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花仕女圖（周昉）

        有這樣一幅畫，它被收進了教科書，甚至成為郵票圖案，而被大家所熟知；它以絹制成，卻歷經1200余年，躲過了無數次浩劫，保存至今；它被全世界學者關注，相關研究文章比比皆是，但仍有許多未解之迷等待著我們去探索；它因其無與倫比的重要性，不僅當之無愧地成為遼寧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更是中國古代書畫中的璀璨明珠，不可替代。它，就是《簪花仕女圖》。
        簪花仕女閑庭信步 成唐代仕女畫傳世孤本
        “五位雍容華貴的仕女和一名侍者，她們高髻簪花、暈淡眉目，露胸披紗、豐頤厚體的風貌，突出反映了中唐仕女形象的時代特征”，談及遼寧省博物館的珍寶——簪花仕女圖，一卷書生氣的遼寧省博物館藝術部副研究員董寶厚眉宇間流露出了幾分得意之色，“這五位仕女，乍看近似，實際各有特點，不但服裝、體態，連眉目、表情也不相同，代表了唐代開創了我國人物畫的全盛時期”。
        “仕女”是古代對婦女的通稱，而專門描繪仕女的“仕女畫”很早就已經獨立成科，在唐代尤其發達。但保存至今的唐代仕女畫作品卻寥寥無幾，為了研究唐代的繪畫，后世的史學家只能依靠文獻記載按圖索驥，幸運的是仍有《簪花仕女圖》可資對照。此畫長180厘米，高46厘米，以絹本設色制成，是目前全世界范圍內唯一認定的唐代仕女畫傳世孤本。
        畫面中，一個惠風和暢的晴日里，仕女們在幽靜的庭院中漫步，或捕蝶，或戲犬，或賞花，或若有所思。畫面不設背景，卻給予觀畫者無限的想象空間。仕女們的衣飾華麗而精美，從薄紗下透出豐滿的前胸與圓潤的兩臂，“羅薄透凝脂”就是指此而言的。仕女的臉龐與身體都比較豐滿，這恰印證了唐人尚“豐腴”的風氣。頭發都梳為高髻，頂部分別簪有牡丹、芍藥、荷花、月季、海棠。因這幾種花的花季不一，還曾引發了關于所簪之花是真花還是假花的爭論。
        名畫作者仍存爭議 普遍認定應“名落”周昉
        雖已經過千年歲月的沖刷，但柔韌的線條、華麗的色彩、準確的動勢和栩栩如生的表情無不清晰地展現著作者高超的繪法。然而，由于歷史記載不詳，直到現在，該畫的作者仍是業界爭論焦點之一。
        80年代初期，國家文物局組織了一支由楊仁愷、謝稚柳、啟功書畫鑒賞名家等人共同擔任專家全國書畫巡回鑒定小組，對全國各博物館、圖書館、高等院校、美術館、大專院校、文博機構、文物商店所藏書畫，逐一過目，鑒定真贗，摸清了中國歷史國寶書畫藝術品的家底，編纂完成中國繪畫法書文字圖目。期間巡回鑒定全國20多個省、直轄市、200多個城市，歷時8年，鑒定書畫在六萬件以上。
        董寶厚說，那時候，雖然這幅《簪花仕女圖》是一幅無款畫，而且在清代之前關于此畫也無文獻記載，但專家小組一致認為從風格和內容等來看，此畫應為唐代周昉所作，完整地展現出了唐代的盛世風韻。
        周昉是唐代以表現貴族婦女而著稱的畫家，他以善畫而名動朝野，有“畫仕女，古今冠絕”的美譽。他生活于唐代宗大歷(766——779)到唐德宗(785——804)年間，此時的唐代因經歷“安史之亂”而由盛轉衰。根據歷史記載，在動蕩的時代背景下，周昉筆下的仕女也隨之轉換了“性情”，從此前的歡愉活躍，到仿佛沉湎在一種百無聊賴的心態中，茫然若失，動作遲緩。
        溥儀退位攜帶出宮 輾轉三地落戶遼博
        提及簪花仕女圖如何被遼寧博物館所收藏，董寶厚給記者講了一個頗富傳奇的故事：簪花仕女圖屬于清宮散逸的藝術作品。1924年，末代皇帝溥儀出宮，但在此前，他用了一年時間里整理了1000余件舉世罕見的書畫作品。在溥儀遜位前，以賞溥杰為名，連同其他一些書畫作品經天津運往長春偽宮。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后，溥儀攜逃至吉林省臨江市為我軍截獲，并交東北人民銀行轉交東北文物管理委員會。其后，歸東北博物館即今天的遼寧博物館所藏。
        “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遼寧博物館是全國三家最著名的珍貴書畫藝術品的藏館”，董寶厚說，“現在遼寧博物館有大概有二百余幅溥儀離宮時淘選帶出的書畫珍品。其中還有一幅同樣彌為珍貴的書畫作品——虢國夫人游春圖，系宋徽宗趙佶臨摹唐代張萱所畫”。
        那么，這些藝術瑰寶是否能夠見諸于世人之面？董寶厚說，這就是我們文物保護與利用之間的一個矛盾。除了每逢重大節慶，以及全國博物館日這樣具有代表性的日子，其實普通的參觀者是很難見到的這些珍品的。
        “我們對于這些文物，更主要的處于保護的態勢，就連我們這些管理者都很難見上一面。諸如《簪花仕女圖》這樣的書畫珍品大多數是有絹紙所做，一旦改變了溫度、濕度和光照，就很容易遭到破壞。”俗話說“紙壽千年，絹壽八百”，意思就是說以紙制成的書畫可以保存一千年，而以絹素制成的書畫卻只能保存八百年，而《簪花仕女圖》卻已保存了1200多年，已屬不易。因此，其上一次與世人見面還是在去年5月18日的全國博物館日。
        說起何為鎮館之寶，這讓董寶厚回答起來多少有一些為難。在一個研究古代文化學者的眼里，并不存在“鎮館之寶”這樣一個稱謂和說法。他認為，每一個藝術作品都會生動地反映當時社會的真實面貌，對后人研究當時的社會狀況、生產生活、衣食住行都有不可忽視的借鑒作用，并不存在什么是“鎮館”之說，最多不過為哪個的更具可鑒性、藝術性和重要性。但或許這種說法更為通俗，也容易讓普通觀眾和鑒賞者接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