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君實

　　 1934年生，廣東臺山人，書法家、畫家、學者、書畫鑒定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東方美術史碩士。自上世紀70年代起，先后受聘為美國納爾遜博物館東方部研究助理、佳士得拍賣行中國書畫部國際主任、蘇富比拍賣行資深顧問等。著作有《王羲之〈蘭亭序〉真偽辯》、《顧洛阜藏宋元書法名跡》、《文征明及其交游》、《項元汴與蘇州畫壇》、《黃君實書法集》等。

　　 黃君實先生有三好：看書畫，寫書法，喝普洱。他閱畫無數，尤以鑒定古代書畫聞名。他喜飲陳年普洱，品茶之道不亞于書畫之道。他寫得一手好書法，抒懷：“或展紙揮毫，錄前人詩句，至得意處，則無古無今，無人無我，心手兩忘，恍然若醉。古人之詩意墨痕，皆為我所有，浩蕩澎湃，瀉乎胸臆。斯時之樂，未足與人言也。”

　　 1934年，黃君實生于廣東臺山，后從廣州到香港，入讀崇基學院中國及東方語文學系，師從著名學者伍叔儻。在他的記憶里，伍叔儻有六朝人物的風度。1962年，黃君實畢業后任伍叔儻的助教。

　　 1964年秋，黃君實獲日本外務省獎學金，赴日本京都大學研究六朝詩文及唐宋詩學。黃君實發現，日本學者做學問另有門徑：“連白居易哪幾年生病都記出來。”大學者吉川幸次郎上課時，他早年的學生當了教授，也來旁聽，有人在瞌睡，他就拿粉筆大力扔過去。有趣的是，學生喝醉了以后，狂言無忌，也會罵吉川幸次郎。

　　 在日本念完中國文學碩士，黃君實成為東京靜嘉堂文庫的研究員，并為居于東京的萱暉堂主人程伯奮先生修撰古書畫收藏目錄。1972年獲得堪薩斯州立大學的獎學金，攻讀東方美術史碩士，并作李鑄晉教授的研究助手，畢業后在納爾遜博物館任研究員。1981年起，黃君實先后受聘紐約佳士得拍賣公司和蘇富比香港分公司，成為國際知名的學者、鑒賞家、書法家。

　　 上世紀80年代初，黃君實在紐約佳士得拍賣公司主理中國書畫拍賣期間，成功將中國藝術品引入國際市場。“他們開始以為中國畫是仿來仿去，后來才慢慢懂了。”

　　 1985年，中國鑒定專家訪美，在萊溪翁萬戈府上歡聚。徐邦達、謝稚柳、黃君實、翁萬戈、王己千、楊伯達、楊仁愷都是書畫界鑒賞大家，戲稱“萊溪七友”。回顧那次難得的聚會，黃君實說：“我真幸運，剛好能見到這幾個大家，我們在一起切磋，現在沒有機會了。”

　　 黃君實上世紀80年代奔走各地鑒定書畫，并為拍賣行征收拍品。有些買家曾問黃君實：“這個投資怎么樣?”黃君實一般會回答：“你不要買了，我不能保證這個賺錢的，你不喜歡，買來干什么?”在他看來，“喜歡”才是收藏的首要因素，而不是為了投資。“歷史文物本來就是無價之寶，貴不貴是一個問題。但是，炒高是另外一個問題。近代畫不應該炒高，有些東西在歷史上還沒有定論。”   　　 黃君實自稱對書法只是業余興趣，“我因工作關系，名跡看得多了，都養在腦子里。有人只是天天寫，這有什么用?連握筆的方法都不懂，再寫十年，也不會有進步的。我有一個《后赤壁賦》草書手卷，很隨意寫的，一氣呵成，現在叫我再寫一篇，我根本就沒有辦法寫得那么好。手跟心合一，這種節奏現在摹仿不出來，書法摹仿其實是很難的。好的作品，你一定要熟悉怎么布局，怎么變化，都心里有數，所謂成竹在胸。”

　　 南來文人老師輩

　　 記者：你是1951年從廣州到香港的，1949年前后，很多文化人南下到香港，像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學人延續故國文化的一脈香火。這些人對香港的文化頗有影響?

　　 黃君實：肯定有影響，其實香港在解放前文化程度不是很高，1949年前后，才有許多學者南下，他們各有所長，有哲學，有文學，有書畫，有收藏，對香港文化影響很大。有人說如果沒有金庸和饒宗頤這兩個人，香港就是文化沙漠，這些話真是井蛙之見，完全錯誤。我是1951年從廣州到香港，十七八歲，已知道錢穆等學者的名氣，進大學之后，和其中幾位都熟悉。

　　 記者：當時你為什么選擇到崇基學院讀中文?

　　 黃君實：我自幼喜歡中文，喜歡畫畫，喜歡寫字。當時考中文比考理科、英文科都容易點。我從廣州來之后，斷斷續續念過一年中學，當時身體不好就去長洲島養病。因為我父母已經去美國了，我一個人跟一些人搭住，他們平常的娛樂就是打麻將，我有時去書店逛逛，但是沒太多機會讀中文、寫字。念大學時，才跟饒宗頤、羅香林、柳存仁、羅忼烈等接觸。羅忼烈精于詩泀，柳存仁教授的學問是新文學，說話很幽默。我的英文水準不夠，考到崇基學院中文系，當然也因為我醉心古文學，又喜歡祟基的環境。崇基就在現在的中文大學，剛剛建好很簡陋的校舍，那時我就寄宿在那里。

　　 記者：你的老師中有什么名師?

　　 黃君實：當時中文系的主任鐘應梅，文學修養很好，在中山大學當過伍叔儻先生的助教。伍先生在蔡元培任校長時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時任教的有劉師培、黃季剛等名學者。伍先生在許多著名學府任教過，又擔任中央大學國文系主任長達十年，名重一時。錢鍾書出國留學，考獎學金時伍先生是主考委員。伍老解放前去了臺灣，因為有些家庭的事情就移居日本。本來東京大學要請他去教書的，但是知道他從臺灣來的，學生反對，他沒辦法就去教私塾，收入很少。所以，鐘應梅先生請他到崇基學院。當時我進了大學一年級，伍先生剛好從日本回來。當時崇基學院師資很高，后來中文大學的很多老師都是他們的學生。

　　 記者：你對哪些文學作品興趣比較濃?   　　 黃君實：我喜歡詩詞、古文。伍叔儻先生教二年級的詩選，三年級的專家詩，四年級的《文心雕龍》，他的話很難聽懂，溫州話。因為我對文學挺熟悉，所以四年級的課我都去聽，覺得他講得好，旁征博引。伍先生教六朝文學教得很好。他在課上說：每個人的遭遇，致使每個人的看法不同。潘重規是黃季剛的女婿，對《紅樓夢》很熟。伍叔儻先生也是黃季剛早期的學生，所以潘重規叫他做師兄。

　　 記者：當時讀外國文學著作多不多?

　　 黃君實：崇基學院是基督教學校，有很多傳教士，要學好英文。有些傳教士教《圣經》。當時有教文學史、西洋史，但都很膚淺。

　　 記者：當時你對書畫有沒有研究?

　　 黃君實：我對書法有興趣，畫畫就是偶爾畫而已。書畫和學校沒關系，我在外邊和藝術家接觸。我讀書的時候，有個中學老師和李研山老師是好朋友。我將畫作拿給李研山看，他一看就很欣賞，說：你這個年輕人寫的畫有秀氣。秀氣是天生的，不是人力可以達到的。那時我認識李先生，寫了畫就拿去請他批評指教。后來我認識林千石，這位老師詩書畫印四絕。平時，我跟他的朋友一道喝咖啡，聊書畫，評字帖。書畫是學校外面學的，但是學詩學文是在學校里學的，當然課外也大量閱讀，因為自己很感興趣。

      日本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

　　 時代周報：為什么會到日本留學?

　　 黃君實：我在崇基學院一共做了六年助教，升不了，因為學位只是學士，要有個碩士之類才可以上。當時剛好日本政府給獎學金，我拿的是外務省的獎學金，一個月是200美元，當時的匯率合起來有7.2萬日元，跟日本大學的助教同級。拿文部省獎學金的同學，錢少很多，所以都說我很有錢，要常常請他們吃飯。我有錢可以買書，看到喜歡的書畫，省些錢也可以買下來。我拿了日本政府兩年半的獎學金。

　　 記者：在日本，學術上有哪些新的啟發?

　　 黃君實：我第一年去日本，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里面有很多有名的學者。當時平岡武夫教授主持白居易研究會，他就讓我跟他的助教坐在一個研究室，在那邊泡泡茶，自己燒點面吃。這位助教天天都在翻白居易的書，白居易哪天有病了，他記下來，哪天打個咳嗽，他記下來，把白居易的生活都研究得很清楚。平岡武夫后來整理出了一本《白居易研究》。平岡原是一個軍人，做研究非常死板。學問好的是京都大學的兩個教授，一個是吉川幸次郎，一個是小川環樹，這兩個人會講中國話，用中文寫詩文，學問好得不得了，他們的學問連中國的教授都很難比。吉川幸次郎研究杜詩，出過很多書，原是當今日本天皇的中文老師。小川環樹的父親小川琢治很了不起，另外幾個兒子小川芳樹、貝冢茂樹、湯川秀樹都各有成就。貝冢茂樹是研究歷史的，他和湯川秀樹都入贅岳家，改了姓氏。貝冢家是巨富，家族所占的地皮，開火車要半個小時才走得完。他和太太住在人文科學研究所對面的一個房子，太太常常出來監視，看看他有沒有跟漂亮女孩子交往。

　　 這幾年留學對我的影響很大，我看到日本的真面目。日本民間這些朋友也很好，都不會瞞我，直言日本哪里不對。教我日文的老師說：日本的歷史全假的，都是別有用心的人編造的。有個朋友搞書法，是鈴木大拙的學生，也批評日本這個不對那個不好。打仗的時候，他逃避征兵。吉川幸次郎能用中文作詩，我曾和過幾首他的詩作。吉川眼光很厲害，有次我代朋友作了一首詩追悼一位日本學者，吉川看到了，就說：日本沒有人寫這么好的詩，一定是黃君實寫的。因為他看過我的詩，知道我的格調了。后來我那個朋友告訴我了。

　　 我在京都大學常跟一位年輕學者高橋和已一起喝酒，他教李商隱詩，也寫小說，有本出名的小說叫《我心匪石》。他是吉川幸次郎最得意的弟子，文章寫得好。講談社特邀他寫文章，所以長期在賓館租房給他住，在那邊寫作。他太太是翻譯法文小說的。他愛喝酒，有時拿酒喂藥，39歲就死了，吉川很傷心。

　　 在美國看東西方繪畫

　　 記者：你怎么從日本到美國去?

　　 黃君實：我在京都生活了三年左右，在東京一年多。1966年9月，我到京都。1971年冬天我離開日本。1972年我跟堪薩斯大學李鑄晉先生到美國去念書。因為李先生在日本時，我有時候陪他去看畫，他希望我協助他找元朝書畫家的資料。我當然找了不少，他就說：你過來，我給你獎學金。到美國去就可以見我父母了。我父母在芝加哥，他們是1949年到美國，我不見他們二十多年了。所以，我到美國的第三天，就坐火車去看我的父母。

　　 記者：在堪薩斯大學跟李鑄晉先生如何學東方藝術史?

　　 黃君實：李先生在堪薩斯大學教中國藝術史，我還要念西洋美術史，后來我拿了一個美術史的碩士。我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常常一天就待在圖書館看書。我念西洋美術史，對一些名畫家的作品都瀏覽一下。后來到各地的博物館看看，我也喜歡西洋美術，但是抽象藝術就看不進去，當然看畢加索還是可以的。我最喜歡印象派的作品，印象派豐富。古典派畫得精細，但題材還是宗教的多，當然也有一些人物、風景。

　　 記者：東方藝術與西方藝術之間有沒有相通之處?

　　 黃君實：印象派其實是受很多中國畫的影響，因為印象派在日本吸收一些像線條這樣的東西，是中國影響日本的。但西洋用的材料跟東方根本不同，東西方最好的畫家都講創造性。一張好的西洋畫，你可以看得懂。有些很難解釋的畫，我看不懂，像畢加索后期的代表作中有什么暗喻，這種我看不出來。   　　 記者：你畢業后在納爾遜博物館工作，大開眼界?

　　 黃君實：我1972年去堪薩斯大學，我太太1973年過來。我們在堪薩斯差不多有10年，我畢業后到博物館去工作，工資很少，一個月不到1000塊。我太太也在堪薩斯大學拿了東方美術史的碩士，但她后來到花旗銀行當電腦軟件設計師，賺錢養家。我有機會看到美國其他博物館收藏的東西，像大收藏家顧洛阜(JohnMCrawfordJr.，1913-1988)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旁邊的一條街，他收藏的米芾、郭熙、黃庭堅的作品全放在他睡房的抽屜。我到他家，他說：你拿出來看。我就打開看看。看完他就跟我聊天，問我的意見，我一一給他點評：哪個有問題，哪個是真的。他很高興。我也到普林斯頓看收藏，當時傅申在讀方聞的博士，其實我早在日本就認識傅申了。

　　 記者：1981年為什么搬去紐約?

　　 黃君實：我1975-1980年在美國納爾遜博物館工作。1980年就沒有工作了，因為給我錢的那個基金不給錢了。我失業了，只好去紐約幫一個古董商看畫，她也不錯，后來介紹我到佳士得工作。佳士得當時沒有一個中國畫的鑒定專家。倫敦有一個年輕人在搞中國畫鑒定，80年代初，他估傅抱石的一幅畫是1000美元，汪亞塵的一幅畫是8000美元。佳士得一看情形不對了，就找我去。我在佳士得前后17年。

　　 記者：現在大家說起來，“萊溪七友”在美國聚會是收藏鑒定界的傳奇故事。

　　 黃君實：1985年，顧洛阜把收藏的古書畫送給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博物館特別辦了一個大展。方聞一高興，就邀請全世界美術史界的學者來開會。中國來了楊仁愷、徐邦達、謝稚柳、楊伯達，加上在紐約的王己千、翁萬戈和我，一共七個人。翁萬戈邀請我們到他在萊溪的居所看他的收藏，又要我們每人都為這次聚會寫點東西。他自己作了詩，我和徐邦達、謝稚柳也作了詩，翁萬戈后來把這聚會繪成畫卷，七人都入畫中，叫《萊溪雅集圖》，把題詩都裱在卷尾。我們一時高興，仿效竹林七賢，戲稱“萊溪七友”。

　　 記者：一時風流人物都匯集在那里，現在好像翁萬戈先生還在世?

　　 黃君實：在，他九十多了。我最年輕，楊伯達還在。其他人去見上帝了。當時“七友”看完畫以后，在萊溪的翁萬戈府上聚會，翁萬戈還叫每人題東西，我題了首詩。翁家有很多收藏，祖上翁同龢是晚清太傅，一個才子，書畫皆能。

　　 記者：翁萬戈說是翁同龢的后代，是直系的后代嗎?

　　 黃君實：不是，翁同龢有姨太太，但是他不能生兒子，所以他是從其他哥哥那邊過繼過來的。翁萬戈已經是第三代了，所以翁同龢的書畫都歸他。翁萬戈聰明，他是學工程的，但是有家學，后來他學的工程也沒有用了，他喜歡拍電影。翁家這些東西還沒有解放就帶到美國，開始他也賣一點仇英、董其昌的畫，拿了這些錢就不住紐約了，在萊溪買了一個山頭，蓋了一個很大的房子，很漂亮。

　　 記者：王己千也是傳奇人物啊。

　　 黃君實：王己千去了美國以后，美國人才懂中國古畫，以前洋人鑒定都不行，他的影響很大。我請教王先生，他什么都肯講，沒有架子，就是不懂的人跟他聊天，他也沒有什么火氣。

 張大千的造假畫

　　 記者：你見過張大千嗎?

　　 黃君實：以前我當然看過他，我有很多朋友都認識他，很多人圍住他，但我沒有去湊熱鬧。1982年，我去臺灣，是徐伯郊帶我去看張大千的。他穿著長袍，戴個東坡帽，架著拐杖，胡子有個囊套住。我和他談得很投契，也看了他的一些收藏。徐伯郊這個人交游很廣，他跟大千很熟。在中國講文物，徐伯郊是有功勞的，促使很多重要的國寶回中國。

　　 記者：我專門問過傅申關于張大千造假畫的事情，我想請教你對張大千造假畫怎么看?

　　 黃君實：張大千早期造假畫很多，石濤、八大、徐渭，他都造，后期就是假宋元的東西。張大千有個絕活，仿書法仿得很像。那些東西可以騙外行人，有些人上過他的當，后來買主發現不對了，鑒定的人工作沒有了，被老板炒魷魚。造假畫自古是搞鑒定的天敵。中國造假畫，在明末清初多得不得了。像張大千造的石濤水準很高，但古畫還是不容易造。一個現代人造一幅唐代或是五代的畫還是看得出來的。

　　 記者：中國造假畫從何時開始興盛?

　　 黃君實：造假畫從唐代就有了。元人造宋人，宋人造宋人，一直都有造假畫的。因為從前沒有拍照，人家也重視摹本。王羲之留下來的真跡不多，好像都是唐摹的多，當時的動機不同，那是一種復制，得以流傳。如果沒有這種摹本，我們根本不知道王羲之的書法什么樣子。可以講，現在王羲之的作品沒有一張是原來寫的。

　　 現在像宋人造宋人，我們也當作是一種好東西了。要看摹的水準怎么樣，仿的水準怎么樣。因為唐朝書畫很少簽名的，到北宋范寬、郭熙千真萬確有簽名了。以前的畫家都不怎么簽名，有時把簽名隱藏在石頭、樹干里。有些畫家如果本身不是文學家，就寫一個款，像馬遠、夏圭都是簽個名算了。如果是宮廷畫家，就寫“臣某某”。只有蘇東坡這種文人，才題一大段。

　　 記者：中國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就是學者字，這也是耐人尋味的。

　　 黃君實：像啟功先生的書法秀氣，其他人比不上。他的小楷確實很好，自成一家。他的氣節，他的做人，他的學問，這些都是當代文人的代表。啟功先生是學者兼書家，一代師表，這是了不起的。在鑒定家中，我認為學問最好的是啟功先生。你看他的氣質就很規矩、很正派。他死后沒有什么遺產，都捐給北京師范大學。有些學者，書法不一定下過苦功，但下筆很有味道，文采溢然，大家就說這是書卷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