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 1 個多月里，位于尖沙咀的香港藝術館迎來了一大批宋、元、明中國書畫珍品，其中包括(傳)王維的《伏生授經圖》、董其昌的《盤谷序書畫合璧》以及倪瓚的《疏林圖》、《溪亭秋色圖》等等，共 38 件。這些都是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的館藏珍品，館長篠雅廣說，他們從來沒有一次性借出過那么多展品，通常都只借七八件，這次這么慷慨，是出于和香港藝術館館長、“虛白齋主人”司徒元杰的私人情誼。展品運往香港時分了兩班飛機，司徒元杰笑稱，為保險起見，不能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宋、元、明中國書畫珍品展”媒體預展當天，司徒元杰親自給大家講解了多件展品，在他眼中，展覽的“主菜”是一幅外行人看來不太起眼的鄭思肖的《墨蘭圖》。蘭是中國畫最常描繪的題材之一，因它象征高潔、典雅和忠貞不渝。司徒元杰介紹說：“中國畫重視象征意義，但某一樣題材，我們很難看到發明者最早的那一幅，鄭思肖的這一幅恰是‘無根蘭’的始祖。展覽策劃的時候，我們就想一定要借到這一張，結果真的借到了！”鄭思肖生于 1241 年，是宋末詩人、畫家，宋亡后，他悲憤不已，不僅拒絕做官，連門也很少出，畫“無根蘭”自然是隱喻國破家亡、無根無著的處境。他的這株“無根蘭”僅用不到 20 筆畫成，但蘭葉有韌勁、有彈性，絕對是高手之作。這一題材，明、清畫家都畫得很多，但出自鄭思肖之手的，全世界現在只有這一張。
        同為宋末元初畫家的龔開也是一位愛國人士，他的《瘦馬圖》畫了一匹 15 根肋骨(一般的馬只有 10 根肋骨)都歷歷可見的千里馬，這匹曾經的駿馬鬃毛蕭颯、俯首緩行，意境蒼涼，畫家顯然以馬自比，表達亡國遺民的凄楚。龔開的這幅代表作曾被多位大收藏家收藏，因此畫的空白處有很多藏印，最讓人瞠目結舌的是素喜在名畫上留跡的乾隆，這次竟連蓋了 18 個印！香港藝術館的工作人員大概也覺得實在太夸張，索性便專門把畫放大，一一標示出印章的出處。
        相比內地藝術展覽的文字說明或粗率，或空泛，或錯漏百出，香港藝術館的展簽制作特別嚴謹，像這次，就是專門為特展再做了研究后才定稿的，并非僅僅采用公認的觀點。好幾幅畫的作者名字前寫有“(傳)”字，這不難理解，意思是不確定是不是這個畫家所作，因為很多沒簽名的畫只能根據風格或流傳的描述來推斷作者，同時不排除是同時代的畫家、學生模仿或代筆。但令人困惑的是，作者上方標明的年代卻不是這個相傳的作者生活的年代。比如(傳)郭忠恕(約 910-約 976)的《明皇避暑宮圖》，卻標明是元代的作品。對于這幅畫，司徒元杰解釋說，寫“(傳)郭忠恕”是采用了流傳最廣的說法，而且這肯定是他的風格，但畫已被證實是元朝人的仿本，并非作于北宋：“為什么說是元朝的呢？很簡單，宋朝有一個很有名的畫種叫界畫，因為以界尺為工具，亭臺樓閣的千千萬萬條直線，都畫得筆直。北宋界畫的線條是比較粗的，但這幅很輕很細，現在的學者研究出來，這么細的線條是到元朝才出現的。”另一幅被鑒定為元朝作品的《讀碑窠石圖》，作者寫的是“(傳)李成(919-967)、王曉(活躍于 10 世紀)”。仔細看，可以發現畫中石碑上寫著“王曉人物，李成畫樹畫石”幾個字。古人喜歡通過讀碑來尋找懷古的滄桑感，而北宋畫家李成是“讀碑圖”的始祖，這種題材在明朝特別多。李成的風格是“樹如駭爪，石如鬼臉”，畫中樹石可以肯定是李成的風格，但是他的學生郭熙也是這種風格，所以不能確定是李成所作。虛白齋一級助理館長鄧明亮補充說：“由于該畫畫面的重點在左下角，顯然對馬遠的畫法有所掌握，所以年代上應該晚于南宋。”
        相傳為王維所繪的《伏生授經圖》也很有講頭，畫的是漢初名儒伏生。秦始皇焚書坑儒時，伏生把典籍藏于墻壁，使之得以保存。漢初孝文帝因其通曉《尚書》而派官員向他問學，于是有《書經》傳世。唐朝褒揚儒學，伏生被封為儒家圣賢。畫中的伏生瘦骨嶙峋，頭戴方巾，身披輕紗，穿抱腹，袒露上身，坐于蒲團，倚幾案，執書卷。王維的詩傳世很多，但還沒有確鑿的繪畫留存，只是有記載說他的畫也很有名。宋徽宗在《宣和畫譜》中記載“王維寫濟南伏生”，此卷在技巧上有唐朝繪畫的特色，而且有宋徽宗的印，曾被認為是記載中的那一幅，但也有學者推斷它是宋朝人的臨本。不過它最珍貴的地方，其實是反映了當時一些服飾和用品的樣貌。比如男人也穿肚兜(即“抱腹”)，而且還是吊帶的，抱腹外批輕紗也是高士常有的裝扮。他所倚的幾案是一種長條形的矮桌，兩端案頭有翹頭，支腳是弧形的，這種形制在漢魏的壁畫和畫像石上常能看到，到了唐代依然沿用。
        整個展覽看下來，如果用心的話，還能大致感受到中國畫從宋、元到明朝的發展變化。北宋晚期畫家燕文貴的《江山樓觀圖》，雖然還保留了北派畫家的大山水場景、頂天立地的畫法，但在細節處兼具南派特色，而且已經顯現出南宋山水畫的濫觴。展覽中南宋的繪畫主要是一系列團扇扇面，所繪山水顯得很安逸，小小一個扇面，山水還都只占據畫面的一小部分。再往后，山水相對人物畫成為了絕對的主流，而山水畫中，寫實漸漸被個人心境的表現取代。司徒元杰認為，到了明朝，“畫家們好像有點江郎才盡，于是開始大量在仿古的基礎上，做一些變化”。
        出借這些珍貴作品的大阪市立美術館是世界知名的中國書畫典藏館，它的古代中國書畫收藏，以阿部房次郎(1868-1937)所搜集的 160 幅中國書畫精品為核心。熱愛中國書畫的阿部自30歲起便醉心于收藏。他的收藏以清朝內府藏品與名公貴胄的珍玩居多，使唐、五代、宋，以至元、明、清的南宗文人畫的脈絡相連。阿部辭世之后，其長子阿部孝次郎于 1943 年將整批收藏捐贈給了大阪市立美術館。通過這些被日本人收藏了 100 多年的中國書畫，我們還能看到對中國人來說已經陌生了的裝裱方法“宣和裱”。這種裝裱方法的特點之一，是天桿上有兩條綾帶，稱為“驚燕”，它會隨風飄動，可以防止燕雀在天桿上棲息，避免字畫被糞便弄臟。后來中國不用了，在日本卻一直流傳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