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敦煌

　　我去采訪的這天是10月10日，中國嘉德古籍善本部總經理拓曉堂提醒我，今天是“雙十節”。69年前(1943年)的這天，時任“中央通訊社”攝影部主任的羅寄梅夫婦與朋友們在敦煌莫高窟舉辦雙十節茶會，同時也為來自英國的李約瑟博士及久未見面的朋友吳作人接風。“中央通訊社”記者顧延鵬、王道士的徒孫、易喇嘛(他曾經見過斯坦因和伯希和)、蘭州培黎學校的路易·艾黎等人參加了茶會。一張黑白照片記錄下了這個時刻。

　　羅寄梅，湖南長沙人，我國早期著名攝影家。1902年出生，1926年參加北伐，為黃埔軍校第六期學員。1930年7月，羅寄梅與王平陵、左恭、鐘天心、繆崇群、傅述文、程方、聶紺弩等40余人在南京成立了中國文藝社，這是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文藝社團，成員眾多。因此機緣，羅寄梅與張大千、張善子、徐悲鴻、齊白石、蔣碧薇、傅抱石、李可染、吳作人、黃苗子、郁潘玉良、葉淺予、鄭振鐸等眾多文化藝術界的朋友都維系著極好的友誼，幾十年后依然書信往來不斷。

　　1938年5月，“中央通訊社”攝影部在武漢成立，應社長蕭同茲先生的邀請，羅寄梅任攝影部主任。年底，羅寄梅隨“中央通訊社”攝影部搬遷至重慶。是年10月，張善子與張大千在重慶相會，兄弟二人隨即合作了百余幅作品在重慶做抗日流動展覽，以激勵國人的愛國熱忱。作為好友的羅寄梅鼎力相助，廣為宣傳。在這個時候，張大千有了去敦煌的想法，神秘遙遠的大漠石窟也深深吸引了作為攝影家的羅寄梅，從此，他便開始做著西行拍攝的準備。

　　1941年6月，張大千率弟子徒眾一行十余人先期到達敦煌臨摹壁畫，至1943年6月中旬離開，歷時達兩年之久。1943年4月，羅寄梅偕夫人劉先追隨張大千來到敦煌。羅寄梅夫婦到敦煌的主要目的是對敦煌石窟進行全面拍攝，他們根據張大千對石窟的編號，有計劃地拍攝了莫高窟的309個洞窟，榆林窟的29個洞窟。還有不少照片反映了洞窟外景和周邊環境，以及當時敦煌縣城的人物風情和月牙泉風光，是至今留存最為完整的敦煌照片資料。目前所見的所有張大千在榆林窟時期的照片，均為羅寄梅拍攝。

　　中國嘉德郵品錢幣部高級業務經理宋皓感言，今天去敦煌，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何況是在40年代初，重慶至敦煌路途遙遠，道路坎坷，其中艱難自是可想而知，在那種條件下一待兩三年，實為不容易。正因為如此，一群好友紛紛為羅寄梅夫婦踐行，并提筆創作。

　　1942年10月，傅抱石在重慶夫子池勵志社舉辦“壬午畫展”。此時羅寄梅即將遠赴敦煌進行拍攝，為了紀念舊友重逢，傅抱石以敬亭雙塔為題，創作《敬亭秋》，題取李白“此處別離同落葉，朝朝分散敬亭秋”的意境以紀念友人即將分別之情。

　　1935年5月，傅抱石在日本東京銀座松坂屋舉辦“傅抱石書畫篆刻個展”，轟動日本藝術界。9月，經徐悲鴻先生的邀請推薦，傅抱石到南京中央大學教育學院任教，兼藝術科講師。在南京期間，羅寄梅和傅抱石互為仰慕，多有往來。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爆發。8月15日中央大學內遷，傅抱石奉命移居安徽宣城，遇到了此時同在宣城的羅寄梅，于是二人相偕考察石濤遺跡，徒步探訪雙塔、敬亭、虹橋諸跡，并由羅寄梅拍攝照片，為傅抱石的《石濤上人年譜》一書收集“自然實相”資料。《石濤上人年譜》一書完成于1941年5月，這本傅抱石最為重要的著作因為羅寄梅的協助而得以完成。羅寄梅與傅抱石自此次宣城一別之后，于中華民國國慶節——10月10日這一天，再次相會于“壬午畫展”上。老友相見感慨良多。

　　1943年的4月2日，羅寄梅夫婦即將西行的前夕，他們再次和一班藝術家好友聚會于金剛坡司徒喬的畫室“雙羽軒”，除羅寄梅夫婦外，還有傅抱石、李可染、高龍生、張文元，以及司徒喬和他的妻子馮伊梅。在座的藝術家們專門合作了一幅《愛梅如癡》——梅妻鶴子的北宋隱士林和靖，含蓄地表達了眾人對于羅寄梅的敬重之意。傅抱石書寫題記：“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二日，集重慶西郊金剛坡麓雙羽軒，主人司徒喬為娛寄梅賢夫婦來游，乃有合作雅事，此第二幀也。寫和靖者蓬萊高龍生，寫鶴者太倉張文元，寫梅花者新喻傅抱石，彭城李可染，而女主人馮伊梅亦作橫枝，傍喬兄坡石。迨晚燈下屬抱石題之。”

　　此外，傅抱石特意相贈一方微雕印章，這是專門為羅夫人劉先女士(又名劉芳)刻制的。在此方長不及一寸、邊長僅為毫米的“寄羅夫人將伴西行，抱石贈別之作”上，傅抱石刊刻了一首200多字的“百花詩”。據羅夫人回憶，傅抱石先生說自己刻這方印章時是不用肉眼的，完全憑感覺一氣呵成。傅抱石細字長跋的篆刻作品極受學界贊譽，被認為幾乎不可能用肉眼刊刻。

　　拓曉堂說：“我第一次看到這方印時，就驚呆了。‘寄羅夫人將伴西行’那行字還勉強能看清楚，結果把這個面翻過來一看，上面似刻有字，但完全看不清楚。我在放大鏡底下一看，是在石頭上進行微雕，還是連筆字，當時特別驚訝。我們見到過所謂微雕，一般都是在象牙上進行雕刻，它相對要軟一些。石頭很硬，是會崩的，所以難度可想而知。”羅太太很是珍愛這方小印，從傅抱石相贈之時，便一直作為私印，隨身攜帶，至今仍在使用。

　　羅寄梅夫婦帶著眾多好友的祝福，于1943年4月踏上了西行遠赴敦煌拍攝的征途。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此生便與敦煌結下了一世的緣分，直至終老。在榆林，羅寄梅一行和張大千、謝稚柳匯合，此時的張大千已經在準備東歸了。羅氏夫婦一行便在榆林石窟開始了拍攝工作。羅寄梅夫婦在榆林工作了近一個月后，于5月中旬離開榆林前往莫高窟。

　　情意綿綿

　　敦煌之行的拍攝工作雖然艱辛，卻不乏甜蜜的時光。忙碌之余羅寄梅總不忘給劉先拍照以作留念。有一張照片令我印象深刻，大漠之中，劉先包裹著頭巾，身著大衣，立于一棵斜身枯樹旁邊，身后站著一只高大的駱駝。眺望遠方，眼神中充滿著希望。羅寄梅為劉先拍攝照片，選取的是他眼中最美的角度，濃情愛意，盡在這些影像之中。

　　說起羅寄梅與劉先的姻緣，不得不提黃苗子，他可是在無意之中做了媒人。1940年底，黃苗子從香港來到了重慶，在國民黨“中央海外部”任干事。初到重慶的第一年，黃苗子一直借住在重慶中二路羅寄梅的家里。在黃苗子的自傳中，重慶借宿羅宅的一年是可堪回味的美好時光。晚上一杯清茶從屈原、杜甫談到但丁、托爾斯泰，艱苦的抗戰山城得遇知音令兩人都終身難忘。

　　也是在這段時間里，因為黃苗子的緣故，羅寄梅得以認識了日后的羅夫人——劉先。羅夫人為安徽貴池劉氏后人。其先祖劉瑞芬追隨李鴻章，總理淮軍的水陸軍械制造，并由此起家，累官至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出使過英國、俄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國，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官員。劉氏一族庋藏甚富，家有“玉海堂”藏書刻書，聲名在外。劉瑞芬的五子，劉先的五叔祖劉世珩，是清末民國著名的文學家、大收藏家，因收藏兩部宋刊《玉海》和南唐樂器大、小忽雷而被時人稱頌為“前后雙玉海，大小兩忽雷”。羅夫人母系為嘉興沈氏，其母為沈曾植的弟弟沈曾樾之女，長期寄養在沈曾植家中。沈曾植為清末大儒，王國維稱贊他的成就足可比肩顧炎武，是“學術所寄”、“邦家之光”。

　　宋皓說：“羅太太回憶，她少年時期曾有一段時間住在五叔祖劉世珩家，就在上海的戈登路，她印象很清楚。有一次去看電影《蝴蝶夢》，演到女主人公呂蓓卡跟她先生一進到莊園大門往里走的時候，羅太太跟羅先生說：‘我們小的時候五爺爺家就是這個樣子。’”可想其氣派程度。拓曉堂與宋皓每次去到美國拜會羅太太時，92歲高齡的羅太太總會盛裝出現，得體的長袍，描繪精細的妝容，頭發梳得一絲不亂，首飾佩戴齊全，完全保持著老派風范。

　　宋皓是女生，她的感受更為細致：“與羅太太相比，我們行動比她快，聲音比她響，言語更為伶俐。我們常會不自覺地贊嘆她說：‘羅太太您太厲害了。’她特別不能理解，‘厲害’不是說一個人很兇嗎?怎么形容一個人好，也能用這個詞。羅太太會說‘這個東西實在是妙得很’。我們會用很夸張、很豪放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可是羅太太一定是內斂、低調的。她的節奏、心態，讓我們覺得自己的言談舉止都太粗糙了。她的優雅是已經融在骨子里，改不掉了。所以她常會提醒我：‘姑娘家，不可這么大聲說話。’但時間長了，發現我們也改不掉，慢慢也就習慣了。”

　　黃苗子與羅太太的父親相識，她的父親曾是《申報》有名的記者。1940年的一日，羅太太去“中央社”找黃苗子，想了解一下父親的事情，于是和羅寄梅碰了個正著。羅太太是否一眼相中羅寄梅不能確定，但羅寄梅肯定對羅太太是一見鐘情。見第一面時，便提出給她拍照留念。沒幾日，羅寄梅借送照片之名，再次約劉先見面。深受家庭熏陶的劉先愛好藝術，和羅寄梅有著共同的情趣和愛好，于是兩個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了一起。

　　羅寄梅夫婦到達莫高窟后就住在張大千先生和眷屬、門生曾居住過的雷音寺里，舊稱上寺。據敦煌藝術研究所的蘇瑩輝回憶，1943年的秋天，當他抵達莫高窟參觀時，看到爰翁舊居的壁間戲墨猶存，曾向羅氏伉儷打趣說：“你們的眼福真不淺，面對莫高窟成千上萬的壁畫、彩塑之外，還能寢(臥原有的土坑)饋(用張府設計的廚房)于大風堂的壁畫真跡之下，真所謂福人福地，三生幸事。”于是三人彼此相顧大笑。“雷音寺”也成為羅氏夫婦繼“憶梅庵”之外的另一個堂號并沿用至今。

　　20世紀40年代的攝影器材，按現在的標準是比較落后的，在大漠中，既沒有燈光照明設備，又無特殊的膠片。莫高窟和榆林窟的窟門都是朝東的，每天早晨，陽光照射到洞窟的正面，而洞窟的后壁終日見不到陽光，特別是有些洞窟的中央有塔柱，正好把陽光擋住，使周圍的壁畫很不容易看清。當時張大千和弟子如果要臨摹洞窟內部或者后壁的壁畫時，就只能點著蠟燭畫畫。

　　張大千的一張非常有名的照片，就是在榆林窟內帶著弟子臨摹壁畫的工作照，這張照片就是出自羅寄梅夫婦之手。這張照片從曝光的時間和亮度來說都掌握得很好。羅寄梅夫婦利用拍攝經常使用的反光板，將陽光折射到洞窟內，才拍攝到了這幅效果上佳的大千先生在洞窟內臨摹壁畫時的照片。張大千看到這個好辦法時，不由得大叫起來：“世上還有這樣的好辦法，早知有此，也不至于將安西城內的蠟燭全都買光了。”此后，張大千和弟子也學用此方法，反光照明，解放了雙手，臨摹壁畫不僅加快了速度，也提高了臨摹的質量。

　　這段經歷令大千先生和“憶梅庵”主人夫婦成為終生最密切的摯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張大千居住在美國加州的“可以居”、“環碧庵”，羅寄梅夫婦多次赴加州探望，為這一時期大千先生的生活留下了一批珍貴的攝影照片;而大千先生不僅將一些私密的事物交與羅寄梅夫婦辦理，留下了許多往來信函，也將許多“可以居”、“環碧庵”案頭文玩送給“憶梅庵”主人夫婦留作紀念。這是幾十年的相知相交的積累，也是一段歷史的見證，也是情誼所在。

　　1945年張大千70大壽的時候，特在日本“高誠堂”和“玉川堂”定做了牛耳毫木制筆及牛耳毫竹制筆，木制筆管上書綠色字“藝壇主盟”，紅色字“己酉四月高誠堂特選牛耳毫特制恭介大千居士七十大慶”;竹制筆管上書藍色字“藝壇主盟”，紅色字“大千居士七十大慶”，綠色字“己酉四月玉川堂特選牛耳毫特制恭介”。這是張大千旅居巴西期間，特地托了人情，重金收購了一磅牛耳朵里取出的絨毛，這一磅牛毛需從20萬頭牛耳中取得。張大千將牛耳絨毛帶到日本的“玉川堂”和“高誠堂”兩家筆莊，制成50支毛筆，加工費就花了700美元。

　　牛毫筆制成后吸水飽滿而有筋骨，宜于寫字，畫則寫意最佳。大千先生興奮地將牛耳絨筆命名為“藝壇主盟”：“既然用的是牛耳毛，用此筆如同執牛耳。”他還專門賦詩一首：“雄獅百勝恣橫行，執耳升壇眾與盟，所向從來無勁敵，敢從紙上笑書生。”牛耳毫筆是張大千最為中意的毛筆，他曾將“藝壇主盟”牛毫筆贈送給畢加索、謝稚柳、“儒將”黃達云等人，這都是張大千所看重之人。大千先生去世之后，張氏后人捐贈給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大千遺贈中，四支大風堂選毫中就有“藝壇主盟”牛耳毫筆。贈予羅寄梅夫婦的達四支之多，足見兩家情意深厚。

　　在敦煌的歲月，從拍攝到膠片的沖洗、照片的印制，都是羅寄梅夫婦親手操作。白天在洞窟內拍攝，晚上就在自己布置的暗房里沖洗底片。在敦煌一年多的時間里，他們拍攝的范圍涵蓋了差不多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對于一些重要的洞窟，不僅拍攝了全窟壁畫的主要內容，還拍攝了很多壁畫局部照片，如單個的菩薩、天王及供養人像，以及飛天、金剛力士等。

　　1944年6月中旬，羅寄梅夫婦完成了歷時一年多的石窟拍攝工作，離開敦煌返回重慶。(日本投降儀式報道)不久，由于抗戰勝利，國民政府遷往南京，羅氏夫婦也遷到了南京。但時局并不穩定，沒有多久，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就開始遷往臺灣。羅氏夫婦也不得不離開南京，移居臺灣。

　　1952年，羅寄梅夫婦在臺北的中山北路開辦了一家外文書店，主要由羅太太打理，經營原版的藝術、文史類英文圖書。因為敦煌那一段終身難忘的經歷，他們將書店取名為“敦煌書局”，并以英文Caves為名。1953年羅寄梅離開“中央通訊社”，到“中國文化大學”任教，所講述的依然是敦煌壁畫。在文化大學期間，羅寄梅夫婦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藝術家們開始了敦煌壁畫的復制工作。1956年4月，張大千在東京舉辦敦煌臨摹作品展。為了此次畫展，張大千特地給二弟張目寒寫信，請目寒代向羅寄梅商借一批他拍攝的敦煌壁畫照片，以作為現場展品的參考對照。

　　美國歲月

　　1964年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的主題是“從理解走向和平”。拓曉堂說：“葉公超知道羅寄梅夫婦在臺北組織一幫朋友一直臨摹敦煌壁畫。他們把底片做成幻燈片打在墻上，然后完全按照原樣臨摹。他們自己也做，但主要還是請來的朋友繪畫，因為這個風格調子要他們定，其他人沒有去過敦煌。”宋皓補充道：你會看到張大千和他們所繪的同樣一個場景，色彩完全不一樣，張大千的顏色很艷，羅寄梅夫婦的是真實還原，甚至把殘片、破損的部分完全按原樣還原。這是他們的一個臨摹的特點。”

　　這一年，羅寄梅參加紐約國際博覽會，展出“憶梅庵”主持復制的80余幅敦煌壁畫。這一批作品風格上自北魏、下至元代，包括了經變、佛故事傳、佛畫背景山水人物、飛天、伎樂、供養人像以及天王像等多種繪畫題材。敦煌壁畫原有的尺幅都非常巨大，而“憶梅庵”的作品，多是聚焦于壁畫的局部將之特寫出來，遂成為最精彩的篇章。最難得的是每一張作品都能保留著原畫的風化痕跡，這一點看起來不難，做起來要比自己的創作還要難上幾倍。

　　參加紐約世博會之后，羅寄梅夫婦便移居美國。從重慶，輾轉到南京，然后又到臺北，最后到美國，其間不斷地搬家，家中的收藏和物品大都已失去，而唯獨兩大包敦煌底片卻始終伴隨著他們不忍舍棄。甚至在臺北家中失火時，羅夫人第一念頭搶救出來的依然是敦煌底片。“憶梅庵”主人曾經想出版這批照片，但曲高和寡，不論是臺灣地區還是美國，并沒有多少人了解敦煌，這一愿望始終未能付諸實現。

　　到美國以后，一個偶然的機會，經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史專家方聞先生引薦，又得到洛克菲勒三世基金的贊助，1968年，普林斯頓大學購得了羅寄梅在敦煌石窟拍攝的全部照片(羅氏保留著作權)，這些照片就存放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藝術與考古學系里，作為師生們教學和研究的參考。普林斯頓大學還聘請羅夫人主持學校研究資料中心的工作。

　　在美國，藝術史專家方聞教授是較早認識到這批敦煌石窟照片的學術價值的學者。方聞提出中國藝術史上“漢唐奇跡”的觀念，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對敦煌藝術的考察。他在有關中國繪畫史的論文中多次引用了“憶梅庵”拍攝的敦煌圖片。日本學者、東京大學教授秋山光和曾在上世紀70年代發表文章，指出這批照片的學術價值。他認為羅氏照片的特色不僅對敦煌石窟拍攝得較全面，而且對窟內壁畫的細部也進行了細致的拍攝，特別是對伯希和照片有很大的補充，對樣式和技法的研究極有用。實際上，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國外學者不能到敦煌實地考察的年代，這批照片起過非常重要的參考作用，特別是對日本學者來說，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敦煌石窟研究，恐怕除了伯希和的圖錄外，羅氏照片就是最豐富的資料了。

　　中國嘉德在今年的秋拍中將推出“憶梅庵長物”專場，將首次展現“憶梅庵”主人近70年與張大千、傅抱石等人稽古敦煌、書畫酬唱的珍藏。“這批東西總共81件，我們分了三個主題來展現。”宋皓說，“第一個版塊叫‘稽古敦煌’，這個版塊以朋友為他們踐行為主，其中又以傅抱石為主，一個印章，一幅畫;第二部分是‘名士文章’;第三部分是‘大風堂長物’，自然是與張大千有關的了。”

　　羅太太承家風，素有收藏熏染，且保留著一些沈氏遺墨。家傳之外，在敦煌的幾年里留下了許多零碎的遺物，收集這些遺物，或是只言片紙，或是殘渣碎木，都成了“憶梅庵”夫婦在大漠中工作之余的生活情調和樂趣。這里可以看到的敦煌殘經碎片，部分是羅寄梅夫婦在沙土里撿出來的，部分是大千先生在敦煌沙堆里撿出來的，后來大千先生將自己撿的這些佛經殘片也都全部轉贈給了羅寄梅夫婦。

　　拓曉堂解釋說，現在大千先生贈送的和羅寄梅夫婦的敦煌殘經碎片，已經完全混在了一起，不能再區分開來了。從這里世人也許可以知道，為何大千先生在敦煌工作如此長的時間，而手中竟沒有敦煌殘經的原因。這些殘經碎片，雖非整卷，然而其重要性在于直出大漠，而非敦煌編號17號的藏經洞。它證實了在藏經洞之外的其他洞窟里，也有供養的經卷，故敦煌寫經，并非藏經洞獨有。只是由于沒有封閉，而大漠風沙已經將這些經卷化作了這些碎片，可這些碎片上的歷史信息則是永遠無法抹去的。這些殘經，2004年經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陳懷宇先生整理，發表在敦煌學會編輯出版的《敦煌學》第25集。

　　將敦煌照片結集成冊的愿望，在羅寄梅先生生前未能達成。近年，普林斯頓大學計劃將這批照片正式出版，擔任校訂工作的是年逾九十的羅夫人。在她距離敦煌千山萬水之外的普林斯頓的家中，墻上懸掛著黃苗子書寫的對聯：“菩薩心腸英雄歲月，神仙眷屬名士文章。”

　　羅寄梅夫婦的這些收藏或許不能叫收藏，這是伴隨他們一生共同生活的點滴，愛情、親情、友情，已超乎收藏之意。物不在大，而在于有意;品不在價，而在于有趣。物品的或大或小，或重或輕，全在會心者，乃可得其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