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時期藏家在古董店觀看書畫
文/呂友者
北京千百年來一直是北方乃至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尤其到了清朝覆亡后的民國,大量的達官顯貴、文人墨客以及鬻畫為生的畫家聚居于此,形成濃厚的藝術氛圍。同時,交易活動活躍,造成藝術品市場高度繁榮。其市場的形態也有別于同時期的其他地區,有著自身顯著的特點。
那么,這一時期北京的書畫市場及其運行機制到底是怎樣的呢?筆者試圖通過對藝術市場的生產者、中介機構以及消費者相互之間關系的剖析,全面呈現構成市場流通的各個環節與要素,以期讓大家對民國北京書畫市場有一個整體的了解。
市場的供給群體
民國初年,北京作為當時的首都,參與書畫市場群體非常之眾。舊皇室貴族、滿清遺老遺少、社會名流、政府官員和傳統收藏家,無不積極參與到市場中來。而藝術品市場流通首要鏈條的供給者,主要以北京地區的書畫家為主,他們才是市場上商品來源的主力。北京畫家群體有著自身的特質,其構成也頗為復雜。京城作為明清帝都,有大量宮廷書畫家、滿漢官員、謀職的傳統文人畫家以及民間的職業畫師等。這些畫家創作了無數作品進入到市場流通,使北京的書畫市場商品異常充足。
其實,出身貴族的畫家參與市場的目的和心態是不一樣的,如溥佐、溥雪齋、林琴南、溥松窗、溥濡、于非闇、余紹宋等。他們作為滿清皇室貴族后裔,受過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書畫造詣也相當深厚。到了民國初年,這些失去俸祿的貴胄子弟,有的卻不得不以書畫為生。但他們本身具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和社會資源,雖然賣畫,卻都能堅持個人的藝術主張,不為藝術市場所左右。
還有些以民國政府官員身份出現的畫家,其代表性人物為金城、陳師曾、周肇祥和徐鼐霖等。這些人廣泛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種資源從事書畫活動,雖然也定制潤格出售筆墨,但卻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書畫家的身份只是他們所扮演的眾多社會角色之一。
當然,市場上還是以職業書畫家為主,如俞陛云、齊白石、陳半丁、柳青、陳少梅等。他們處于民國書畫市場供給方的最底層,但本身藝術修養頗高,為了謀求生存,時常會根據大眾的喜好進行創作,以迎合市場。
除了居住在北京的本地畫家之外,南方地區的畫家也紛紛涌入北京。民國十七年(1928) 秋,張大千由上海到北平,經陳三立介紹,認識了居住在原恭王府的溥心畬。從此張大千與溥心畬常在一起談書論畫,吟詩作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的畫作也多次共同在北平的琉璃廠展出,銷路甚暢,因此有“南張北溥”的說法。民國二十四年 (1935), 張大千在北平賣畫時又結識了于非闇。于非闇非常賞識張大千的畫作,在報紙上大寫文章吹捧,對張大千的畫筆及用紙夸獎不已,用詞揄揚有過,在藝壇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此后張大千在北平多次舉辦畫展,獲得了極大成功。由此可以看出,張大千的成名與北平的畫家群體及繁盛的藝術市場是分不開的。
齊白石和黃賓虹兩人也曾于同時期寓居北平。齊白石于民國六年(1917)為避兵亂從湖南湘潭漂泊至北京。當時53歲的齊白石棲身古寺,在附近琉璃廠的南紙鋪刻印賣畫,以謀生路。在人生地不熟的他鄉,生活異常艱辛:“朝則握筆把刀,目不暇給,惟夜不安眠,百感交集。誰使垂暮之年,父母妻子別離,親戚朋友不得相見?”由于學八大山人的冷逸風格不對市民口味,作品的銷路并不好。后來他結識了陳師曾,陳師曾建議他自創風格,改進畫法以適應民眾對繪畫的偏好,并將齊白石的作品推向海外。從此齊白石聲譽日隆,求畫者不斷。黃賓虹定居北平已經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因受北平古物陳列所之聘鑒定書畫,隨后又應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之邀任國畫研究室教授、中國畫學研究會評議,于是便移居北平。在北平淪陷后,黃賓虹的生活陷入困境,經常三餐不濟。黃賓虹當時住在北平石附馬胡同,為補生活之急,不僅把心愛的名畫賣掉,甚至常常以畫換米。除南方畫家外,北京附近城市的畫家也來京城鬻畫。如以賣畫為生的天津畫家劉奎齡也曾一度攜劉繼卣到北平,并會見張大千和張善孖等人,還為魏恩甲作《關山行旅圖扇》《京劇四平山圖扇》等。
除了以賣畫方式流入市場的畫家畫外,宮廷書畫大量外流也是市場藏品的來源之一。當時在宮廷之中,上至皇帝下至太監,都拿皇室收藏的古書畫來發財。他們紛紛盜竊宮里的畫出賣,以致琉璃廠宮廷藏品交易異常繁忙。同時催生出造假的風氣,特別是在地安門一帶,形成了專門偽造宮廷書畫來賺取利潤的造假作坊聚集區,俗稱后門造。
這時期北平還有大批舊官員失去俸祿,成為遺老遺少。至清廷傾覆后,滿清的王公貴族、士紳官員、八旗子弟失去了賴以為生的經濟支柱,但依然游手好閑,不務正業。這些人大多都有收藏古玩的嗜好,為了繼續維持奢侈的生活,便開始變賣家中世代珍藏的古董字畫,成為市場的供給者。以致當時的市場上流通著大量貴族收藏過的珍貴字畫。并且每有公卿去世,其家所出售者,必為書籍字畫也。“市賈又百方難之,不售不止,售不盡不止。有自國初守之至今,亦蕩盡者。如怡親王載垣,自被爵后,其子售書畫三十年始盡。”這種現象在當時已較為普遍,有些貴族顯宦之家己經坐吃山空,日趨潦倒。如恭親王之孫溥心畬為母親辦喪事沒錢,被迫將家中祖傳的陸機《平復帖》賣給當時的著名收藏家張伯駒。
經營場所與交易方式
市場的繁榮,除了要有一批畫家等藝術生產群體之外,還應有作為中介機構的古玩商鋪及一些書畫商人的周轉,這樣市場才能維持正常運轉,才能使藝術品流通得更順暢。
這時期的書畫交易方式多樣,主要有通過藝術經營場所或中介人購畫、畫家制定潤格賣畫、直接向畫家定購、舉辦展覽售畫等。
當時北京經營書畫的古玩市場主要有琉璃廠、海王村、前門、大柵欄、隆福寺等,其中尤以琉璃廠最具特色。琉璃廠自清代開始興盛,到民國時期已成為北京古玩交易的主要場所。據記載,這里“列肆如云,古董居其大半,入其肆,古色蒼然也”。北京的古玩店各有特色,大都集中于此,如文祿堂、蜚英閣、松筠閣、保古齋等。很多文人都到這里淘古董書畫,像魯迅就好幾次在其筆記中提到來此購買碑帖拓片和古舊書刊的經歷。孫殿起也經常光顧這里,并留下了《琉璃廠小記》等詳細記錄此地經營交易狀況的書籍。可以說“琉璃廠向為舊籍及字畫古玩流轉之總匯,學人于中物色獲之者往往視若拱璧。其有備述經過,著成專書者,蓋亦甚多”。此外,還有一種是北京市場所獨有的中介機構叫掛貨鋪。天橋掛貨鋪經常出佳品,索價較廠肆為廉,這也是掛貨鋪在京城長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專門的古玩市場外,這時期北京一直還存在著地攤式經營的舊貨市場,就是所謂的“鬼市”。 事實上,這種集市早在唐代就已經存在。唐鄭熊在《番禺雜記》中說:“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民國的北京“鬼市”主要集中在天橋、西小市、東小市、高粱橋、朝陽門外等,曾興盛一時。清末民初,一些皇室貴族的紈绔子弟,將家藏古玩珍寶偷出換錢。也有一些雞鳴狗盜之徒,把竊來之物趁天黑賣出。這里的古玩商販總是半夜時分打著燈籠趕來搶位設攤,很像鬼影隨行,于是就被人們稱為“鬼市”。由于經營的古董大都來路不正,因此價格十分低廉,是人們撿漏的好地方。但至1949年北京解放之后這樣的市場就基本絕跡了。
然書畫交易方式不僅限于古玩市場等經營場所,這時期畫家選擇進入市場的途徑已很多樣化。由于礙于面子,大多數畫家會選擇傳統的中介機構,如古董鋪、箋扇莊、南紙店、茶樓及裝裱店等代理懸掛筆單宣示潤例。書畫家掛筆單(潤例)多見于南紙店,紙店可以從中收取一至二成酬金。同時,他們還可售出紙張簿絹,并代辦裝裱等業務。除通過店鋪懸掛潤例外,有的畫家把潤例直接張貼于其住所,亦或刊登于報刊雜志,這在當時也十分普遍。當時書畫家潤例的價格由名氣、地位等因素決定。
也有一部分書畫家是通過參與社團展覽這種新興中介進入書畫市場的。北京地區有中國畫學會、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和湖社等社團組織。各社團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各種美術展覽活動,一方面宣傳社團的藝術主張,擴大社會影響力,壯大社團力量;另一方面,由畫會的成名者代訂潤格,通過畫會宣傳出售近作。如湖社第四次成績展,售出畫款近2800元;第六次成績展,更是售出畫款千余元。還有的成員一次展覽就銷售百余件作品:“本社干事金蔭湖,最近赴吳興原籍掃墓,便道滬濱,將所攜帶湖社同人畫件,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起,公開展覽,聞售出之畫,有百件之多。”另外天馬會歷屆展覽中,畫作都標有價格出售,并且規定所售畫作須繳納20%用于社團資金。
不光社團展覽,還有通過舉辦個展直接售畫獲得預想收益的。故都六月展覽會最盛,計有藝風社、燕社、湖社、晉省旅平同鄉研究會展覽、溥心舍夫婦畫展、京華美術職業學校美展、蔣兆和繪畫近作展等,皆有可觀。其他畢業學生,或初弄筆墨者,開個展覽會。既可由此揚名,并能檄幸獲售,何樂不為?約計秋涼尚有數月,不知尚有多少展覽會出現,故都人士,眼福誠不淺也。
眾所周知,成熟的市場都會有相應的書畫經紀人出現,民國時期的北京也不例外,并且群體相當壯大。書畫經紀人又稱牙儈、牙郎、牙人、掮客等,早在唐宋時期就已出現。明代時活躍了一大批牙人,如吳其貞、張黃美就是當時的典型人物。這些人奔走周旋于書畫作品的買賣雙方之間,牽線搭橋,評鑒真偽,協調價格,收受轉交潤金等,成為書畫家進入藝術市場銷售其畫作的又一條重要渠道。對此,據喜愛收藏吳昌碩作品的王個簌回憶說:有一些掮客知道我收昌碩先生的畫,所以拿到了昌碩先生的一些精品,就會一天幾次地來爬我的樓梯。我收藏的昌碩先生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從掮客手中買下的。齊白石也曾回憶道:“經過日本展覽以后,琉璃廠的古董鬼,知道我的畫,在外國人面前賣得出大價,就紛紛求我的畫,預備去做投機生意。一般附庸風雅人,聽說我的畫能值錢,也都來請我畫了。從此以后,我賣畫生涯,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
發達的市場令裱畫師也蠢蠢欲動,亦積極地參與市場交易,扮演“牙儈”的角色。例如當時一個叫劉金濤的裝裱師,他在完成本職工作之余,經常帶著齊白石的畫到處串門兜售,其中大部分是早期之作,要價也公道,成交與否他總是一臉笑容。像這類人在北京不在少數,當時一般稱之為“掮客”。掮客是典型的書畫中介者,他們在書畫市場上到處游走,買進賣出,十分活躍。無論是對加劇市場的流通速度,還是對繁榮市場他們都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購藏群體與書畫作偽
繁榮完善的書畫市場除了供給群體和中介外,收藏群體是藝術品交易能否完成交易的關鍵,處于整個市場體系的終端。北京的購藏群體包括政府官員群體、王公大臣、社會名流、文人學士、市民商販、外國人等。他們嗜好古玩書畫,構成了北京地區書畫市場獨特的消費群體。
民國北京濃郁的文化與政治氛圍,使得政府官員和文人學者在書畫市場中占有較大比重,這在其他城市較為少見。北京政府官員大多附庸風雅,不僅追捧古代書畫,當代書畫家的作品也被納入他們的購求視野之內。當時有個叫徐燕孫的畫家,其作品受到市場青睞并成為政要競相購買的對象。徐燕孫回憶起在中山公園舉辦畫展的情形:捧場者頗多,賣出各件多大字標貼某局長定或某處長定,一若為該畫增光者也。既然徐燕孫的畫作這么受歡迎,惹得眾人眼紅也在所難免。以致有許多人甚至包括他的徒弟,也偷偷地復制老師的作品和印章,暗中作偽賣畫。
值得一提的是,收藏者的熱情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一旦這些購買者受時局流變而出現經濟危機時,也會暫停購畫,從而極大地影響到書畫市場的交易。歐戰未已,古董一行,不獨外人無問津者,即京朝官,亦以薪傣支發不已時,囊中稍有余錢,亦留備緩急。故廠肆水清鬼靜,甚于民國元年。這說明市場也會受到戰爭等外部因素的影響。
至于傳統收藏家群體,一般也以具備一定文化修養的文人居多,如張伯駒、張允中等。當時北平書畫市場的繁榮,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地收藏家專程前來購買:書藏家蔣毅生氏夫婦來平避暑,近來字畫購入甚多。上海大藏家龐萊臣,現已來平,收購舊畫之興甚豪,王亮之吳仲圭漁夫圖,已由龐萊臣君購去矣。
除去附庸風雅的官員和文人外,市場上還活躍著眾多的商販群體。如王一亭、陳小蝶、虞洽卿、李秋君、穆藕初、吳蘊初、陳光甫、狄楚青、杜月笙和黃金榮等,都是畫壇十分活躍的商人。商人購買字畫在當時已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有提升身份地位之意,也是他們顯示身份地位的象征。他們通過各種途徑購畫。有一次豐子愷舉辦畫展,許多作品都被這些商人買去。
此外,普通市民也喜歡購買書畫,而且群體數量非常之龐大。他們是社會中收入居中的階層,購買藝術作品主要為裝點居室之用。市民階層中有著較高文化修養或專業技術的一類,是美術消費的主要群體之一。他們思想開放并擁有穩定的職業,收入較高,且具備文化娛樂消遣的素質和資本,購買藝術品成為其提高生活品位的標識。
除了國內買家,當時的外國人也很青睞中國的書畫藝術品。民國以后,大量西方人涌入中國,其中一部分出于欣賞喜好,也有一部分出于賺取利潤等目的大肆購買中國書畫。如1945年傅雷致函黃賓虹稱有“外國人欲購其書畫作品,惟便逢美國新聞記者,及本為藝術家而被征入之軍人,約觀法繪,一致欽佩。已就敝藏中擇一二轉贈,以廣流傳。彼等有意,一懇求大作查美金兌率甚高,若以潤資易吾公喜愛之古書畫,亦大佳事;二設法在美開一畫會,為吾翁宣揚海外”。
民國時日本人購求中國書畫的風氣頗為濃重,舊人之訂購先生(吳昌碩)及白石畫者,歲必數千幅。被譽為北平廣大教主的金城“以摹古得名,專以宋元舊跡,輸送日本,其畫青綠濃重,金碧渲填,日人購之,蓋兼金焉”。齊白石作為職業書畫家,更是日本購買者群體存在的最大受益者。在1922年春天,陳師曾受邀參加在東京舉辦的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帶去了齊白石畫的幾幅花卉山水,展出并銷售。這些作品不僅全部售出,而且賣價頗高。一幅花卉賣到100銀元;一幅二尺長的山水竟賣了250銀元。
市場的高度繁盛,也催生了偽造古書畫的風氣。像上文提到造假作坊區和從事贗品造的書畫商人在北京不在少數。還有一些畫家紛紛通過摹古制假,以獲取暴利。二十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張大千的名聲還不如今天這樣高,可他臨摹古畫卻能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就連精通鑒定的黃賓虹也曾被騙,拿著自己收藏的石濤真跡來換取。張大千同京城琉璃廠古玩字畫商趙盤甫、蕭靜亭、靳伯聲、周殿侯等人有交往,這些人幫他銷售臨摹的古畫。他的“假畫”由于水平高超,現在依然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如今,北京儼然已成為全國書畫藝術品市場的交易中心,北京市場的冷暖已成為各地的風向標。但我們不應忘記民國的北京,那個大師輩出年代。大師們為求生存而創作的作品經典不衰,成為拍賣場上炙手可熱的爭奪對象。那些寶貴的市場經驗和完善的市場運行機制,無不給了我們更多的感悟和啟示。雖然那個時代已遠去,但帶給我們的色彩斑斕的記憶卻是永遠抹不去的。我們似乎依然能從那些發黃的畫作和老照片中,聞到一種特有的藝術氣息,給予心靈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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