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書畫是中國古代文人的主要藝術愛好，一些文人在科場成功、進身官場后，也依然保持著這一愛好。所以，在古代，許多重要的金石書畫收藏者是官員。筆者近年來關注晚清官員吳大澂及其友人的藝術創作與收藏活動，得到一個初步的印象，晚清的一些高官(至少是我所研究的那些人)平素頗能自律。以下舉幾個他們收藏古董的例子。

        1873年，吳大澂出任陜甘學政，這對于喜歡收藏古董的他來說，真是一樁美事。陜甘的物質條件雖遠不及吳大澂的故鄉蘇州，但陜西自周秦至漢唐，都曾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出土古董最多。吳大澂到陜西后，不但從古董商處積極購藏，也和當地的收藏家多有交往。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吳大澂說當地收藏家頗愿意對他出示自己的藏品，因為他們知道他不是一個巧取豪奪的官員。

        當時在京城的官員，喜歡逛琉璃廠買古董，古董商們也不時把金石書畫送到官員的家中請他們挑選。晚清一些京官在日記和信札中記錄了自己和古董商打交道的經歷，從中也頗能看出他們平素的待人處世風格。比如說，被吳大澂尊為老師的潘祖蔭，在1872年寫給吳大澂的信中抱怨：“市儈居奇種種，可恨，盡已揮斥矣。囊已罄，而索值者動輒盈千累百，真不顧人死活也。”潘祖蔭是晚清的大收藏家，1872年的官職是戶部左侍郎，是政府高官，但對古董商的漫天要價也甚是無奈。

        在晚清名宦翁同龢的日記中，也有不少和古董商討價還價的有趣例子。1867年正月十四日，翁同龢在琉璃廠見到一本漢代禮器碑的舊拓本，古董商索價四兩銀子，翁同龢把拓本帶回家觀賞后，出價三兩，古董商不同意，翁同龢就把拓本還給了古董商。這一年，翁同龢在翰林院任侍講，已經是同治皇帝的老師，每日出入紫禁城。但是，面對高官的討價還價，古董商少一兩銀子都不賣。而翁則覺得不劃算，也就沒有成交。

        1875年初，同治皇帝駕崩，已是內閣學士的翁同龢又成了光緒皇帝的老師。這年的三月中旬，他在琉璃廠的博古齋見到了清初名畫家王翚(字石谷)的《長江萬里圖》長卷，嘆為“天下奇觀”，古董商開價一千兩銀子。二十多天后，古董商把王翚的長卷送到翁同龢的家中，翁同龢愛不釋手，晴窗之下，反復展玩。由于晚清古董商開價常常遠遠高于他們實際上愿意出售的價格，所以，把玩一日后，翁同龢便出價三百兩。古董商不接受。翁同龢的日記記載：“賈人持石谷卷去，非四百金不售也，為之悒怏。”郁悶之極又渴望之極，翁同龢最終還是讓了步，接受古董商開的價，以四百兩銀子購得《長江萬里圖》。這筆錢在當時的京城大約可以買一個四合院。

        由于這些高官在買賣中不霸道，一些了解主人愛好的仆役們也躍躍一試。翁同龢1893年十月的日記記載：一個姓鄭的工匠拿著一本董其昌在金箋上作的書畫冊頁來求售，開價八十兩銀子，翁同龢覺得藝術品質甚佳，但“價高不能得”。

        潘祖蔭、翁同龢、吳大澂都是蘇州人(翁之家鄉常熟屬蘇州府)，也都被后來的人們歸為清流(這種概括是否準確有待討論)。潘祖蔭于1890年去世。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翁、吳皆為主戰派，戰敗后，頗受詬病。這些官員的政治理念和作為與他們的金石書畫愛好之間究竟有何關系，本是一個有意思的學術課題。不管我們的研究結果怎樣，對他們的歷史評價又如何，為政府高官，平素不驕橫跋扈、不倚勢凌人，他們的接人待物之道也就頗有可取之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