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馬景政
        這對光緒淺絳彩瓷琮式瓶(圖1)，一只是京城老友的陳年庋藏，一只是廣東舊識的新納之物。二0一0年(農歷庚寅年)初冬，這對久別的“原配夫妻”戲劇般重逢了。再看琮式瓶上的落款時間——“庚寅歲季夏月”，又是庚寅年。
        又是庚寅年，斗轉星移，兩個甲子過去了，這對琮式瓶在顛沛流離中見證了一百二十年的世事滄桑。團聚之日，卻依舊溫潤似玉，色艷如新。
        琮式瓶的瓷畫作者是雷洪章。在同光年間數以百計的淺絳畫師里，雷洪章作品的存世量不算多，但仍然凸顯出了自己的鮮明特色——選胎精良、用料考究，繪畫和書法中規中矩，尤其是人物作品頗具大家風范。
        琮式瓶的一面繪淺絳山水“桃源勝境圖”，題款“萬樹桃花發，東西路頭迷，相思夜來夢，夢入武陵溪，雷洪章作”(圖2)。山水格調清新淡雅，意境空寂深幽。另一面是開光“燕山五桂圖”(圖3)，畫面設色艷麗又不失清雅，人物形象古意盎然，書法長題洋洋灑灑。帶鋪首的兩面，圍繞描金象頭鋪首是一圈朱紅金文，下繪一枝紅梅(圖4)。仔細品讀書法長題，一只題為“看詩欣脫帽，一物正相需，卓立雕镕幾，光明邁瑾瑜，時維庚寅歲季夏月荷花生日，率寫于珠山醉經堂酒碧燈紅之所，特奉聯青三兄親家大人鑒正，靜夫弟任宗泰題”。另一只題為“聯青三兄親家大人正鑒，維名器之難假兮，洵任用之相當。羨中通而外直兮，等玉潤與珠光。常挺然于案上兮，直洞若于席旁。值冠冕其欲下兮，覺位置其允臧。實君弟毛慶蕃題”。雙面題款的引首和款尾的兩方閑章，好像都是一個“賜”字，不知何意(見圖3)。整件作品造型古樸高雅，詩書畫印俱佳，置上案頭，倍覺文氣襲人。

        這對琮式瓶落款中共涉及四個人物。一是瓷繪作者雷洪章，二是被兩位持贈人同稱“三兄親家大人”的受贈者“聯青”先生。再就是琮式瓶的持贈人，一位自稱“實君弟毛慶蕃”，另一位稱“靜夫弟任宗泰”。
        受贈者“聯青三兄親家大人”的身份，目前尚無從考證。持贈人毛慶蕃和任宗泰，卻是光緒年間江西豐城赫赫有名的兩位進士。從對受贈者的相同稱呼來看，兩位同鄉進士還是親戚關系。
        作為晚清的官員和學者，毛慶蕃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位值得關注和研究的人物。出身官宦家庭的毛慶蕃(1846年—1924年)字實君，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舉，隨后游學各地，與劉鶚一道投在“泰谷學派”的門下，成為“中國最后一個儒家學派”的重要傳人。光緒十五年(1889年)中進士，授庶吉士，任戶部員外郎補派山東司幫主稿，北檔房總辦。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赴天津，協助陳寶箴辦理湘軍糧臺。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為劉坤一所薦改試用道員，留任上海制造局總辦，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為袁世凱奏調赴天津開辦戶部銀行，籌建中國萬國紅十字會，后調任南京金陵機器局總辦。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任永定河道、署通永道、同年署天津道、直隸按察使、直隸布政使等職。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任江蘇提學使。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任甘肅布政使。宣統元年(1909年)以甘肅布政使護理陜甘總督。年底，被誣“玩誤新政”落職。入民國，堅拒北洋政府要職，從此寓居蘇州，閉門讀書，清貧度日。
        毛慶蕃一生輾轉仕途，與晚清政界、學界要人過從甚密。與劉鶚、羅振玉更是互為兒女親家。毛慶蕃不僅是中國第一所國家銀行“大清戶部銀行”的創始人，也是中國近代兵器工業和紅十字事業的先行者之一。作為一位儒家學者，他在任職期間對敦煌文物的保護發揮過巨大作用。同時，他還是“天下黃河第一橋”——蘭州黃河鐵橋建造的促成者。毛慶蕃在工程中創造的“牌廈”，成為具有中國傳統建筑特色的橋頭堡的前身和雛型。只可惜，該牌廈早已在民國后期被拆除。
        另一位持贈人任宗泰，也是江西豐城人。光緒九年(1883年)進士，歷任沙縣、屏南等知縣。更多的生平資料還有待考證。
        兩位江西豐城籍進士出身的官員共同訂燒的這對琮式瓶，高30.5厘米，較同類琮式瓶相比，除去瓶身大一棱、手頭沉一些之外，從其胎骨的潔白細密、釉水的肥厚溫潤，可以看出兩位朝廷官員對自己訂燒禮品選料上的精益求精。從題材和繪畫風格的選擇、山水意境的營造、人物形象的表達上，都反映出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熏陶的晚清文人官員的價值取向和審美追求。
        耐人尋味的是，這兩位光緒進士在琮式瓶上的題句，對琮式瓶在當時的功能給出了出人意料的答案。毛慶蕃題句中的“值冠冕其欲下兮，覺位置其允臧”。任宗泰題句中的“看詩欣脫帽，一物正相需”。明明白白說的是這對琮式瓶是作帽架用的，其功能竟與當時頗為流行的帽筒一般無二。
        題句者是兩位堂堂的國朝進士，毛慶蕃還是當時名冠南北的一代名儒，并且跟劉鶚、羅振玉一樣，自身也是考古、訓詁學大師，照常理，絕不會對自己訂燒禮品的用途弄混搞錯的。
        目前，對于琮式瓶的研究，臺灣學者謝明良先生走在了學術界的前列，大陸學界對此尚未引起足夠重視。事實上，這類型制的瓷質琮式瓶自南宋就已成對出現，其功能就是書齋插花之用，具體名稱還不得而知。到明代，受道教文化的影響，瓶身多做出八卦紋式，琮式瓶的功能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除插花之外，也放置占卜用的蓍草和竹簽。因而自明代開始，也就有了蓍草瓶和八卦瓶的名稱。從晚明到清代，琮式瓶一直作為宮廷和貴族文房清供中品級較高的花器使用。琮式瓶傳人日本后，不僅用它插花，還當作茶道席上盛水的器具。而到了光緒年間，琮式瓶居然又有了帽架的功用。
        琮式瓶從問世到現在至少八百年，但琮式瓶這一名稱才叫了不過百余年。從目前發現的明清兩代典籍中的插圖和文字佐證，這種瓶均被稱之為“蓍草瓶”。說起“琮式瓶”的叫法，還是源自跟兩位豐城籍進士同時代的著名金石考古學家吳大澂。毛慶蕃的同學加兒女親家劉鶚還曾給這位吳大澂做過幕僚。這對琮式瓶問世的前一年，吳大澂的《古玉圖考》出版，書中將新石器以來用玉石制成的內圓外方粗管造型的器物考定為《周禮》所載的“琮”，此說法逐漸得到學界認可。隨后，南宋以來仿照這類古玉制品并將底端封實，可以盛物的石、銅、瓷質制品，也就自然而然的地被稱為“琮式瓶”?，F在，隨著考古發現和學術研究的深入，《古玉圖考》中的“玉琮說”可能面臨著被推翻。到那時，“琮式瓶”的名稱也將會自然更改，這是后話。
        目光還是回到琮式瓶上的兩段長題，真可謂是兩位進士的“琮式瓶贊”。由此想起較他們年長一些的另一位進士出身的官員王鳳池在方帽筒上的題句：“品潔如玉方如圭，有時作帽架，亦有時作花插，有時作詩筒……”，兩段“琮式瓶贊”與王鳳池的這段“帽筒贊”相互印證了在光緒早中期，琮式瓶和帽筒作為貴族階層書房和廳堂的陳設器，均有帽架、插花以及存放書畫詩稿的功能。及至光緒晚期到民國，帽筒開始為民間所廣泛使用，成為普遍百姓家必備的陳設品，同時也就自然成了盛放日常閑雜物品的器具。而琮式瓶，因其制作成本的偏高以及其名稱和功能上的神秘色彩，未能向民間普及，一直作為上層社會文人雅士的書齋陳設和清供花器，而“卓立雕镕幾，光明邁瑾瑜”。(責編：雨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