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賓

        陳永鏘(嶺南畫派紀念館館長、廣州美術學院客座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畫學會常務理事)

        方楚雄(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畫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文史館館員)

        嘉賓主持

        趙利平(收藏家、資深藝術評論人)

        嶺南的中國畫，從某種角度上來講，盡管在20世紀才開始進入主流的中國畫史，然而卻在百年間，成為了中國文化在二元格局中變幻莫測發展命運中的一個重要的折射點。藝術家們和他們所創作的作品，成為了近現代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也成為了當代中國畫發展中一個有意味的啟示。

        29日，“當代嶺南中國畫年度大展·2012”在廣州美術學院嶺南畫派紀念館開幕，60位活躍于當今嶺南畫壇的老中青三代國畫藝術家，彰顯了當代語境下嶺南地域文化藝術的多重面貌。從這些畫作中我們可以看到，由于知識背景和個體體驗的不同，老中青三代畫家對藝術與生活、個人與社會、歷史與現實、傳統與創新有著自身獨特的理解，在藝術上體現出不同的審美取向，風貌別具。

        這也引出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藝術家在追求傳統筆墨韻味的同時，時代氣息的體現是否同樣重要?對于收藏者而言，選擇具有時代烙印的畫作，是否才能傳世?

陳永鏘《嶺南雄起崇風骨》

        傳世畫作都具時代烙印

        趙利平：中國畫經歷了建國后的新中國畫運動、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反思之后，重新回歸到一個開放而多元的格局。藝術在現在這個時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畫家層出不窮，作品更是讓人應接不暇。但我們沉下心來觀察會發現，一個畫家的代表作，能夠傳世的無不帶著明顯的時代烙印。時代精神在畫作中的體現，是否非常重要?

        陳永鏘：嶺南畫派的時代性就非常強，它主張融匯中西，結合古今，提倡包容和創新。嶺南畫派與其他畫派最大的不同，就是“為了人生而藝術”，不只是為了藝術而藝術，更加不是為了藝術而人生。嶺南畫派當時的出現，不只是為了探索藝術，更多的是為了民族的存亡，所以嶺南畫派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擔當，要振奮民族精神。如果單純從藝術角度研究嶺南畫派，你會摸不著北，但如果單是憑著這一點，就說嶺南畫派是政治畫派，這也是個莫大的誤解。在民族危難的時候，誰都應該挺身而出。應該說，嶺南畫派的出現，出發點是為了改變社會，而不是單純為了探索藝術。

        她是不曾也不會去考慮“如何突出它的廣州特色”那么“小家子氣”的。因為嶺南畫派的出現是應“民主革命”的思潮，要不然高奇峰辭世為什么民國政府要為其舉行國葬?嶺南畫派的包容與創新、現實關懷等理念所體現的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時代觀念，它心懷天下和民族命運，而不是一個狹隘的地方小團體利益。嶺南畫派的價值是時代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她是嶺南文化整體中的一個部分，體現了嶺南文化的如水本質，水有本性而無定形，水利萬物而不爭。

        方楚雄：筆墨當隨時代，就是說作品要有時代性。具體說到一件作品能否傳世，一定要看它是否有別于前人，個性、風格應該是很鮮明的。在同一個時代，審美愛好肯定會有趨同，難免會有相近的風格，但在歷史長河中大浪淘沙之后，能夠傳世的只有最具代表性、風格最鮮明的那幾個了。

        元代有97年的歷史，但我們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元四家”，還有趙孟頫和錢選;明代有276年，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明四家”，還有陳白陽、徐青藤、董其昌、陳老蓮;清代有267年，我們就會想到“四王”、“四僧”、“揚州八怪”。你看一個朝代那么多畫家，最后能被歷史留下的也就這么幾個人了。

        新中國成立后，很多老畫家也畫過新題材。如潘天壽等人，都畫過人民公社、送公糧、大躍進等題材，但只是題材新，藝術形式并不新，所以這些畫雖然有時代烙印，但留不下來，現在我們說起潘天壽，都只會想起他的寫意花鳥和山水，不會想起他的大躍進題材。所以我覺得藝術不單是題材，藝術語言、藝術形式更重要。

        趙利平：早年我與關山月先生交往甚密，我覺得關老的藝術創作就從思想上、筆墨上乃至形式上都非常具有時代性，如《油龍出海》從氣息上就非常富有時代烙印。

        方楚雄：關山月的一生，是與時代的脈搏緊緊相連的，他的一生都在探索、創新，他的畫作時代烙印最明顯。

        關山月最好的作品，我覺得應該是《綠色長城》，《油龍出海》是很好，但只是題材新，若是從藝術形式來講，肯定首推《綠色長城》，這幅作品無論是選材、思想深度，還是表現手法，都是非常完美的。他畫的木麻黃樹迎風而立、搖曳多姿，遠看如層波疊浪構成一道綠色的屏障。這張畫非常具有突破性，更重要的是他還畫出一種意境，所以這張畫留得住，肯定會在中國的山水畫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時代烙印是自然形成還是刻意為之?

方楚雄《故鄉水》

        趙利平：最近陳永鏘老師在澳門舉辦作品展，又選擇了木棉這個單一的題材。潛意識里您是否想過通過木棉體現我們所處時代的特點?

        陳永鏘：前段時間我的木棉題材在中國美術館和廣州展出后，受到了很好的評價，所以這次澳門回歸十三周年，他們邀請我到澳門辦展，并不是我刻意為之的。

        很多人都問過我，為什么一直鐘情于木棉這個題材?因為廣州是有我故事的地方，我就是在木棉花下長大的，木棉是我小時候的玩伴，也是我學習的榜樣。我很喜歡木棉，畫了很多木棉畫。你們不明白我們那一代人對于木棉花的感情。以前的小孩沒那么多玩具，都是在木棉樹下玩耍，開花的時候我們就在樹下等著，一朵花掉下來，大家一窩蜂就上去搶，玩得很開心。還把花串成一圈掛在胸前，很自豪的，我還經常爬上樹丫上呆呆坐很久。童年喜歡的東西，一生都忘不了，文化就是喜歡的積累。

        而且單一題材的展覽，對我也是一種挑戰，一個題材怎么讓人看著不悶、不枯燥，是很難的，我有興趣挑戰這個。

        趙利平：所以時代烙印這種東西應該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不是刻意為之的。現在有些人為了突出作品的時代性，就在畫里加上中信廣場、電視塔這樣的標志性建筑，但給人的感覺更多的是生硬，對這種現象我們該如何看待?

        方楚雄：沒有深度的東西，在歷史上肯定留不下來的。一個人在社會中并不是真空獨立的，肯定會受所處時代的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響，審美、喜好也都受到時代的影響。但藝術家有著自己獨特的藝術審美和追求，他的藝術在同代中可能會稍微超前，但不可能脫離社會。

        趙利平：就像《綠色長城》、《農機專家之死》、《毛主席視察廣東農村》這些作品，都是當人們談到那一時期就能記起的作品。現在雖說藝術環境比以前更寬松，藝術創作更自由了，但為什么現在卻很難看到讓人一見難忘的作品?

        方楚雄：這可能跟藝術家本人先天的資質，后天的修煉都有關系。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繪畫需要藝術底蘊，需要基本功、技巧、勤奮等等，這些都是成功的必備因素。

        現在的藝術環境很自由了，你想怎么畫沒人會束縛你，但是要畫得好，能否得到社會的承認才重要。最重要還是自己把握好自己，作品要有內涵、有格調、有品位，我覺得這個才重要。這個年代不能抱怨懷才不遇了，現在媒體這么發達，如果真畫得好，始終會被發現的。

        但現在要出名，的確是太難了。以前一幅作品能夠使人成名，因為畫畫的就那么幾個人，現在不可能了，畫畫的人太多了，每天的畫展那么多，很難讓人有深刻的印象。

        山水花鳥千年不變，時代烙印如何體現?

方楚雄《兩小無猜》

        趙利平：藝術體現時代性，可以以當時社會現實的事件、人物的服飾與道具以及事物景觀等為描繪對象。山水畫可以通過現代建筑或者電線桿、電視塔這些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景物來表現。但花鳥千百年不變，時代性的體現是不是更難?

        方楚雄：花卉、動物千百年不變，除非是那些轉基因、雜交變異的(哈哈)。所以要把花鳥畫得跟古代的不同，難度就大了。比如松樹、梅花，這是兩個我很喜歡畫的題材，也是中國畫最經典的題材，它們自古被賦予了很多品格，也被畫過太多了。畫松樹我喜歡去北京寫生，那里的松樹都有幾百年、上千年的樹齡，今年4月份我還帶學生去了北京潭柘寺寫生，那里的松樹非常老，非常蒼勁。它們的形態是相對不變的，但我畫的角度和古人不同，用仰視的角度，而不是常見的平視角度，這種角度看過去的松樹，就像一把把傘，鋪天蓋地，形式感非常強，很有張力，把畫面撐得滿滿的。

        千百年不變的題材，只要藝術形式是新穎的，也能畫出不同于古人的新意，感受、視覺的變化產生了形式的不同。

        每年梅花開放的時候，我也都會帶學生去寫生。我覺得梅花的姿態非常美，是畫中國畫練習基本功的最重要題材。我畫梅花喜歡畫千枝萬蕾，密密麻麻很燦爛的感覺，畫面很滿，這明顯區別于古人那種賞心只有兩三枝的感覺，跟古人的審美情趣很不同。評論家說我把花鳥畫畫出了大氣勢來，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畫動物也是一樣，動物同樣千百年不變，但要畫出人情味很難，所以我畫動物經常畫上三五只在嬉戲，給人感覺很親切、自然。這個月初我去俄羅斯參加莫斯科中國文化中心揭牌儀式，俄羅斯副總理戈洛杰茨在我那幅《兩小無猜》的作品面前看了很久，他說：“我很喜歡這幅作品，很有生活氣息。”這讓我有點意外，你看，美是有共性的，這種中國傳統的題材，俄羅斯人都會覺得很親切。

        陳永鏘：我倒覺得，畫如其人很重要，能畫出如其人的畫，就說明他很真誠。我這輩子的第一份工是做架線工人，這造就了我非常粗獷的性格，這種性格的人，肯定畫不了工筆畫。你看我的畫，都是很熱情奔放的。唯有向自己的心深處走，才不會重復別人的路。所有的路都有人走過，唯有自己的心路沒人走過。胸懷越廣，心路就越長。畫家要養心，就是這個道理。

        而且在畫畫這件事情上，我崇尚的是率性為之。我對名利很淡泊，能否在歷史上留名，歷史是否會選擇我，不是我能夠決定的。我還是個陽光少年(哈哈)，這么年輕，這么陽光，就像大樹一樣，我怎么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能長得多高。我就想做個快樂的人，把寫意畫改成動詞，就是寫意畫的精神了。從容不迫地，寫意地畫寫意的畫，快樂地做一個能讓別人快樂的人，這就是我的人生觀。

        有評論家說陳永鏘的畫為什么跟傳統，跟別人的不一樣?就因為他的觀察方法不一樣，立場不一樣，是以普通勞動者的心態去看大自然，而且表現他的感情。

        如何能夠收藏到傳世的畫作?

        趙利平：你們兩位都是目前市場上關注度非常高的畫家之一，但現在一些買畫的人，其實并不是特別懂畫，總是沖著名頭去購畫，作為大名頭的藝術家你們認為如何才能收藏到可能傳世的畫作?

        陳永鏘：我從來不會勸別人買我的畫。什么是藝術品?我覺得就是讓你很喜歡，愛不釋手，但卻又毫無用處的東西。

        我和方楚雄第一次賣畫，是1979年在北京進修的時候。有次我們都快沒有錢了，于是找到人民美術出版社的于名川老師，想問他借點錢，渡過難關。于老師笑著反問，你們兩個都會沒有錢嗎?于是他給北京畫店的人打了個電話，介紹了我們。對方聽后說：“我們中國不允許陳永鏘和方楚雄窮，我以周思聰的價格收他們的畫。”周思聰是當時很有名的女畫家，5塊錢一平尺已經算是很貴了。第二天，北京畫店真以5塊錢一平尺的價格，買了我們兩個人的畫。當時方楚雄賣了200多塊錢，我賣了100多塊錢，走在北京的街頭，我們兩個大男人激動得不得了。
       
        我還記得1983年的時候，當時我的工資才40多塊錢，一位新加坡的老板要買我的畫，給了200塊的代用券，要我畫十張畫，我當時真是熱淚盈眶，很有成就感。有些人覺得畫家不能賣畫，好像一賣畫就貶低了身價似的，為此我還專門寫過《賣畫辯》的文章，藝術家也是要養家糊口的，齊白石、吳昌碩也靠賣畫為生，這并不阻礙他們成為一代宗師。
       
        方楚雄：說到收藏，現在很多人都說要找“大名頭”的，認為“大名頭”的東西比較穩。因為知名度是經過時代的積淀，也包含有本人的修養、知名度、藝術修養、人格魅力，當然藝術格調、筆墨技巧等都綜合在內。比如齊白石，他很勤快，每天不停地畫，有些畫上還提說這是補昨天沒完成的數量的，你看他畫畫還定量，數量那么多，但還是那么值錢，這說明他的綜合修養不是別人可以比擬的。收藏就是要找這樣的畫家。跟齊白石同時代的陳半丁，當時畫賣得比齊白石高，但現在兩個人的作品價格差遠了。

        所以我還是強調，畫畫也好，收藏也好，選擇的畫作必須要有個性，有個性，也就有了時代性。人家說什么你說什么，人家要畫什么你就畫什么，這就沒有個性了，也就沒時代性了。

        當然，個性也有好壞之分，有格調、有品位的才有價值。有些只是變花樣、獵奇、搶眼球的個性，是裝出來的，不是風格。個性跟藝術家的性格、修養、閱歷等都有關系。

        中國畫始終還是要講究“根”，中國傳統底蘊很重要。脫離底蘊，如果只是用中國畫的材料來畫新的東西，我覺得路子值得商討。我比較接受的，還是在傳統底蘊的基礎上突破、創新。

        陳永鏘：但現在的中國藝術品市場，沒有多少真正的藝術消費者，大都是投資者、投機者。大家現在都說名人書畫，有了名，才有市場。很少有人買畫是為了掛家里的。有人說：“賣畫的是騙子，買畫的是傻子。騙子賺了錢，又會變成傻子。”這種投資在我看來就是擊鼓傳花。我并不太看好中國現在的藝術品市場，泡沫太多了。
       
        但我認為一個當代的收藏家，應該重視當代畫家的畫，最好還應該去認識、了解畫家本人，跟畫家一起成長，這樣收藏就多了一份成就感，能夠分享畫家成功的喜悅，收藏就多了一份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