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水玉佩（遼）

瀆山大玉海 (元)

花鳥玉佩（金）

玉飛天（遼）

　　去年，《國家人文歷史》邀請九位考古、文博界的專家，評選中國文物中的九大“鎮國之寶”。經綜合考察，被安放在北京北海團城承光殿玉甕亭的元代“瀆山大玉海”，成為了鎮國玉器之首。這件高0.7米、口徑1.35～1.82米、重達3500公斤的巨型玉器，是元世祖忽必烈在1265年令皇家玉工制成的。它表明了元代統治者雖為少數民族，卻早已接受中原的玉文化傳統，對玉器極為尊崇，將玉作工藝發揚光大。

　　事實上，同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契丹族和女真族，也早在兩宋年間就接受了中原的玉文化影響，為今天留下了精美而富有民族色彩的玉器。本期，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副會長殷志強，將為我們講述遼金元玉器材質、風格和工藝等方面的個性和共性。

　　遼金玉器：

　　材質之美堪稱典范

　　殷志強表示，遼金元時期的玉器，在明代時就多有出土，或為當時人所器重，因此，傳世品的量跟現在考古發掘的量差不多。“元朝人就已經開始從遼金墓葬中出土玉器，到了明代，由于當時人們的收藏意識比較強，特別是文人，對前代的東西很珍重，將元代不少精美的玉器都保存下來了，有的還變成了他們的陪葬品，也因此導致了明墓中出土的玉器，有些在斷代上不太容易。”

　　而遼金時期的玉器材質，殷志強尤為推崇。“遼金玉器的用料非常講究，和田白玉居多，選材甚為嚴格，多溫潤無瑕疵。材質之美，堪稱典范。同時多搭配當地的特產水晶、瑪瑙、琥珀等。”

　　遼金時期的玉料之所以這么好，在殷志強看來，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游牧民族居無定所，流動性很大，在不斷遷徙的過程中，更容易通過貿易獲得較好的玉料；其二、戈壁灘的面積那么大，戈壁料在當時應該是比較好找到的。“一二十年前我到北方去，還能撿到一些戈壁玉料，可以推斷在古代戈壁料的量應該是非常大的。我在一些遼金玉器上也的確能看到戈壁料的痕跡。”其三、游牧民族對天然玉石有著強烈的愛好。“游牧民族對工藝品的熱衷程度其實遠比漢族高。對多數漢人而言，一生的首要任務是將房子弄好，弄漂亮。有了余錢，才用于美化自己。而游牧民族生活在馬背上，他們的觀念跟漢人不同，如果你到草原上跟他們生活一段時間，就會深深地感受到，他們從很小開始就渴望著打扮自己，家人也往往把最好的財富放在他們的身上。因此，游牧民族對實用器和佩飾的工藝也非常講究。很多人以為游牧民族做不出那么精美的東西，其實是對游牧民族的了解不夠。像西藏地區的佛像鑄造工藝，在當時恐怕是漢族難以達到的。”

　　工藝上鮮有粗制濫造

　　殷志強特別強調，由于游牧民族對工藝品的要求高，遼金玉器幾乎沒有粗制濫造的，都非常精美，構圖繁密，將生活中的花鳥蟲魚都融入到作品中去，具有濃烈的北方民族風情。同時，由于北方絲綢之路的影響，使得敦煌的造像藝術等也都傳入到少數民族地區，飛天是當時佛教藝術中非常重要的藝術類型，所以在少數民族地區也大量流行起來。遼金的玉飛天跟唐代的玉飛天差別比較大。遼金的玉飛天穿上了少數民族服裝，整體感覺比較保守，這是因為遼金的玉飛天已經完全屬于宗教題材，在裝束上就有較多限制。唐代的玉飛天則跟宗教并不完全一致，更多表達的是追求自由、向往無拘無束生活的精神狀態，所以在造型上比較飄逸。

　　“不過，總體而言，遼代玉器的工藝水平要比金代略遜一籌。由于遼代貴族向往漢人生活，因此，遼代玉器除了以服飾和首飾為主，也有一些實用器是用瑪瑙、水晶等仿南方的金銀器制作的。”

　　而由于北宋滅亡后，很多能工巧匠都到了金朝，因此金代的玉器工藝水平特別高。“宋作工的精細在玉器史上是很有名的，這些工匠及其后代也將宋代玉器的風貌傳承下去，我們可以看到，金代玉器圖像定位很準確，每個細部都會精心打磨，無論玉器的正面、反面還是側面，都打磨得非常精美。特別是金代的‘春水玉’‘秋山玉’，既反映了北方民族獨特的風情，又體現出中國玉雕技術新工藝、新題材、新風尚，可謂最美的中國玉器之一。”

　　秋山春水玉特色鮮明影響深遠

　　遼金玉器中的秋山春水玉(即秋山玉和春水玉)聞名遐邇，因為這類玉器不僅工藝精美，而且極具游牧民族文化特色。

　　原來，每年的春秋兩季，契丹族都會進行漁獵“捺缽”活動。所謂“捺缽”，是指契丹族原本居無定所，一年之中依牧草生長及水源供給情況而遷居，所遷之地設有行營，謂之“捺缽”。女真族建立金政權后，承襲了契丹舊俗，并將“捺缽”漁獵活動改稱為“春水”與“秋山”，而秋山玉和春水玉就是女真族扣人心弦弋獵活動的藝術體現。

　　早春三月，金朝皇帝率領官吏侍從外出狩獵，每到一處，侍從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槌一柄，鷹食一器，刺鵝錐一枚，排立在河的兩岸。皇帝頭戴披巾，腰系玉帶，于上風巡視。在有天鵝出入的地方，侍從舉旗，探旗馳報，遠海鳴鼓，鵝驚騰飛，一時圍旗四起，將天鵝逼得走投無路?；适绎曫B的海東青神鳥被放了出來，直接撲過去將鵝攫落，靠近鵝的侍從，舉錐刺鵝，取鵝腦以飼海東青。隨后，君臣各獻果酒，舉樂酬酢，春盡乃還。這種場景體現在玉器上，就是春水玉，如常見的《海東青攫天鵝圖》：蓮花環生，水草伴生纏繞，海東青迅速奮起，直撲鵝頭。

　　秋山玉表現的則是女真族秋季射虎哨鹿狩獵活動的情景。在金代，秋“捺缽”也稱伏虎林，每到深秋季節，皇帝就要率眾官侍從進行射虎哨鹿活動。秋山玉多為山林題材，圖案為山石、柞樹，有的虎鹿并存，有的雙鹿伴游，有的雙鹿擋虎，還有的柞樹藏虎，最為常見的是山林群鹿圖。在雕琢技法上，常留赭色玉皮巧作秋色。在表現手法上，秋山玉有繁、簡、粗、細之分，場面不像春水玉殘酷無情，而是獸畜共處山林，相安無事，一副世外桃源的北國秋景。

　　“由于秋山春水玉畫面優美，不僅受北方民族的喜愛，也受到漢族特別是文人雅士的厚愛，因而元末明初南方地區也有類似題材的玉作，但大部分玉匠不知道這一史實，逐漸衍變成‘福壽’玉雕、‘一路連科’玉雕，老題材被賦予了新內容、新形式、新生命。”殷志強說。

　　元代玉器：

　　粗獷豪放 不拘小節

　　元代的統治者雖然也是游牧民族，但在殷志強看來，元代玉器的漢化程度比遼金要明顯得多，因為整個元朝的文化是由漢人來主導的，玉器受文人畫影響很大，大型玉器的雕造更可謂前無來者。

　　就器型而言，元代玉器大致可分為實用器和佩飾兩類。食用器有各式玉杯、玉海、玉樽等；佩飾器則有玉飾器、玉帶鉤、玉帽統、玉發簪、玉帶扣等。另外，也有作為文房用的玉墨床、玉臂擱、玉押、玉爐頂等。“元代社會的民族構成很豐富，文化上比較多元，不同地區又有不同習俗。因此，玉帶鉤、玉帶扣在南方比較多見，北方則戴帽子的時間多，所以玉帽飾比較流行。”

　　工藝上，元代玉器受發達的文人畫牽引。在圖案上，除了龍鳳以外，還有文人喜歡的松、竹、梅等；構圖上也不會做得很滿，常常留有余地，像山水畫作品，追求的是意境，不喜歡匠氣太重。所以元代的玉器比較強調整體造型，讓人感覺很大氣。“我們一般說小家碧玉、小巧玲瓏，元代玉器卻是以大為美，不拘小節，在打磨上不會很講究，通常只強調器物表面的完善，內部制作則較粗率。”

　　玉料上，元代的玉料比遼金時期更雜一些，像“瀆山大玉海”用的是河南南陽的獨山玉，這也證明了元朝時獨山玉作為玉石的一種已被大規模加工利用。

　　“瀆山大玉海”也是最能體現元代玉器風貌和工藝水平的作品。作為現存最早的大型玉器，“瀆山大玉海”在歷史上流傳有序，元明清三代都有記敘。

　　據《元史》所載，“瀆山大玉海”是由元大都皇家玉工制作的，完成于公元1265年，為元世祖忽必烈犒賞三軍而制，后一直安放在廣寒殿上。但明朝萬歷七年端午前一天的一場大火，使廣寒殿突然倒塌，“瀆山大玉海”及其底座被迫運走。幾經輾轉，“瀆山大玉海”與其底座分離，流落到西華門外的真武廟內，成了道士們的腌菜缸。

　　直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真武廟重修時，這個大“菜甕”的價值才被人們發現，因此被移到了廟內，被稱為大“玉缽”，成了真武廟的鎮廟重器，廟名也改為“玉缽庵”。乾隆十年(公元1754年)的一天，乾隆皇帝到“玉缽庵”游覽，一眼辨認出這大“玉缽”竟是元代流傳下來的著名玉雕作品——“瀆山大玉海”。他立即命人用千金把玉缽買回來。

　　乾隆皇帝收回“瀆山大玉海”后，將其安放在了北海團城的承光殿內，并先后命人重新修整了4次，還配制了一個新底座。之后，乾隆皇帝又命人在承光殿前修建了一座小亭子，取名為“玉甕亭”，專門用于安置“瀆山大玉海”與新底座。此外，乾隆皇帝還為這件國寶親筆題寫了三首詩，并鐫刻在玉器的腹壁上。

　　綜觀整個“瀆山大玉海”，形體厚重古樸，氣勢宏偉；其雕琢裝飾繼承并發展了宋金以來的“起凸手法”，隨形施藝，俏色處也頗具匠心。在我國玉器發展史上，“瀆山大玉海”可謂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不僅開創大件玉雕的先河，在世界玉石業發展史上也十分罕見。

　　鑒賞

　　要把握美的規律

　　在遼金元玉器的鑒賞上，殷志強認為，無外乎把握以下幾條規律：

　　首先，古玉即便本身玉質潔白無瑕，留存至今不可避免都會有包漿，所以在辨識上，包漿是非常重要的依據；

　　其次，遼金玉器雖然做得非常精細，但畢竟是人工的，放到高倍放大鏡下一看，手工的痕跡依然歷歷在目。“線不可能太直，花葉的經脈不可能非常細，而現在的仿制品，因為多為機器工，反而精美到一絲不茍，紋絲不亂。”

　　另外，要鑒賞遼金元時期的玉器，必須有一定的美術修養，能夠把握美的規律，對繪畫史中花鳥畫、宮廷畫、文人畫等類型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因為玉器是當時整個社會工藝美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單講玉料、刀工，可能連美丑都分不清，這樣看一輩子，也提高不了自己的眼力。”

　　大家簡介

　　殷志強，1957年10月生于江蘇省無錫市，1982年2月畢業于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曾任南京博物館研究員，現為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中華玉文化中心委員、江蘇省政協副秘書長，對考古學、博物館學、中國玉器有比較深入的研究，發表過100多篇研究文章、編輯出版專著近10本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