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靜觀皆自得”。古人以眼觀察萬物，以心觀照品質，或揮毫染翰，或詩文吟誦，雖形式不一，莫不“立象以盡意”，輒成珍品。中國傳統講究含蓄，委婉，品質的表達往往暗含不露，多以比附、隱喻手法表達出來，一如《詩經》之草木鳥獸，《離騷》之美人芳草者。蘭花，幽香清淡，色雅不俗，居于曠野幽谷，契合文人雅士清高隱逸、孤芳自賞之情，故千百年來一直是繪者娛情寄意的描繪對象。

　　圖1香港藝術館，張穆《動物花卉冊》之一，紙本，(19.5×14cm)

        潘天壽先生在《中國繪畫史》中說：“(水)墨蘭亦起于宋，而源流未審或謂與墨菊同起于殷仲容。芥子園云蘭菊盛于趙吳興，然不始于吳興，而始于殷仲容，不知何據。至宋末，湯正叔雅，趙孟堅多好之……”從作無根之蘭以寄亡國痛的鄭所南;“一舟橫陳雅玩，至忘寢食”的趙子固;到夫妻共好畫蘭的趙松雪和管道昇;“縱橫偃仰，神趣橫溢，純乎士氣”的蔣予檢等都是其中畫蘭名手。而嶺南一隅，“善繪動物鷹蘭竹”的明人張穆(鐵橋);有藏石之癖，工詩、擅畫蘭的清人梁九圖;(圖1)、(圖2)、(圖3)以及清末廣東可園“秀逸天成”的張德甫和“叢叢古香，帙帙幽馥”的張嘉謨，畫水墨蘭得前人蕭疏高曠之遺意，而廣受時譽。

　　圖2香港藝術館，張穆《動物花卉冊》之二，紙本，(19.5×14cm)

　　圖3 香港藝術館藏，梁九圖《蘭花》(局部)，絹本，(84×43cm)

        張敬修、張嘉謨為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陳樹人蒙師清未嶺南花鳥畫巨擘居廉交游中極其重要的人物。居廉曾隨堂兄居巢到東莞可園幽居十年，居巢作為張敬修清客，其藝術多在張氏可園發展而成，而居廉受其堂兄影響，進而嶺南畫派高劍父、陳樹人又受居廉影響，其中關鈕可見。
        張敬修 (1824—1864)，字德圃，亦作德甫、德父，別署虎頭山弄潮客、博溪漁父，廣東東莞博廈村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服官于粵西，后歷任慶遠、百色、平樂、柳州、梧州、思恩、潯洲等地官員。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廣東天地會凌十八等起義，他面呈督撫，力主派兵鎮壓。由于他的主張沒被采納，便以弟弟病逝為名，辭官退隱，歸家構筑可園。后凡兩仕兩辭，官至廣西按察使、江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等職，著有《可園遺稿》、《香光閣詩集》、《可園印譜》。

        “(德甫)軍旅之余，不忘風雅，生平擅丹青，兼長刻篆;品評鐘鼎彝器、金石字畫，唯審唯精;喜畫蘭梅，涉筆成趣;所為銘，多自雕刻;題畫詩，尤超絕肖為其人。”(張秉煌：《可園遺稿跋》)可見張敬修為有著傳統士大夫情結的軍人，多才多藝，金石書畫，詩文鑒賞無不喜好。篆刻方面，馬國權《廣東印人傳》稱其師古為多，印風或沉厚，或秀利，各具特色。現存《可園印譜》以及《綠杉軒集印》均錄有他的作品。其《可園印譜》自序云：“予自髫齡即喜刻劃金石，然皆師心自用，朱白陸離，動盈筐笥。”足見鐵筆之功深厚。清末廣東名士徐夔飏(1861—1939)稱：“公(張敬修)天懷高曠，志趣淡遠，于群卉之中獨賞蘭蕙。嘗筑園，榜曰‘可園’。棲榭之外，藝蘭蕙甚多，日夕吟嘯其中，時或寫之丹青，自題句于上以見志”。張敬修辭官歸故里,辟可園，雖園內群芳，但卻“獨賞蘭蕙”，對蘭花吟詩作畫以見其志：吟頌也長于梅蘭題材，“瀏乎其氣清也，穆乎其意遠也，雖寥寥短章，神趣翛逸。”(廖道傳：《可園遺稿序》)汪兆鏞《嶺南畫征略》稱張敬修“寫梅蘭筆墨超絕”，得“秀逸天成”之致;東莞市可園博物院藏張敬修《香淡蕩，影參差圖扇》以及《盆蕙圖軸》為張敬修水墨蘭的兩種樣式，前一種在扇面上作畫，以折枝法選取蘭蕙一株自上而下寫出，蘭花得向背掩映之趣，極妍盡態;蘭葉能反折得勢，勁挺雅秀。正如畫上廣東番禺名士、樸學家陳澧所題：“風韻好當，作美人看”。而后一種為贈送給居巢之作，描繪架上盆蕙，用筆秀勁雅致，蘭葉隨意穿插而又自然生動，墨色清潤透靈。可窺見張敬修寫水墨蘭之一貌。繪事之余，德甫亦撰寫畫蘭專著《蘭說》。該著作從內容來看，當為寫墨蘭的題跋，主要記錄了畫蘭的主張和心得，其中不時展示出他對寫蘭的一些真知灼見。而他的軍旅生涯和嗜蘭如命的品性，使其寫墨蘭能盡得蘭花的姿態和蘭花的清秀幽香、超塵脫俗的韻致兩個方面，形神兼備，或可稱為妙品。《蘭說》筆記二十六則，不乏獨到的見解。
        張嘉謨(1830—1887)，張敬修侄，字鼎銘，一字遁叟，別號甚多，有鈍守、遁叟老人、遁翁、屋里山人、問花主人等。他精鑒賞，收藏鼎彝、金石、碑帖、書畫等甚富。善詩詞，工繪畫、篆刻，著有《靜娛室題畫詩》、《墨蘭詩集》、《靜娛室雜存》等。張敬修任官期間，侄嘉謨隨行襄理軍事，并聘請了能詩擅畫、兼通印學的居巢(1818—1865)充當幕僚，后由居巢引薦其堂弟居廉亦隨行軍旅。張氏叔侄均雅好書畫篆刻，遂于軍務余暇，與居巢、居廉好共同研求藝術。嘉謨與居廉同學畫于居巢，居廉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所作《鳳仙蚱蜢》與張嘉謨于光緒六年(1880)所作《花卉冊之三》以及光緒三年(1877)居廉所作《水仙•蜜蜂》與光緒六年(1880)張嘉謨所作《水仙蜂石圖》一樣無論是用筆、用墨還是構圖、設色都十分相近，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的《草蟲扇面》更是張嘉謨與居廉藝事交流之作，可見兩人交情甚篤，藝術也互相影響。張嘉謨師從居巢時亦多用其法，而畫面所透露出的生活氣息也是居氏一直以來重視“生意”的結果。然而，《嶺南畫征略》又記張嘉謨“中年后專寫墨蘭，兼工篆刻”，其原因正如清未廣東新會名士陳寶征所說：“老人(張嘉謨)恬淡無欲，獨以蘭得其性之所契，故多藝蘭，又工于畫蘭，尤多題蘭之作，措詞婉約，托諷深遠，有屈騷之遺音”，時有“古泉石，鼎銘蘭”之譽。而須注意的是，張敬修之父張應蘭(1763——1837)，字楚佩，號九畹。也是以屈子典故，蘭花之意命其名號、用字以見其志的。張敬修、張嘉謨好蘭或亦受家族的影響，另一方面就是對蘭花品格的認同和借物喻己以見其志的。
        雖居巢以寫閑花野卉為人稱著，但亦有畫蘭蕙，曾見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居巢贈送給張嘉謨的《春蘭》扇面，以雙勾法寫春蘭，全用毫尖，得瘦硬之趣，線條挺秀細勁，蘭葉勢飛舉，花蕊舒吐，通篇文人氣息濃厚。而與其師居巢不盡相同，所附張嘉謨《空谷幽蘭圖》兩幀以水墨簡筆寫幽澗蘭蕙一株，大筆取勢，淋漓酣暢，寥寥數筆，足見蘭之偃、仰、欹、正、含、放，風姿綽約，生機盎然，饒有韻致。其一款署：“此是幽香一種花，不求聞達只煙霞;采樵或恐通來徑，更寫高山一片遮。澤坡一兄大人屬，張齊”;印鑒：“(朱文方印)遁叟”。其二款署：“墨君石友意同參，幾葉光風轉碧嵐;悵望王孫杳何許，年年芳草滿江南”;印鑒：“(朱文方印)循叟”。因蘭花以書法用筆為之，遂款書又與蘭花相得益彰，協調自然。作水墨蘭，清汪之元《天下有山堂畫藝》中說：“寫蘭之法，多與寫竹同，而握筆行筆取勢偃仰，皆無二理。然竹之態度自有風流瀟灑，如高人才子體質不凡，而一段清高雅致，尚可摹擬。惟蘭蕙之性，天然高潔，如大家主婦，名門烈女，令人有不可犯之狀。若使俗筆為此，便落妾下媵輩，不足觀也。學者思欲以莊嚴體格為之，庶幾不失性情矣”。上述兩幅作品款中“不求聞達”、“芳草滿江南”可見是借寫墨蘭喻已的心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