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伯瑜在向記者介紹1944年5月由晉察冀日報社編輯出版的第一版《毛澤東選集》(攝影 馬力)

　　一個江西人，為收藏他把家安在了湖南偏僻山村；一個55歲的中年人，為實現父親遺愿他28年志向不改，只為紅色收藏；一位富有社會責任感的收藏家，他的收藏不為賺錢升值，只為啟迪后人銘記歷史，珍藏一份關于民族希望的溫暖記憶。傅伯瑜，一個其貌不揚的民間收藏家，在中國被譽為“中國民間紅色收藏第一人”。

　　“我之所以把家安在湖南，是因為這里是毛主席的家鄉，離韶山只有半小時的路程，在這兒我會感覺到自己離主席很近。”在湖南長沙縣暮云鎮牛角塘村見到傅伯瑜時，濃濃的湖南口音和湖南情結已經讓記者分不清他到底是江西人還是湖南人。

　　父親是我收藏的引路人

　　1956年，傅伯瑜出生在江西省峽江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記得祖父和父親非常喜歡收藏，由于當時家里經濟條件不是很好，祖父和父親的收藏的只是一些小的生活用品。在祖父和父親的影響下，傅伯瑜也漸漸地喜歡上了收藏。18歲那年，傅伯瑜入伍當了兵。由于在部隊沒有任何的經濟來源，每月只有一點點津貼，每月除了買一些洗漱用品之外，就是靠剩下來的這一點點津貼，他開始收藏毛主席像章和紅色讀物，他告訴記者他的紅色收藏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確切地說，真正意義上的紅色收藏應該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那時候我已經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后來為了有更多的資金來支撐我的紅色收藏，我辭職下海自己辦企業，我們的企業是為高速修護欄，那時候基本上是高速護欄修到哪里，哪里有和毛澤東有關的紀念品，我就走到哪里。”傅伯瑜開玩笑說是企業的高速護欄成就了他今天如此規模的收藏。

　　傅伯瑜說，這么多年來堅持紅色收藏，除了自己喜愛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我父親臨終前曾拉著我的手，說以后有錢的時候，一定要多收藏和毛主席有關的東西，將來建一個紅色收藏紀念館，免費讓大家參觀，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清楚地了解當年毛主席帶領勞苦大眾進行的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讓他們牢記那段鮮紅的歷史，只有牢記歷史，我們的國家才會有更大的希望。”傅伯瑜說，是父親當年臨終前的一席話，讓他感覺到了收藏之路的任重道遠，但更讓他明白了做紅色收藏就是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我寫毛體敬偉人

　　說到傅伯瑜的紅色收藏博物館，其實就是他在湖南的家。2005年，傅伯瑜來到長沙縣暮云鎮牛角塘村的皇鳳坡，開山修路，兩年后一座占地18畝的私人住宅兼紅色收藏博物館出現在公眾視野。整個紅色收藏博物館收藏陳列廳達1萬平方米，陳列的都是1983年以來收集到的紅色藏品。

　　到過傅伯瑜紅色收藏博物館的人都知道，在這里參觀免票、吃飯免單、毛澤東毛體詩詞免費送，這一“三免”政策從2009年對外開放以來一直延續到現在。當記者問道就這一“三免”政策究竟能持續多久時，傅伯瑜告訴記者，當年毛主席帶領群眾鬧革命，讓勞苦大眾翻身做主人，從沒講過代價，今天他還有這個經濟實力，他就要把這一政策繼續落實下去。

　　“毛主席的詩詞大氣磅礴，他的毛體字洋洋灑灑氣勢如虹。為學到主席的毛體字，20年的時間我堅持讀他的詩詞，臨摹學習他的字體，現在我寫的毛主席詩詞真的可以以假亂真了。”傅伯瑜說，他多年來內心始終懷有對毛主席的崇敬熱愛之情，為學到真正的毛體書法，20年來他堅持每天練習，反復揣摩毛主席的筆法和神韻，用過的筆墨和宣紙已經不計其數。

　　傅伯瑜告訴記者，當年之所以堅持練習毛體字，他是有自己特別考慮的。“那時候我就在想，將來展覽館建成后，肯定會有四面八方的人來參觀，如果在參觀完后能夠送給他們一幅毛主席的詩詞，那該是一件多么有意義的事情啊，這不僅傳播了偉人的思想，還讓主席的毛體字走進萬戶千家。”

　　在眾多的毛澤東詩詞中，傅伯瑜最喜歡毛澤東親筆寫的《長征詩一首》，他說他寫得最好的也是這一首。他告訴記者，每天他都在堅持寫這首詩詞，現在已經寫了7000多幅，等到建黨100周年的時候，他要用25000幅毛體《長征詩一首》展示在未來即將建成的紅色博物館，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向人們講述毛澤東與長征的故事。

　　人生數十載 我為收藏狂

　　在傅伯瑜的紅色博物館里，上百萬冊不同時代的毛澤東著作，12萬件毛澤東紀念章和塑像，毛澤東曾用過的電話、理發用過的剪刀、長征時用過的馬鞭等生活用品擺滿了整個展室和大大小小的房間。28年來，傅伯瑜共收藏了150萬件紅色文物，他說這些藏品是他和后人們享受不盡的精神財富。

　　傅伯瑜向記者介紹，他收藏的毛澤東選集就有26個國家的不同版本，還有6種少數民族文字及盲文版本。其中1944年5月由晉察冀日報社編輯出版的第一版《毛澤東選集》，由鄧拓擔任主編，當時因為條件艱苦，書頁用的紙是稻草漿做的，用鍋底灰充當油墨，由于當時共印刷了十本，他手上收藏的這本是現存的孤本。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傅伯瑜收藏的國內資料鮮有記載的1950-1956年出版的日語版毛澤東選集，不僅是初版，還被日本圖書館協會選為日本中小學生的選讀課本，這對研究毛選傳播和中日政治、文化交流具有特別的見證意義。

　　在傅伯瑜收集的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會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或關于偉人的生平，或關于中國革命，或關于收藏的曲折，他說這些故事和經歷豐富著他的人生，并不斷激發他收藏的熱情。在建黨90周年前夕，中國共產黨第一枚黨章在他的手上公之于眾。在談到這第一枚黨章時，年過5旬的傅伯瑜頗有幾分感慨：“很不容易拿到手，從湖南到河北輾轉兩次。”傅伯瑜說一次無意聽說河北西柏坡一位藏友收藏了一枚黨章，于是他連夜趕往了河北。

　　到河北西柏坡看到這位藏友手上的這枚黨章后，傅伯瑜欲出高價進行收購，但他遭到藏友本人拒絕。無奈之下，他返回湖南，將珍藏多年的一幅毛澤東繡像取出，再次前往河北，當他捧著毛澤東的繡像出現在這位藏友的面前時，藏友被傅伯瑜的誠心感動了，果斷地把黨章轉讓給了他。

　　藏友還告訴他，這枚珍貴的黨章是在瀏陽市永和鎮石江村的李家大屋發現的，回到湖南后，傅伯瑜查閱了相關的歷史資料后得知，自己手中的這枚黨章確實有著很深的革命淵源。原來，1930年8月23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軍團與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的紅三軍團在瀏陽會師，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兩軍整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共4萬余人，而李家大屋正是紅一方面軍成立之地，所以當時手中的這枚黨章很可能就是當年毛澤東用過的。后來經過中央黨史館專家鑒定，傅伯瑜收藏的這枚黨章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枚黨章。

　　“人生數十載，能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真的不容易，但最令我欣慰的是，通過這么多年的努力，我幾乎收集齊了與毛主席有關的紀念品。”傅伯瑜說紅色博物館里的每一件藏品都是無法用價錢去衡量的，是歷史沉淀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現在的年輕人很多都忽視了那段艱辛的歲月，我想通過建紅色紀念館，免費向社會開放，幫助現在的年輕人了解歷史，明白今天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傅伯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