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清硯譜》中記載的所謂褚遂良銘文硯

        說到唐硯，有一方著名的“唐硯”不能不提。據說唐代名臣褚遂良獲太宗賞賜一方硯臺，遂刻上“潤比德、式以方、繞玉池、注天璜”的銘文，以硯喻德。而且此硯銘成為歷代論述硯銘的必引經典。
        其實，這方硯最早見于清乾隆皇帝御編的《西清硯譜》。乾隆皇帝在此硯譜里開了不止一個玩笑。觀此硯譜，謬誤百出，特別是“亂代”現象嚴重。別的硯姑且不提，僅就此硯來說，沒有在乾隆《西清硯譜》以前其他典籍中看到此款褚遂良的硯銘，特別是唐代典籍沒有記載。唐代或后代的古字畫中沒有這個硯式，考古發掘中未發現唐墓出土此類硯式。翻遍唐代典籍，唐代的各類文體中也沒有“潤比德、式以方、繞玉池、注天璜”這類硯銘銘文文體。唐時品硯之風已興，唐詩中有多首贊硯之美，然而硯上如“褚硯”的贊銘，至今沒有其他第二個。所有這些告訴我們這方“褚遂良”款硯不是唐代的。初看此硯是宋石渠式硯，一是宋代典籍開始介紹此類形制的硯，二是截至到目前，宋以前的墓沒有出土過此類形制的硯。但此類硯有確切銘文可考的僅見于明代。
        唐代以前硯上刊銘者極為罕見，僅見之銘多為紀年款或題名款，銘款書法粗劣。唐代文人品硯之風已興，唐詩多首贊硯之美，然硯上贊銘鮮見。今稱文人硯銘者，興于宋，盛于明清。宋蘇軾、米芾等已有硯銘刊于硯上，開風氣之先。然此風尚未普及，故存世宋硯帶銘者稀有。現所見宋硯銘者多為偽制。明清時，賞硯藏硯之風日盛，文人制硯，偕書畫篆刻入硯，硯銘形式布局及刀法韻味與硯雕融為一體，名款之后還有鈐刻印章者。此外，大量民間硯亦有款識，然內容簡樸，多為紀年款與吉語款，書法也顯稚拙，多出于匠人之手。
        唐代的硯銘，與同時代瓷器或其他器物上的銘，可互相印證。唐代石硯款識以“錐書”刻劃為主，但陶硯以墨書寫的款銘為主。銘文內容主要有紀年款、干支款、姓氏款、制品記名款、作坊款、產地款，標價款、稱頌款或稱寄托款等(如“值萬金、永寶之”)。字體絕大多數為行書、草書，楷書、隸書少見。刻劃與寫的部位基本在硯背，偶有在硯堂有墨書的陶硯。唐代瓷器、陶磚、漆器、銀器的名款，字體基本為行書、草書，可與唐代硯上的名款互相印證。說明唐代器物名款風格的統一，即內容和形式的一致性。這些唐代瓷器、陶磚、漆器、銀器的名款，也幫助我們對唐代硯銘的確認，成為我們研究唐代硯銘的背景資料。
        目前來看，在古硯收藏中的問題很多，假硯假款充斥市場。其中最要命的是“亂代”，特別是“不假思索”地用假銘、寄托銘斷代，同時“不假思索”盲從于前人典籍中的錯誤斷代。有些硯臺的斷代其實很簡單，還是打個比方吧。關云長手舞青龍大刀走上臺前，大家一看，是“漢壽亭侯”(盡管這柄大刀是明代的)。如果關云長手提沖鋒槍走上臺前，一定是杜撰的贗品。這就是時代特征的明顯不符。
        還有一個“觀念”的問題，人們對許多“約定俗成”已習慣于盲從了，特別是對傳統的權威。比如漢代的關云長，當時就沒有青龍大刀，關云長手使青龍大刀是后來的明代小說演繹出來的。如果不是學術要求，沒人計較這個。同理，如果不是有人拿著“乾隆版”的“漢唐石渠式硯”到拍賣市場上去蒙人，何必管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