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年后《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出版
■ 15245件被掠中國文物在冊
“這套書的出版給我一個啟發，對流失海外的文物應當有個統籌計劃，最好國家搞個文物普查，好好地把流散在外的文物建立個檔案。我們永遠保留收回的權力。” 日前，92歲的文保專家謝辰生，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說。
編制完成66年后，《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下稱《目錄》)終得出版，以16開本，9卷三大冊收錄了15245件中國文物。當時負責《目錄》工作的5個人中，僅謝辰生一人在世。1946年的中國還曾打算以該《目錄》為依據，向日本追索被掠奪的文物。
而據負責編輯出版此書的中西書局副總編徐忠良介紹說，此三大冊目錄有一個特點——只有文字，沒有配圖，許多文物的近況也無從得知。此外，他還提及，曾被追討回來的放在臺灣地區保存的文物并不在《目錄》名單內。
9個月完成9卷本《目錄》
謝辰生在北京的家，簡單樸素，水泥地面，會客室就是他的臥室，靠窗是書桌，靠墻是單人床，但到處都是書。
謝辰生參與《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編寫，是一個巧合。1946年，他隨大哥、史學家謝國楨去上海，出席文物專家徐森玉的一個飯局時，鄭振鐸說起需要一個助手。徐森玉舉薦了當年不過24歲的謝辰生，同時提出一個要求：參與他主持的《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編制工作。
編制《目錄》，是當時的中國政府為了讓日本歸還甲午戰爭以來在中國巧取豪奪的文物時能有所依據，由當時的教育部戰時清理文物損失委員會京滬區辦事處組織編制，主編為委員兼辦事處主任徐森玉，具體組織實施負責人是上海私立合眾圖書館館長顧廷龍，而具體操作，除了謝辰生，尚有吳靜安、程天賦，“草擬體例，從事編纂，九閱月而蕆事”。
開工后不久，吳、程二人因事先去，主要工作皆由謝辰生完成。他每天上午在鄭振鐸家工作，下午則去合眾圖書館上班，以9個月的時間，到1946年底，9卷本的《目錄》編制完成。
《目錄》收錄中國在甲午海戰失敗以后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因各種原因被劫奪到日本的甲骨、石器、銅器、刻石、陶瓷、古玉、絲繡、書畫、寫經、拓本、雜項、古籍等類中國文物15245件，大部分器物標出了高度、重量、口徑尺寸、藏處以及所依據圖譜的書名簡稱、頁碼。其統計辦法，一是根據日本公、私博物館所藏中國文物圖譜、目錄；二是參考中國學者如張政烺等的研究著作。
編纂《目錄》的參考書有122種，當時日本大量出版的各家博物館及私人收藏的圖譜、目錄，在上海“孤島時期”曾大量舶來中國。即便如此，收集過程在當時也屬不易，謝辰生回憶，“當時合眾圖書館所藏也就40來種書，其余的，是向各地其他圖書館、個人乃至書店求借的，抄完了再還回去。可以說是集中力量來搶救、存檔，各個渠道全使用上了。”
除這些有案可稽的流失文物之外，目錄還有附錄一，列入收在朝鮮總督府博物館的樂浪郡王墓、樂浪王光墓、樂浪土城等漢代重要出土文物；附錄二則將日軍侵華期間，日本多家考古單位、文化所等在中國境內的34次調查、發掘，“不能詳知其所得古物及后來收藏何處”者列為一表。
當時謝辰生用復寫紙抄錄，共計8份，加上一份底稿，總共有9份《目錄》。除了顧廷龍保管一份、合眾圖書館收藏一份(后移交上海圖書館)，其余7份都上交有關部門。而謝辰生結束《目錄》工作后，回到鄭振鐸家上班，關于目錄的后續處理，他不得而知，在他看來，是“擱起來了”。
少4頁48件文物抱憾出版
去年11月，中西書局副總編徐忠良拜訪謝辰生時，意外得知有這樣一套《目錄》的存在。當即表示愿意影印出版。“這書終于有機會正式出版，我非常高興，還主動說我可以寫個前言。其實這書要沒有徐忠良，恐怕就沒了，他立功立大了。”92歲的謝辰生說。
實際上，在1981年，國家文物局將《目錄》油印了100套，分送全國各大圖書館、博物館和設文博專業的大學用于存檔。當時油印的起因是顧廷龍寫信給謝辰生，告知他手頭的《目錄》因為年代久遠，復寫紙油墨褪色，恐將難以保存，要謝辰生向國家文物局反映，是否可油印若干部作保存之用。“當時(1981年)信里說，編這個書的人，活著的也就我們倆了，再不保存，接下去就沒人知道還有這個事了。”謝辰生說。
之后，國家文物局局長任質斌即批準油印100部。“那時候搞油印的人也少了，找了研究室的于秀華，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印了出來。”謝辰生回憶。
但去年，徐忠良花了兩三個月時間，找了七八家圖書館，都沒有找到(油印)書。“上海圖書館顯示有存目，但是找不到。我只好再回到謝老府上，請他幫忙看看國家文物局的資料室里有沒有底本。”徐忠良說。
當時負責油印的于秀華業已過世，謝辰生在她家里找到一套油印本，但檢查發現，缺少卷二69、70頁，卷六的151、152頁。徐忠良只得重新再找。“當時有朋友從日本歸國，說曾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中見到此書。我非常感慨，中國人的傷痛記憶，在自己國內都找不到，反而在日本保存著。”但托人去早稻田大學尋書時，又不見了。而后，徐忠良查詢到吉林大學圖書館館藏中有此書，即請吉林的朋友前去借閱，結果也只是顯示有存，而遍找不到。因此《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不得不以少4頁48件文物抱憾出版。
“這次《目錄》出版之后，上海圖書館表示顧廷龍先生的原版已經找到了，所以今后會再出增補全本，也會將目前缺失的4頁發布在網上供讀者查閱。”徐忠良說。
文物回歸任重道遠
抗戰勝利之前的1945年4月，“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成立。據故宮(微博)博物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鄭欣淼介紹，當時“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在軍事情況許可的范圍內，減少戰區內文物的損失：一面編制戰區內古跡文物的目錄、地圖及照片，防止轟炸時不必要的損失，一面則委托訓練機關訓練戰地工作人員，搜集歐洲戰場保存文物的實際資料，以備在登陸反攻時可以隨軍工作。當時的具體成果是：編制了中英文對照的10省市重要建筑目錄計98頁399項，照片176張，地圖106幅。
是年12月“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更名為“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主任是當時的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梁思成亦為4名副主任之一，委員皆為知名學者。
“清損會”的工作，一方面是統計抗戰期間國內的文物破壞、損失情況。1946年底1947年初，根據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各地被日軍劫掠和毀壞歷史古跡741處，書畫類15000多件，古器物類16000多件，碑帖類9300多件，珍稀書籍類300萬冊，雜件類60多萬件。
在戰時文物損失目錄外，“清損會”亦負責追回被劫掠文物以及接收敵偽圖書文物。《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的編纂工作正是向日本開展戰爭賠償做準備的一個組成部分。如顧廷龍在1981年內部油印本的跋中表示，“清損會”曾請外交部向遠東顧問委員會及盟軍駐日總部提出《追償我國文物意見書》，提出日本交還、賠償中國的文物，不應止于二戰時限，而應自甲午以后算起。“凡為日本破壞或因日本軍事行動損失之文物，則必須責令以同類或同等價值之實物賠償，故除編制《戰時文物損失目錄》外，復編《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以為交涉之依據。”
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除了編撰《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的京滬區，尚設有平津、粵港、武漢、東北4個區辦事處。文物專家王世襄當時由梁思成推薦，成為平津區的助理代表，王在《回憶抗戰勝利后平津地區文物清理工作》中稱，當時他回收被劫奪重要文物、善本圖書兩三千件，“屬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此外，“清損會”還組織赴日調查團，調查中國在日各項文物。在1947年4月的《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結束報告》中稱這次成功的追索“盟軍駐日總部對收回文物規定甚嚴，而國內各方對于被劫之證件多不具備，致交涉每感困難”。而王世襄1947年從日本帝國大學等處追回了被劫奪的原中央圖書館的古籍106箱，被看做是不多的勝利。
1947年，王世襄從日本帝國大學等處追回了被劫奪的原中央圖書館的古籍106箱，其中有大量宋元版善本。而當時在上海負責接收的正是謝辰生。“那時候我們是戰勝國，王世襄當時在日本負責戰爭索賠的文物這塊，正好看見了，上面還有圖章，那當然是我們的。日本剛剛敗仗，也就老老實實全部交回來了。這是唯一成功的追索。”謝辰生感喟。
但徐忠良介紹，如同今天出版《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一樣，日本在1969年也出版了這106箱古籍的目錄。但因為當時材料所限，《目錄》只有文字，沒有配圖，介紹也相對簡略。
徐忠良介紹，目前國內也未有對此做專門的研究：“目錄中顯示收藏在公立博物館的，應當變化不大，但是私人收藏的就不好說了。另外，目錄中的15245件文物依據的都是出版的圖錄，還有更多的浩如煙海的個人收藏恐怕沒有入內。我們需要各方力量，尋訪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建立起這樣的文物檔案，為歷史留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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