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經常會聽到藝術品經紀人建議客戶購買最優秀(通常也是最高價格)的藝術作品，而這一觀點似乎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普遍認同。藝術品經銷商表示中低價段位的藝術品銷售困難，但另外一些高價作品的經銷商則表示銷售強勁。

　　聚焦中國市場，收藏界風云人物劉益謙先生曾經表示只買最知名的藝術家的最高價作品，似乎也正是緣于對此信條的履行，成就了劉益謙先生今天在收藏圈的地位。這一切仿佛也從側面證實了流傳于業界的那句信條：最好的藝術家的最好作品收益最高。但是事實是否如此?

　　學術界將高價格的藝術品或最知名的藝術家的作品稱為杰作，而將杰作的收益超過市場平均水平的說法成為杰作效應。近年來有多位學者對杰作效應進行檢驗，其中包括：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Pesando和約克大學的Shum對現代版畫的拍賣數據分析，以及歐洲學者Erdos和Ormos對美國藝術品拍賣數據的分析，這些研究普遍認為：高價作品的收益率低于市場平均水平，杰作具有低收益。

　　但是現實似乎并未完全驗證杰作具有低收益的理論，TEFAF歐洲藝術基金會2013全球藝術品市場報告對藝術品經銷商的調查顯示：在高端市場，2012年銷售額在1000萬歐元以上的經銷商表示，平均營業額比去年上升55%，而營業額在1000萬歐元以下的經銷商普遍反映平均營業額有1%至17%的下跌，其中銷售額在50萬歐元以下的經銷商跌幅最大為17%。

　　而2012年國際拍賣市場似乎也進一步驗證了杰作效應：2012年，售價在200萬歐元(約合1600萬人民幣)以上的美術品的交易額占據美術品市場總交易額的34%，比2011年的29%有所提升，而連續兩年該價格區間藝術品的交易量都僅占總交易量的0.2%。藝術品市場53%的市場交易額來自于價格在50萬歐元(約合400萬人民幣)以上的藝術品銷售，雖然它們僅占銷售總量不到1%，同時，這些作品都集中在1%的藝術家身上，即極少數的藝術家占市場銷售份額的比例越來越大。

　　市場似乎在繼續追捧高價位的杰出藝術家，這種現象也許可以解釋為：為獲取更高傭金等收入，藝術品經紀人、拍賣行或經銷商會持續高估作品價格，而一些輕信的投資者過度追逐，從而推高了藝術品價格。

　　針對中國藝術品市場，學者石陽收集了2000至2011年間，來自63家拍賣行575位藝術家204,076條原始交易數據，篩選出藝術品拍賣重復交易樣本。在對重復交易的分析中發現，在12年間，藝術品的交易基本上出現了兩次高潮。在2005年以前，藝術品的買入量遠大于賣出量，大多數藝術品第一次進入市場，而沒有再次交易，體現了在次期間藝術品投資主要為價值收藏;而在2007年以后，藝術品的賣出量開始超過買入量，特別是2010年以后兩者之間差距更高，說明一件藝術品被買入后重又賣出的情形大增，這意味著投資者買入藝術品后的持有期可能縮短，投機動機明顯。

　　進一步進行回歸分析，量化研究中國藝術品的投資收益率，得出長期持有藝術品投資的名義年化收益率為18.8%，實際為15.9%(剔除CPI的影響)。通過實證分析，研究表明中國藝術品價格與貨幣供應量M1長期存在正向關系，及藝術品價格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貨幣現象的反映;藝術品與股市價格長期基本存在反向關系，即藝術品的資產替代效應;而藝術品受貨幣供應量影響程度大于受股票價格的影響程度。

　　因此，我國藝術品市場在2009年之后的空前繁榮，可以看作以上這兩種因素作用的集合：一方面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央銀行大幅增加了貨幣投放;另一方面，同時期我國股票市場表現十分低迷，導致投資者轉向其他替代性投資市場，包括藝術品市場等。

　　為驗證杰作效應的有效性，對中國最著名的十位藝術家齊白石、張大千、徐悲鴻、劉海粟、潘天壽、傅抱石、黃賓虹、李可染、李苦禪和黃胄2000至2011年間的重復拍賣樣本進行回歸分析可得出結論：藝術品價格越高收益越低，最知名的藝術家的作品收益顯著超過市場均值，但是對于最知名的藝術家收益進行分析則進一步發現，同樣存在價格越高收益越低的現象。因此可以認為藝術品市場中廣為流傳的建議 ---- 購買最知名藝術家最貴作品的觀點，并不完全正確。投資者應該購買最知名藝術家的相對低價格作品。

　　2011年市場高峰時期，高價拍品大量涌現，曾經有518幅中國書畫作品成交額過千萬。這518件書畫作品中，有24件作品在此后的兩年再次上拍，其中僅有7件以高于2011年價格拍出，其余17件作品或以低于2011年價格出售或流拍。

　　2013年春拍市場表現也進一步印證了該理念，新入市的購買者似乎更多是想在市場的低洼時期購入性價比較好的藝術品，盲目追高或通過創造歷史高價而炒作作品的現象在減少。藏家對名人書畫高、中、低等價位的“小而精”拍品反響熱烈，多幅此類作品遠超估價數倍甚至數十倍價格成交。由此可見，性價比較高的名家作品將是未來一個相對較好的藝術品投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