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2003年之后的著名當代藝術家沈敬東創造了一系列獨特的“沈敬東式的圖像”，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這種圖像保持了穩定而持久的耐力。伴隨著中國當代消費主義文化全面的蔓延，藝術家在面對圖式與符碼有效性時，梳理其中的形象或者清理圖式的贅余成了難點。然而，對圖式、符碼或者形象都做過深入研究的沈敬東而言，能創造性地把混雜的圖式剔除，從而有效簡潔地塑化一種“英雄族譜”，并將這種“族譜”的喻意反轉至政治意識形態的“游戲地帶”，以玩偶的形象來訴求革命記憶，這一點就難能可貴，更何況在當下問題不斷衍生相互纏繞的文化語境中，藝術家沈敬東的作品貌似簡單，后面則蘊含著歷史敘事向當下復雜現實的過渡。
        近些年，沈敬東作品中開始出現以英雄或者動物形象的“包扎系列”。笑容可掬，漠然或者悲傷的“英雄們”開始“受傷”了。英雄性格決定了“英雄們”必須要承受的悲劇感在作品中毅然轉換成卡通式的受傷感。我想這不僅僅是藝術家本人身處現實觀察到的關于人的處境有關，更重要的是由心境催生了一種愛莫能助的感受。盡管包扎可能受梵高、博伊斯、克里斯多夫等文化英雄的影響，但我們可以換一個視角：當梵高包扎自己割掉的耳朵時，除了生命本身的痛苦之外，“包扎”編程了一種由行為引起的符碼變異。沈敬東視這些包扎自己的巨匠為“英雄”，其中也暗含了這么一種邏輯：作為文化理想主義的英雄，已被現實刺傷，現在需要“包扎”，并將這種行為納入到“沈敬東式”的圖像中來，雖然這種圖像往往以文化符碼的樣子向外輻射，并與流行文化保持若即若離的狀態。
        所以說，沈敬東是那種掌握公共情景，并在此情境中游戲，游刃有余地將藝術語言抽絲剝繭后創造自身圖式的藝術家，更何況，這種圖式的來源如文章前面所述的是來自泥塑、連環畫、卡通畫、木偶等旁人看來不起眼的民間藝術，具有廣泛的流通性，以此區別于任何當代藝術家。
        縱觀沈敬東不停地變換著“塑化”與軍事題材相關的軍人與“英雄”形象時，藝術家其實是游走在“英雄”的情境里，他們一定也深諳社會現實的秘密與對隱藏真相的追尋，以及為何通過“玩偶”那樣的臉龐與身形，針對性地對我們存在的環境作出回應，這不僅僅是沈敬東對藝術語言出色的控制能力所致，而且在觀念已經找到表達的媒介來展現一個“玩偶化”的世界。當“英雄”形象演繹為一種玩具形象，這個玩具本質上是一種可以不停地相互衍生的藝術符碼，這與藝術家自身對現實與藝術的洞察力以及平衡這兩者的關系是分不開的。將“英雄”情結、革命記憶與玩偶糅合在一起制造了一個特別的情境，爾后又能區別于主流藝術史，沈敬東在藝術內部所做的努力彰顯其價值，大型作品《開國大典》、《和諧系列》等便是佐證，它們均在降溫反諷、戲仿、批判等熱度較高的詞語，它們是陌生的第三者，介入、參與，甚至發言，把自身安置在游戲化的情境里，最后揭露了“英雄”的本質：他就是他自身需要揭示的命運的形態，它們既可能是塑料玩偶，也可能是人，也可能是被細細玩味過的政治意識形態，閃爍著耐人尋味的的藝術元素，而這些元素則來自藝術家現實的經驗。
        在經驗之上，也就是作為生活所鑄造的“英雄”反轉，是沈敬東軍人生涯的記憶與訴求，然而這一切特殊性不妨礙呈現為中性的藝術語言。“英雄們”塑化之后，作為“沈敬東式”的圖像，治療著我們的觀看，我們對“英雄”族譜的文化理想主義式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