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自署齋號

　　當初，鄧拓同志既是老資格的革命家，又是年輕的高級領導干部，而且還是著名的作家，實在是春風得意。

　　說他老資格，18歲加入左聯，同年入黨;說他年輕，自1949年秋37歲的鄧拓就擔任了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的社長兼總編輯，享受部級待遇;他寫的文章，甚至他的講話，總能贏得喝彩聲一片。然而到了1958年，因為毛主席曾經批評鄧拓是“秀才辦報”，“死人辦報”，于是把他逐出了《人民日報》社。

　　如果把批評鄧拓是“秀才辦報”、“死人辦報”這句話聯系起來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簡單公式：鄧拓=秀才=死人。毛主席的批評，意思其實很明白，就是說你鄧拓雖然博學多才，但是腦子實在是死板得要命，不了解中央的意圖，而一味按自己的思路來辦報，偏離了黨的路線和方向，跟死人一樣!而今天，我們對于鄧拓同志辦報的思想有了嶄新的認識：鄧拓辦報能夠堅持真理，做到了像陳云同志所說的那樣：“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撇開政治因素，毛主席的話里至少說明了鄧拓身上的兩個特點：一是他學識淵博；二是性格倔強，有點自負。這是才子們常見的毛病。像鄧拓這樣個性的人一旦進入了收藏界，其結果會是怎樣？

金農 萬玉爭春圖 鄧拓舊藏

　　鄧拓的收藏始自戰爭年代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由通過戰爭奪取政權轉而邁步走上了和平建設國家的征途，**的高級干部從此有條件成為收藏家。在我看來，新中國誕生過四大**收藏家，他們分別是康生、鄧拓、鄭振鐸和田家英。我評選他們的理由有三條：一是收藏最豐，二是影響最大，三是他們都為黨內的高級領導干部。

　　我只說鄧拓。

　　鄧拓首先是一個激情澎湃的革命家。1912年，他出生在福建閩侯(今福州市)一個舊式知識分子家庭。他愛讀書，而且酷愛文學，十八歲時參加了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然后以筆做刀槍，全身心地投入到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中。1937年他到達解放區后，歷任《晉察冀日報》社長，晉察冀新華總分社社長。解放后，他先后任《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和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等職。

　　其次，鄧拓是一個著名的文人。他是當代杰出的新聞工作者、政論家、歷史學家、詩人和雜文家——而這些頭銜，歸根結蒂是要靠著作說話的。鄧拓寫過最著名的書有兩部，一是《燕山夜話》，二是與吳晗、廖沫沙合寫的雜文集《三家村札記》。

　　作為文人，就要寫作，不然你就算不得是文人。為寫作而收集、整理各類資料，也是文人們的日常必修課。鄧拓很早就養成了的這個習慣。

　　現在有許多歷史資料可資佐證。例如，據周明先生回憶，1942年他在《晉察冀日報》社編輯部資料室工作的時候，鄧拓打過招呼，凡是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出版的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研究毛澤東同志著作的書，都要送給他一份。

　　鄧拓還十分注意搜集毛澤東同志的詩詞和手跡，像《新民主主義論》的復寫稿，排印以后，他就把稿子要去珍藏起來;1946年畫家尹瘦石來到張家口，展示了毛澤東同志給柳亞子先生的信和《沁園春》手稿，他就立即制了版，收藏起來;

　　1948年4月，政治局曾在阜平縣城南莊開過一次會。毛澤東把他《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交給《晉察冀日報》發表，打出清樣后，毛澤東連續校對了兩遍。新華社是根據毛澤東最后校對的清樣，向全國發播的。鄧拓把報社的兩份清樣都珍藏起來;

　　1948年黨中央發布的“五一”節口號。這個口號的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是毛澤東親筆寫在原稿上的，鄧拓珍惜這份手稿，囑咐排完后立即把手稿交給他收藏。

　　抗戰時期，解放區的讀者能夠讀到“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等毛主席詩詞，能讀到惲代英的“浪跡江湖數舊逝，故人生死各千秋”等詩句，都是從鄧拓那里抄來的。

　　收集、整理各類資料的本身，就是收藏的過程。由此可見，鄧拓是個很細心的人，他的收藏生涯是從收集和珍藏革命歷史文獻以及毛主席的詩詞和手跡開始的。起初，他的收藏是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為了準確理會和把握黨中央的精神，體會毛澤東思想，久而久之，收藏的理念也就潛移默化地變成了他的生活樂趣。

　　但是，在今日的收藏界，收藏家鄧拓的名氣不是來自于他曾經收藏的那些革命歷史文獻，也不是因為他能夠收藏到毛主席的詩詞和手跡而萬眾仰慕，而是關于他對中國歷代書畫的收藏。

　　為收藏，鄧拓險些引火燒身

　　鄧拓開始收藏中國書畫作品，應該是肇始于上個世紀的50年代末。這個時期也就是鄧拓被毛主席批評為“秀才辦報”，“死人辦報”之后，他被逐出了《人民日報》社。

　　作為一名“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鄧拓在政治上“犯錯誤”、“跌跟頭”、受打擊，內心之痛苦是可以想見的。幸好他得到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的呵護，把他調任到北京市委當文教書記。這樣，他可以不像做報人時期那樣時間緊張工作繁忙，心情自然也放松了許多。于是，他準備為實現自己早年的一個理想而開始積極籌備了起來。

　　鄧拓早年的這個理想是什么?就是他想出版一部中國美術史的專著。

　　鄧拓在文化界的朋友很多，比如我國著名的文物鑒賞大家楊仁愷、謝稚柳，書畫家黃胄、周懷民、許麟廬等，而鄧拓當年的收藏也少不了這些朋友們的幫助，所以他們之間的交情很深。在鄧拓去世18年后的1984年，楊仁愷和周懷民合寫了一篇文章，作為《鄧拓同志藏畫專輯》畫冊的序言發表，其中就介紹了鄧拓開始收藏歷代書畫的情況。

　　“三十年代起，鄧拓同志就對中國美術史發生了濃郁的興趣并具備深厚的修養，但要寫成有分量的專著，單靠資料的摘引和分析，是遠遠不夠的。于是他從五十年代后期，即著手搜集所需的實物資料和大量的參考文獻。日積月累，由粗到精，幾乎花費了他絕大部分的公余時間和全部稿費收入，甚至把工資也搭了進去。這種專心致志不畏困難的精神是令人肅然起敬的。”

　　鄧拓辦報紙，是為社會服務的，尤其是作為**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社長兼總編輯，責任重大，常常會處于意識形態斗爭的風口浪尖上，這是可以理解的;而搞藝術收藏，完全是個人的業余愛好，你有錢就買，有眼就收，跟政治斗爭沒有什么關系，可是，令鄧拓萬萬意料不到的是，他因為自己的收藏愛好，險些再次闖了大禍——這事發生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1961年。

　　從收藏市場的角度來觀察，能否收藏到真正的藝術名跡，往往要仰仗歷史是否給你提供這樣的機遇，而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是搞收藏的絕佳時機：一方面老收藏家們迫于生活壓力被迫出讓收藏品，使你有了上手的機會；另一方面，藝術市場出現了價格洼地，藝術品的價格會相對低廉了許多，也可能讓你有能力去購買。

　　北宋蘇東坡的著名真跡《瀟湘竹石圖》，就在這個時候出現在了鄧拓的面前。

　　這件事的起因，也事涉沈陽博物館的楊仁愷先生。

　　楊仁愷先生是四川人，因為他是鑒賞中國古代書畫的權威，與國內許多收藏家關系友善。1961年楊仁愷來北京開會，在北京巧遇了他的四川老鄉、收藏家白堅夫先生。

　　白堅夫這個人很有些來歷。他早年留學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后來回國后出任吳佩孚的秘書長。約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他從北京的古玩店“風雨樓”購買到兩幅蘇東坡的真跡，即《枯木怪石圖》和《瀟湘竹石圖》。后來，他把《枯木怪石圖》悄悄轉賣給了日本人，而把《瀟湘竹石圖》視為珍寶，一直秘藏在家。

　　白堅夫為什么要把《枯木怪石圖》賣給日本人，而不是《瀟湘竹石圖》呢?

　　蘇軾的這兩幅畫，風格差別比較大，因此他斷定這兩幅畫中必然會有一幅是贗品。《枯木怪石圖》畫技不精，歷代鑒賞題跋不多，他判定是假的，收藏的價值自然相對就小;而《瀟湘竹石圖》筆法熟練，品相也好，而且歷代鑒賞題跋很多——也就說，歷朝歷代的鑒賞家都說《瀟湘竹石圖》是真的，白堅夫本人也認為《瀟湘竹石圖》是真跡無疑。

　　再說白堅夫，他最不光彩的地方是在1931年日本侵占中國東三省后出任過偽職，因此在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他作為漢奸被判入獄，至抗戰勝利后釋放。而早在他入獄期間，他的日本太太就已經回到了日本，這樣白堅夫出獄后就灰頭土臉地返回了四川老家，從此在政治舞臺上煙消云散。

　　到了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白堅夫的日子過得實在艱難，于是他決定把秘藏在家的《瀟湘竹石圖》賣掉。他專門跑去了上海，有人說畫是假的，沒有賣掉，只得又跑來了北京，找張珩先生。

　　張珩(1915—1963)，古書畫鑒定專家。字蔥玉，別署希逸，上海市人。其祖父張均衡、伯父張乃熊，均為著名藏書家。1934—1946年間，張珩曾兩度被聘為故宮博物院鑒定委員。建國后，1950年，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同年調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國家文物局的前身)文物處副處長兼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

　　此時張珩是文化部文物處的副處長，面對這件稀世寶貝，他有些猶豫，不敢輕下結論，于是找來了另一位著名鑒定專家一起研究，結果請來這位鑒定家一口認定《瀟湘竹石圖》是贗品，氣得白堅夫家人扭頭就走。走，是回家嗎?家里正急等著用錢，空著手如何回家!

　　正在這個節骨眼上，他碰見了楊仁愷先生。楊仁愷不僅同情老鄉白堅夫的處境，還認定《瀟湘竹石圖》就是難得一見的蘇東坡作品真跡，于是他就把《瀟湘竹石圖》推薦給了鄧拓，并由畫家許麟廬先生帶白堅夫及《瀟湘竹石圖》來到鄧拓家。許麟廬當時是和平畫店的經理。

　　鄧拓最初也不敢輕言這幅《瀟湘竹石圖》就是蘇東坡的真跡，但他認為確是珍品，想留下，又擔心自己囊中羞澀，買不起。經過兩次波折的白堅夫當即表示說，“只要能夠找到知音，錢少我也愿意賣!”于是鄧拓和白堅夫雙方同意作價5000元。

　　鄧拓當即把自己積攢的所有現金共2000元交給了白堅夫，并表示在3天內交齊另外的3000元。這另外的3000元是怎么籌集的呢?鄧拓從自己的藏畫中挑出了24幅作品，請來了榮寶齋的人估價，這樣就變換成現金3000元，按時足額地交給了白堅夫，讓他安心回家去了。

　　交易完成了，《瀟湘竹石圖》就這樣成為了鄧拓最為珍貴的收藏品。

　　《瀟湘竹石圖》縱28厘米，橫105.6厘米，絹本。圖本身有湘中楊元祥之題，拖尾有葉湜、錢復、等元明題跋凡二十六家。題跋文字三千余言，始于元惠宗元統甲戌年(1334年)，止于明世宗嘉靖辛酉年(1561年)。這幅匠心獨運的作品，以長卷式構圖，高度的藝術概括使畫面充滿張力，使人在窄窄畫幅內如閱千里江山。這是以竹石寄托文人精神情懷的中國文人畫典范之作。

　　鄧拓為考證《瀟湘竹石圖》，花費了不少心血，最后他寫成了《蘇東坡瀟湘竹石圖卷題跋》的長文，連畫一同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中，他對這幅作品的歷史背景和藝術風格進行了詳盡的考證，并確認是蘇東坡的真跡。能夠收藏到如此珍貴的名跡，對于收藏家而言的確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

　　可是轉眼到了1963年，一場轟轟烈烈的“四清”運動開始了(四清運動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央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期間中央領導親自掛帥)。有人檢舉鄧拓搞文物投機倒把活動，甚至報告送到了國家主席劉少奇手中。劉少奇批示，一定要徹查此事。當時的**中央幾個常委也在少奇主席的批示上畫了圈，表示同意。許多朋友為鄧拓捏了一把汗，認為鄧拓這次是在劫難逃了，因為當時鄧拓幾乎成為了**領導人“玩物喪志”的代表人物。

　　經過組織審查后，報告送給了中央，結果是對于“鄧拓搞文物投機倒把活動的罪行”并沒有追究。據說，是中央某位大人物替鄧拓說了話，所以他能夠逃此一劫。

　　這位大人物是誰?我們一直不得而知，直到《王力反思錄》出版，這個謎底終于被揭開了。這個大人物就是康生。

　　王力先生在書中說：“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鄧拓事件。四清時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狀說鄧拓在文物上搞投機倒把。而實際的原委是這樣：四川有個人祖傳一幅蘇東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宮賣，要價一萬元。故宮博物館的一位專家看畫之后，斷定畫是假的。后來鄧拓把畫拿回家仔細進行了考證研究，證明畫是真跡。后來賣畫人以三千元的價格把畫賣給了鄧拓，并說，我不求錢，只求有人識貨。鄧拓拿不出現錢，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畫到榮寶齋作價三千元，付清了畫款。此事得罪了權威。他們指使寶古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書記，出面檢舉鄧拓搞文物投機，引起了軒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嚴肅查處，幾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領導人都畫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傳到康生，他用朱筆批示了一大篇，說鄧拓在此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說有的專家不僅武斷，還仗勢欺人，企圖借四清打倒鄧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長期把持文物陣地，不讓別人插足。康生建議由我負責調查此事。我到榮寶齋進行了調查，責成王大山(現任榮寶齋香港分店總經理)寫了調查報告，康生把報告轉給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這意見。從而救了鄧拓。當時領導層中只有康生才有這樣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斷這事的是非。琉璃廠在四清中得以正常運轉，也是因為康生，鄧拓和田家英的保護。”(《王力反思錄》下冊P1271-1276)

　　吃一塹，長一智。在發生這次風波的第二年，即1964年，鄧拓寫下了“君愛文明非愛寶，身為物主不為奴”的詩句后，即將自己珍藏的蘇東坡《瀟湘竹石圖》，以及倪瓚、唐寅、沈周、文征明、朱耷的名作，總計145件精品全部捐贈給了中國美術館。

　　王力說得對，“當時領導層中只有康生才有這樣的(保護文物的)水平和(鑒賞文物的)眼光，才能判斷這事的是非 ”。

　　十年浩劫之后，1984年春，國家文物局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文物普查，當時中國最權威的文物專家，包括謝稚柳、啟功、楊仁愷、劉九庵、徐邦達等，對《瀟湘竹石圖》進行鑒定，確認鄧拓收藏并捐贈給中國美術館的《瀟湘竹石圖》，就是蘇東坡的真跡。

　　2011年春節前夕，中國美術館沉浸在一派喜氣洋洋的中國紅之中，作為新春賀歲大禮的“中國美術館50年捐贈作品大展” 于1月26日下午開幕。

　　我是在這個展覽開幕后的第三天，與書法家王亦農君一同慕名前往觀摩。在中國美術館最顯赫的一樓圓廳里，精選出的鄧拓捐贈中國古代繪畫作品，懸掛在正對大門的高墻之上，如明人沈周《萱草葵花圖卷》、唐寅《湖山一覽圖》、呂紀《牡丹錦雞圖》、仇英《采芝圖》、清人惲壽平《桂花三兔圖》、華喦《紅白芍藥圖》等。而展廳的正中央還擺放著一個玻璃長柜，其中就是屬國之瑰寶的蘇軾《瀟湘竹石圖卷》。

　　觀眾們長久佇立在美術館的圓廳內，仔細觀賞著鄧拓的捐贈。在安靜的氣氛中，不難看出大家的眼神里流露出對鄧拓這種化私藏為公有的捐贈舉動的崇敬心情。

　　鄧拓的收藏規模到底有多大？

　　這是個問題。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1964年鄧拓捐贈給了中國美術館145件精品外，還有，就是為了購買蘇東坡《瀟湘竹石圖》而被榮寶齋挑走的24幅作品，這些都曾經是鄧拓的收藏。

　　以上收藏品，是鄧拓先生生前自己處理的。

　　1984年8月，鄧拓夫人、原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臺長丁一嵐，將36件套書畫無償地捐給深圳，其中包括鄧拓生前收藏的《桃樹白雞圖》、《文會圖》、《云嶺飛瀑》、《蘆雁圖》等，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在鄧拓去世四十多年后的2004年11月9日，他的長子鄧云先生將自己繼承的父親鄧拓的舊藏，交北京嘉德拍賣，為此，嘉德舉辦了《紫藤齋藏中國書畫》拍賣專場，圖錄號是從1861—1908，共計47件之多。“紫藤齋”就是鄧拓的齋號。

　　《紫藤齋藏中國書畫》拍賣專場中上拍的藏品，從年代上看，主要是古代書畫和當代畫家的作品。

　　在古代書畫中，包括了許多大名頭，如五代南唐的周文矩(傳)、徐渭、董其昌、金農、華新羅等，還有康熙皇帝、慈禧太后的作品，都是真跡，而唐寅、仇英、趙孟堅等都不真，所以拍賣公司在圖錄上標明為“款”，還有些明代佚名的作品，卻是非常的精彩，如明代的“七童采果圖”。

　　最出名者，應該是歷史名跡周文矩(傳)手卷《真妃上馬圖》，原為清宮舊藏，著錄在《石渠寶籍三編》中，后被末代皇帝溥儀私盜出宮后在長春散入民間，解放后被鄧拓收藏。楊仁愷先生對這件《真妃上馬圖》寫過專門的鑒賞文章，說“我曾經向已故的名鑒賞家張珩同志交換看法，他和我都認為屬于宋人摹本，買王得羊，因而留下了唐人的風貌，已經是彌足珍重的了。”

　　在當代畫家的作品中，有黃胄、李可染、謝稚柳、周懷民、吳作人、董壽平、唐云、郭沫若等，都是他生前好友，是文人間相互贈送的作品。

　　除了鄧拓長子鄧云先生上拍的這些鄧拓舊藏外，在2010年北京的秋拍上，北京中鼎國際也于11月19日出現了一個小專場，是鄧拓先生另一子女送拍的，圖錄號為922—948，共26件。

　　其中包括文徵明書法手卷《西山十二首》、黃道周《行書》、惲壽平扇面四幅、羅聘的《鬼趣圖》和林則徐大幅《行書》等。其中，林則徐大幅《行書》約14平尺，是難得一見精品。

　　北京中鼎的拍賣中，也出現了一些鄧拓收藏的小雜件，如唐代的小佛像、宋代的小銅鏡和明代的小印章等，說明鄧拓先生的收藏興趣非常廣泛的。

　　紫藤齋的憾事

　　從以上我們已知的情況來分析，鄧拓先生把收藏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國古代書畫上了。

　　這250余件收藏品中，我猜測，應該是鄧拓先生舊藏數量的一半左右。其中，大概超過70%是中國古代書畫，而恰恰是這些作品，都是他在解放后收集的，極大部分是在所謂的“內柜”里購買的——盡管鄧拓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其收入不菲，但是，他有四個子女需要他的工資和稿費來撫養，卻依舊在10幾年間能夠收藏到如此豐富的藏品，可見其對書畫藝術的癡迷程度。

　　應該指出，在鄧拓先生收藏的這些中國古代書畫中，有相當數量的藏品不真，說穿了，他當初買的就是贗品，如前文所指的唐寅、仇英、趙孟堅等作品。而在5、60年代，國內是不允許民間私下流通文物的，退一萬步講，即使能夠流通，像鄧拓先生這樣的人，也不可能為了牟利而去購買贗品的。

　　這一現象又說明了什么呢?

　　說明：你要想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收藏家，所要經歷的道路是多么艱辛而漫長。

　　鄧拓先生是高級干部，又是著名作家，同好朋友都是如張珩、楊仁愷、謝稚柳、唐云這樣舉國聞名的一流大鑒賞家，卻依舊飽嘗被“打眼”之苦，可見這個收藏市場自古以來水是多么深多么混，鑒賞古畫的難度又是多么高。

　　有一種說法，鄧拓先生之所以會購買相當數量的贗品，主要是為了研究，是為了寫書之用，而且贗品的價格比真跡便宜了許多，他承受得起——對于這種觀點，我深不以為然!

　　鄧拓先生想寫一本什么書?他的好友楊仁愷和周懷民已經說得很清楚，就是寫“中國美術史方面的書”，而不是教人家怎么樣去鑒定書畫真偽的書，所以，他購買并收藏的那些贗品，只能被理解為被“打眼”的結果。而且，他擁有那么多一流鑒賞高手做朋友，卻還是常常被打眼，我懷疑他在上手前并沒有認真與這些高手朋友共同商量，顯得過于自信，因此才被打眼。這與他的才子個性，似乎有著潛在聯系。

　　不管怎么說，鄧拓先生直到1966年5月18日含冤去世之際，他一直想寫的那本書終于沒有寫成。這不僅是鄧拓先生的憾事，紫藤齋的憾事，更是中國美術研究、教育和收藏界的憾事。但是，這個憾事，與鄧拓先生所遭遇的苦難、與我們民族所經歷的災難相比，就顯得不足掛齒了。

　　鄧拓先生是一位政治人物，熱衷藝術收藏完全是他個人的業余愛好，與其政治身份并無必然關系，然而，政治對于收藏家的命運卻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因此對于他的收藏活動影響巨大。這似乎是一條規律，古已有之，鄧拓不過是又一個例子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