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春曉

        胡適稱“歷史就像一個任人裝扮的小姑娘”時，很多人不以為然，并義憤填膺。為何?因為在他們看來，“歷史”是神圣“事實”，不容“戲謔”。然而，胡適因此被責難，卻很冤枉，因為，他根本沒說過這句話。那些義憤填膺的人們，著實上了“事實”的當—他們憤然捍衛“歷史作為真實”的教義時，他們認為“真實”的“敵人”卻是虛構。“小姑娘”在胡適口中，并不指向“歷史”，而指“實在”，是介紹實驗主義哲學時打的比方：“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里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順地由我們替她涂抹起來，裝扮起來。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里，由我們雕成什么像。”1于是，所有義正言辭批判胡適的人，在捍衛信仰的同時，卻身陷充滿悖論的陷阱—他們所反對的“觀點”，恰是他們“反對行為”產生的基點。

        因為胡適這個“小姑娘”，也是經過后人“裝扮”才成為“批判”對象。其中，最著名的“裝扮”是1955年馮友蘭在批判胡適思想運動中的“戰斗檄文”—《哲學史與政治—論胡適哲學史工作和他的反動的政治路線的關系》中有論云：“實用主義者的胡適，本來認為歷史是可以隨便擺弄的。歷史像個‘千依百順的女孩子’，是可以隨便裝扮涂抹的。”2自此，胡適成為“歷史求真論”批判的靶心。當然，經此解釋，有人又會義正言辭地為胡適“平反”，并將批判轉向馮友蘭，給他戴上一頂“栽贓嫁禍”的帽子。

        “事實”果真如此?馮友蘭的“栽贓”與胡適沒有絲毫關系嗎?情況并非如此“非黑即白”。如果我們將歷史理解為先驗存在的真實，就可以將之置換胡適口中的“實在”，就可以將之理解為可以被裝扮的小姑娘。就此而言，馮友蘭的“發揮”絕非“栽贓”，而是“歷史求真論”思想的合理演繹，抑或“描述”。他之所以如此發揮，也僅是因為和后來批判胡適的人一樣，具有認知論的共同信仰—歷史求真。至此，顯然的悖論出現在我們面前：如果我們認為歷史是先驗真實，胡適的話就是我們批判的對象，但胡適確實沒有這種表述。

        一個沒有“被表述”的胡適，卻成為顯性的批判對象。原因何在?僅取決于以怎樣的認知原則面對他。如此結果，恐怕是所有“栽贓”、“批判”胡適的人始料未及的“荒誕”。更有趣的還在于，一個詭異邏輯隱藏其后：首先，胡適并沒有說過歷史的裝扮問題不能構成批判對象;其次，“栽贓”胡適的人，亦非空穴來風，而是自己認知論的合理推演;最后，“批判”胡適的人，要么面對沒有“過錯”的“批判對象”，要么面對被虛構的有著“過錯”的“批判對象”。多么具有戲劇色彩的邏輯—“批判對象”并非“對象”本身，而是我們自己丈量的結果。正如用“歷史求真論”去量，“沒有說過的話”就合理地成為“批判對象”，因為這把尺子可以重新描述“胡適”。但是，當我們用自己的尺子重新表述“胡適”的時候，這把尺子還是不是我們原先認為的尺子呢?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而非身陷其中的人孰是孰非。應該說，這個充滿糾結的爭論中，所有人都沒有錯，因為他們的判斷源于自身的認知邏輯，可以得到表述的合理推演。那么，問題到底出現在哪里?到底是什么導致我們如此糾結?

        答案，不在判斷結果，而在判斷前提—我們認為歷史是先驗存在的真實，而歷史學就是對于這種真實的揭示。只要出現這一前提，我們就不得不面對“批判”胡適的悖論，身陷糾結。而消解這一糾結的唯一通道在于：懸置歷史的先驗真實，承認歷史僅作為描述狀態的顯現。

        注釋：

        1 、《實驗主義》，發表于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4號。

        2 、《胡適思想批判》第6輯，三聯書店，195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