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見過齊白石，我的老師和老師的老師們都見過。我生來看的第一個美術展覽是“齊白石畫展”，這是我與齊白石僅有的一點點聯系。

　　我不記得兒時去過幾次中國美術館看展覽，但我可以肯定的至少有一次，就是小學組織的參觀“齊白石畫展”。對一個成天夢想著將來能成為“專門畫畫的人”的我，從西郊到市中心的美術館看展覽，那真是件鄭重無比的事情。美術館是好看的，翠竹、金瓦相映照，是只有藝術才可以停留的地方。那時還不知道有“藝術殿堂”這四個字。

　　中國的立軸畫一幅幅安靜的垂掛下來，世間竟然有這么好看的東西。水和墨與宣紙接觸后所出現的是奇跡，每一筆都是絕無僅有的。由畫家之手讓水墨與宣紙相遇的時刻，水在棉質纖維間游走，墨記錄這游走的痕跡，在水被空氣帶走前的瞬間內，物質的性格在縫隙之間的“協調”或“斗爭”之痕被“定格”。這是下筆的經驗、預感力與“自然”互為的結果，它在可控與不可控之間。這奇“跡”會感動每一個求天人合一、尚習性溫和的中國人：美感由生，我們民族的自然觀決定了中國畫種的特性。齊白石是戲墨的專家，是調控水與棉物矛盾的高手。在畫家之手與自然這兩部分的分配上，他總是給自然讓出更多的空間。他用筆用色及其吝嗇；筆與筆的疊加少，碎筆少，用色變化少。他很懂得等待自然天趣部分的出現，人為觸碰紙面的簡約與收斂烘托出自然質地的美感。同樣是宣紙，他的畫卻能調動出更多棉質的美感。

　　對水墨畫這些歪門左道的感想，是現在的我才有的。但在當時，齊白石的畫所傳遞的這種人間絕美，是誰都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對一個從未見過真跡的孩子，那真像是在體內植入了一種成分，是伴隨終身的。

　　多年后，一度被“宣傳、創作”帶入藝術領域的我，被素描造型埋住的我；又一次對齊白石產生興趣，是在翻看畫冊時被他的“蔬果冊”里的那幅“白菜辣椒圖”上，兩只紅的不能再紅的尖椒調動起來的。什么人能把這辣椒看的這么紅，只有那種對生活熱愛至深、天真、善意的眼睛才能看到的。我好像看到了白石老人藝術的秘密：他為什么可以是在藝術史上少見的，越老畫的越好的人？因為，他越到晚年對生活越依戀，他舍不得離開，對任何一件身邊之物都是那么惜愛。萬物皆有靈，他與它們莫逆相交了一輩子。他們之間是平等的，一切都是那么值得尊重，那么美好。他晚年的畫，既有像是第一次看到紅色辣椒的感覺，又有像是最后再看一眼的不舍之情。愛之熱烈是恨不得能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帶走的。這是超越筆墨技法的，是筆墨等于零還是不等于零范疇之外的。

　　在這之后，白石老人的藝術再一次給我的驚奇和吸引，是在北京畫院美術館看到他那些未完成的工筆草蟲頁子。這些大約是1925年前后畫的，那時他六十多歲。據傳，老人是擔心自己年事高后再也畫不了這些他喜愛的小生命，趁眼力、精神尚好時，先把這部分畫好放在那里，將來再添加上花草大寫意。

　　這批畫使我強烈感受到他對這些小生靈的喜愛，以致到達近乎“儀式化”的程度。讓我想到歐洲生物標本繪制家的作品——用最精細的毫厘，用人所能及的程度將對象描繪，才對得起自然造物之精彩絕倫。在這些寸尺大小的紙頁上，僅有的一兩只小蟲，給人從未有過的一種生命的尊嚴之感。

　　我們從他五十八歲時的一篇《畫蟋蟀記》小文中，可見其對自然造物關注的程度：

　　“余嘗見兒輩養蟲，小者為蟋蟀，各有賦性。有善斗者，而無人使，終不見其能。有未斗之先，張牙鼓翅，交口不敢再來者；有一味只能鳴者；有或緣其雌一怒而斗者；有斗后觸髭須即舍命而跳逃者。大者乃蟋蟀之類，非蟋蟀種族，既不善鳴，又不能斗，頭面可憎。有生于庖廚之下者，終身飽食，不出庖廚之斗。此大略也。若盡述，非丈二之紙不能畢。”

　　齊白石應該從未受過西學的訓練，但如果把這段文字與一張蟋蟀畫稿并置，則全然是生物學、動物類、昆蟲科教科書中的一頁。科學家的工作與工匠的技能有時是有重疊的部分。

　　這種行為讓我好奇的是：齊白石以“兼工帶寫”著稱，當費時耗神的工筆草蟲畫好了，大寫意的花枝部分是可以信手揮就的。他為什么不一氣畫完，而要存到若干年后再去完成呢？在全世界也沒有見過有哪個畫家來這一手的，莫非是出于商業的考慮？“九十三歲白石老人”、“九十四歲白石老人”與“九十五歲白石老人”價值是不同的？在他六十六歲時寫給友人的信中說：“白石倘九十不死，目瞎指硬，不能作畫，生計死矣！”他擔心藝術的生命和生命本身。我在替他想：當補齊大寫意后又該怎么落款呢？不得而知。

　　還有一種可能是：他要在力所能及之年把這一絕技發揮和用盡。確實，人在某個階段，不把這階段該做的事做透徹，將來是要后悔的。另外，手藝人總有對“工藝”不能丟舍的習慣。滿足于一點一點地把自己可控之下的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事情重要與否的考量已不重要，這嗜好本身就是目的。能看出，他畫這類畫時是上癮和興奮的。在一幅年代不詳的工筆小蝦的提款為：“此小蝦乃予老眼寫生，當不賣錢。”，他真實的動機是什么呢，真是“奇”白石。

　　也許，我們對他的許多不解，是由于我們不懂得“工匠之思”，我們沒有走街串巷靠斧斤生活的體驗和視角。我們有文化史的知識和批評的訓練，但我們沒有與他平行的“民間智慧”。也許我們雖然從美術學院畢業，但仍不懂得自己手里做的“活”與社會是一種怎樣的關系，是什么使我們可以成為一個以藝術為生的人，用什么與社會交換或者說了解社會對我們的需要是什么。

　　總之，工匠之思與民間智慧讓齊白石的研究者總有搞不懂的部分。他像是生來就具有解決“雅俗”這對讓文化人永遠頭疼的；藝術與商業這類不好直面的；能品與逸品這些藝術圈永恒的等級問題的能力，以及把傳統手法與當下生活拉近的能力。

　　畫畫在白石老人是日常的事，是每日的勞作。有點“一日不做不得食”的意思。“為大眾”與“為市場”在他老人家眼里是一件事。從做木工到做畫家，就像從“粗木作”到“細木作”的改變，都是手藝、都是營生。

　　從老舍夫人胡絜青的描述中得以了解：“他解放后仍是自訂潤格都不高：每尺收四元，后來還是琉璃廠南紙鋪為他抱不平，催他增到一尺畫收六元，有工筆蟲草或加用洋紅的加一倍。都是嚴格按照成本和付出的勞動來收費的。” 可以看出在他心里對自己工作性質的界定：他一定很不習慣藝術家的那種特殊與清高，而始終是謙卑本分的。這使他從未離開過“藝”和“術”的本質。藝術就是藝術，沒有那么玄奧，是簡單快樂的事情。

　　與上述有關的另一方面，是齊白石藝術的“波普”性。波普藝術是西方現代藝術的詞匯，于上世紀中出現于英國，隨后鼎盛于美國。把齊白石的藝術與“波普”相提并論會有些別扭，但即使將普遍認為的齊白石藝術中“人民性”、“喜聞樂見”、“雅俗共賞”等概念全用上，還是不足以說明其藝術與社會之關系的特別之處。

　　齊白石的作品可以說是世界上被復制量最大的藝術家之一。在60、70年代白石的蝦、小雞、牡丹這類繪畫，通過一種特別的生產工藝，被大量復制在暖水瓶、茶杯、臉盆、床單、沙發靠墊這些幾乎所有人都需要的日常用品上。70年代我在太行山畫畫時，曾順道去河北一家印染廠參觀過。一個花布設計人員（確切說應該是“設計工人”），一天要拿出幾種圖樣。他們把齊白石的花果形象做成方便的鏤空版型，配印在花布的圖案中。齊白石的造型成為典型的“花樣元素”，就像早年齊白石描摹的那些麒麟送子，狀元及第等圖樣，用于木工雕花中一樣。

　　在西方有一個詞叫：“commodification”(商品化)，即是一種將經典藝術市場化，產品化的工作或生意。如美國涂鴉藝術家凱斯－哈琳的作品形象，由以他命名的公司代理復制在各種產品上，而我們齊白石的藝術是被全中國的日用品生產領域“commodificatied”的。

　　齊白石的意義和價值被中國版的這種“商業化”做了最大化的發揮。在中國“社會運動”、“集體意志”的那些年代里，在中國人民大干快上的建設中，在群情激昂的批斗會后，當我們需要洗把臉時，生動的蝦群仍然在水中游動；在動亂的大背景下，工宣隊代表送給新郎新娘的暖瓶上，仍然是齊白石的牡丹花、和平鴿。白石老人通過他眼睛的選取和用他的藝術為蹉跎年代的中國人保留著一份美好的，純真的，情趣的生活。在中國人內心情感中，到什么時候它們都是不可缺失的。

　　最近收到湖南美術出版社的《齊白石全集》，愛不釋手。從資料中得知，我兒時看過的第一個美術展覽，是196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推舉齊白石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際，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盛大的紀念展覽會，那時我上小學二年級。

　　此文結尾，我還是要引用白石老人以下這段已經被研究者反復引用過的話：

　　“正因為愛我的家鄉，愛我的祖國美麗富饒的山河土地，愛大地上的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花費了我的畢生精力，把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感情畫在畫里，寫在詩里。直到近幾年，我才體會到，原來我所追求的就是和平。”

　　多么樸實又崇高的世界觀，這是中國人生活的態度和方法——對人類的善意，對自然的尊重，對所有生命的愛。面對世界今天的局面以至未來，這段出自一位中國老人的話，將會被更多的人不斷地引用。

二零一零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