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出的劉墉（劉羅鍋）書法作品

明清狀元、進士精品書畫作品展現場吸引不少觀眾參觀

       作為北京孔廟、柳州文廟國學文化交流活動的重頭戲之一，《中國明清狀元、進士書畫藝術精品展》近日在柳州文廟開展，展出了由收藏家安繼華收藏并精心挑選的30幅明清狀元、進士書畫作品。很多市民在欣賞字畫的同時，對這些名動一時的作者也很感興趣。日前，記者找到展品負責人劉賀斌，聽他講述了這些狀元、進士們的逸聞軼事。

　　 最后“三元”出自廣西

　　 桂林王城正陽門上有一塊牌匾，上書“三元及第”4個大字。這是科舉時代鄉試、會試、殿試一路過關斬將，連中解元、會元、狀元的士子的最高榮譽。中國自隋朝實行科舉制度，至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除，時間跨越1300年，歷朝歷代狀元進士疊出，但能夠連中“三元”僅有十幾人，其中廣西就有兩人。廣西臨桂人陳繼昌(1791—1849)是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狀元，也是中國科舉史上最后一位“三元”狀元。

　　 此次展覽中有一幅陳繼昌的作品：“文章巨蟹橫行日，世界群龍見首時”。從內容看，反映了進京趕考的學子皆為全國各地的文人精英，而最后的考試也就是“群龍見首”之時。這幅作品應該是陳繼昌高中狀元后所寫，體現出一種傲視群雄的心境，當然也包含了自己憑借堅強毅力完成殿試并取得勝利后的喜悅。

　　 陳繼昌是乾隆朝著名宰相陳宏謀的玄孫。陳繼昌自幼就博覽群書，勤奮苦讀。嘉慶十八年，陳繼昌參加廣西鄉試，得中解元。嘉慶二十五年，禮部會試陳繼昌再奪會元。由于在會試時體力和腦力消耗甚大，加之又不適應北京春天乍暖還寒的氣候環境，陳繼昌突然病倒了，幾天不能進食。眼看就要殿試，陳繼昌更是心急如焚。同來的廣西舉人建議他以身體為重，暫時放棄本次殿試。未料，殿試當天，陳繼昌毅然爬了起來，下地吃了點補品，加了件厚衣服，走進了考場。待答完題交了考卷，他一轉身才感覺天旋地轉，昏倒在考場門外。

　　 據傳，陳繼昌因帶病考試，勉強答完卷，并沒有發揮很高的水平，問卷大臣擬為一甲第二名。知貢舉(主試)大臣曹振鏞說:“本朝百余年，三元僅一人，無以彰文明之化。”于是將陳繼昌改為首列，由嘉慶帝欽點為狀元，成就了清代第二個“三元及第”。陳繼昌抱病應試連中“三元”的事跡，被廣傳為佳話。清代名臣、“四朝元老”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狀元)曾贈陳繼昌一副對聯：“畿輔為屏，越五百里;科名蓋代，第十三人”，意為歷代至今，登三元者，到陳繼昌總共十三人。

　　 后來陳繼昌多次被派放外任，曾在山西、直隸、甘肅、江西等地為官，最后在江蘇巡撫任上因病辭歸故里，3年后病故于家中。陳繼昌為官清正廉明，所到之處，興利除弊，促教興文，深得百姓擁戴。陳繼昌詩文、書法均有很深造詣，最受世人推崇的是他的楹聯，意境高遠，且應對神速。當時不少名士都與他有聯語交往。眾多聯語中，有一副說到他家族的特別引人注目：“高祖當朝一品，文孫及第三元。”

榜眼亦為“第一名”

　　 “祖德宗功音容如在，子乘孫繼俎豆常新”。這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榜眼于建章的作品，他同樣是廣西臨桂人。今桂林市王城西華門“榜眼及第”的石牌坊就是為他而立。

　　 清朝的歷代皇帝為了籠絡漢族知識份子，在科舉取士上采用“旗不點元”的策略，即一甲前三名——狀元、榜眼、探花，不取旗人。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這是從順治帝開始歷朝因循的慣例(僅順治年有兩科滿漢分榜，不過滿榜狀元顯然無法和全國狀元相比)。只有同治四年乙丑科特別：狀元崇綺，蒙古正藍旗人;榜眼于建章;探花揚霽，漢軍正紅旗人。第一、三名都是旗人。也就是說，于建章是這一榜中的漢人進士第一名，他這個榜眼就有點特殊了。

　　 這一科為何會“破例”呢?其中還有一段故事：殿試結束后，幾位閱卷大臣在所有密封試卷中圈出前十名，送呈同治皇帝親覽。由于當時同治還只是個10歲的孩子，閱卷之事便由慈安、慈禧兩宮皇太后代行。慈禧見一本卷子文辭寫得不錯，字也挺有功夫，就主張點這本為狀元，慈安說不出什么意見，由著慈禧做主，把十本卷子的名狀安排停當，并用御筆點了。密封試卷拆開，才發現排在一甲第一名的竟是蒙古正藍旗人崇綺，這可是清代開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先例。可是，慈禧御筆點中的狀元，又不好改換。慈禧斟酌再三，猶豫不決，遂交由軍機大臣和閱卷大臣商議。眾大臣經過反復爭論，得出“但憑文字，何論滿漢”的結論，奏復兩宮。崇綺作為第一位旗人狀元，成為當時轟動朝野的重大新聞。

　　 于建章中榜眼后，很快得委以實職。按慣例，榜眼、探花授職編修，仍需在翰林院中學習。而于建章在授編修后的第二年，便得授任做了鄉試考官。鄉試過后，即得授實職學政。清代學政按規定都要進士出身，帶銜任職，不管所帶銜高低，學政主持學務，該官的職權與總督、巡撫相同，是一個重要的職務。于建章入仕后，很快能得到這個職務，預兆他官運享通，可以大有作為。此次在柳展出的這幅作品，正體現了于建章欲繼承祖宗功德，意氣風發，大展拳腳的抱負。

　　 同治九年(1870年)，于建章因生母去世，奔喪回家鄉。在守喪期間，他舊病復發，熬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終于不治，在蒼梧(今梧州市)去世。于建章還沒來得及施展他的才能就英年早逝，留下了歷史遺憾。他沒有留下什么文章翰墨，此次展出的就是極少數存世作品之一，甚為難得。

文人才情看對聯

　　 這次展出的明清狀元、進士的書法作品，除了臨摹前人作品外，主要都是自己寫的對聯。很多人所寫的對聯對仗工整、嚴謹，意境悠遠，展現出當時他們作為“精英”文人的文學功底和才情。作品中，如“蓮葉東南臨水檻，柳條西北看山樓”，“青山不墨千秋畫，綠水無弦萬古琴”等，都是對聯之中的佳作。前者是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狀元劉福姚(廣西臨桂人)的作品，他也是廣西最后一名狀元，名字刻于今桂林王城東華門“狀元及第”牌坊上。

　　 此次在柳展出的，還有清代第一名狀元傅以漸(山東聊城人)的作品：“陶令愛文常對酒，庾公逢月每題詩”。傅以漸是順治三年(1646年)狀元，也是康熙的師傅，官居相位，鞠躬盡瘁，任勞任怨，以勤政清廉著稱于世。這副對聯中，“陶令”指東晉詩人陶淵明，“庾公”指北周文學家庾信。作品體現了傅以漸向往陶淵明、庾信之風范，也側面反映出他本人的博大胸懷。

　　 關于他有很多歷史典故與傳說，其中最有名的莫過于“仁義胡同”：傅以漸在京為官時，家人曾因宅基地與鄰居相爭，父親寫信給他，讓他出面找山東的地方官打個招呼。他看信后，立即寫了回信。家人展開一看，只有四句話，全文為：“千里來書為堵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讀后，深知其意，主動將宅墻退后三尺，鄰居知道后為之感動，也學著讓出三尺，于是出現了一條六尺多寬的胡同，被命名為“仁義胡同”。這件事，在鄉里傳為佳話。后來，康熙皇帝南巡路過聊城，獲知此事后頓生褒獎之心，揮筆題寫了“仁義胡同”四個字。康熙題詞和傅以漸的詩后來都被刻成石碑，嵌入墻中。

　　 傅以漸在朝中雖官居顯耀，卻以簡樸無華著稱。別的官員騎馬坐轎上朝，他卻只騎一頭毛驢。順治帝恩準他可騎驢進出午門，有時他的學生、年幼的康熙為其趕驢。一日，此情景被順治看見，大笑不止。不幾日，傅以漸接到皇帝親賜一卷畫軸，御筆為他繪制了一幅《狀元騎驢圖》：一頭黑灰色毛驢，韁繩是順治拎著;康熙則如頑童，持鞭催驢兒在后;他卻像南極仙翁穩騎驢背。有一次，他賞畫之后，在御印旁題字一行：“閣老騎驢，皇帝拎韁。天子趕腳，悠哉悠哉。”傅以漸的七世孫傅斯年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這名狀元很“偶然”?

　　 此次展出的還有很多名人狀元、進士作品，如劉墉、李鴻章、翁同龢、徐世昌等。其中，劉墉除了在政壇的卓越成就外，還與同在乾隆朝的翁方綱、梁同書(這次也有作品展出)、王文治并享書法聲譽，當時人稱“四大家”。論書法藝術成就，當推劉墉最高。此外，還有張之洞的哥哥張之萬、打出中國陸地中第一口油井的曹鴻勛、與張謇被稱為“商部實業兩狀元”并在中國率先發行股票債券的黃思永等。

　　 以上的狀元、進士都有著突出的成績，而有人卻背負著“中狀元是因為名字取得好”的名頭，一直耿耿于懷。這就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狀元王壽彭。

　　 當年，年僅27歲的王壽彭還沉浸在奪魁的喜悅中，朝廷里便傳出了他中狀元是“因名得福”的偶然論：進士名單上，王壽彭的名字讓主考官眼前一亮，“王”、“壽”、“彭”正應了“王者壽比彭祖”之意。“老佛爺”凌駕于皇帝之上，是當然的“王者”;“彭祖”則是傳說中的壽星。主考官認為，“老佛爺”正操辦壽事(1904年為其七十大壽)，倘見到考生王壽彭的名字，定然欣喜。于是，主考官將王壽彭的名字置于參加殿試的考生之首，呈于慈禧面前。慈禧一見“王壽彭”的名字，果然心花怒放，立即點為狀元。一時間，“偶然”之說愈傳愈廣，幾乎人盡皆知。王壽彭有口難辯，寫了首打油詩公開回應：“有人說我是偶然，我說偶然亦甚難。世上縱有偶然事，豈能偶然又偶然。”

　　 盡管有如此傳說，但王壽彭能通過重重科考程序高中，當然并非偶然，也絕非庸才。1905年，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訪歐美及日本，考察憲政，王壽彭則奉命與劉春霖(末代狀元)等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與實業，這本身即說明清廷對王壽彭才能的認可。考察歸國后，其所著的《考察錄》很有“立憲”意識，提出了不少改良教育與倡導實業的建議。

　　 王壽彭工于書法，時人以得其片紙只字為榮，這次展出王壽彭的一幅四掛書法作品，內容展示了其對楷書的獨到見解，文字體現了其深厚的書法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