。潘守永告訴記者，宮廷的玉器在生產過程中，程序復雜，分工細致、明確，一件玉器往往需要七八個人的合作才能完成。

　　而民間玉器的生產也是蓬勃發展，北京在元明時代就已經是有名的玉器制作地，被稱為“北玉”，當時清宮的造辦處、如意館若工作量太大，不敷應急時，就會從外招募工匠，說明當時的北京是存在著獨立的制玉業和一批能工巧匠。

　　而南方的玉器制作主要集中于蘇州、揚州。蘇州玉器精致秀媚，內廷玉匠也多來自該地，其最負盛名的碾玉中心是專諸巷；揚州治玉發展很快，大有后來居上之勢，其玉作豪放勁健，特別善于碾琢幾千斤甚至上萬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圖玉山》即其代表作。

　　盡管產業化趨勢明顯，但潘守永覺得具體的生產方式當時還是堅持著傳統的師徒傳授的小作坊形式。“這個方式，其實直到今天，也變化不大。玉器制作是一個‘手藝活’，不適合大規模生產和制作。手藝的養成，主要靠時間和經驗的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