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承琮夫婦

　　——劉承琮93歲口述于北京方莊

　　作者：劉源隆

　　我所經歷的古物南遷

　　“我是北京人，我要回家！”爺爺在彌留之際口中不停的說著，慢慢的閉上了眼睛，走完了他九十四歲的歷程，安詳的就像睡著了一樣。我將爺爺劉承琮參與古物南遷的情況口述以第一人稱整理出來以供各方參考。

　　一、關于古物陳列所

　　我——1918年生于北海東門御史衙門后院，父親在古物陳列所陳設科任科員。古物陳列所在1912年底正式成立，這是推翻清政府后第一個國家級博物館，隸屬于中華民國內務部。中華民國與皇室簽訂了《清室優待條例》，溥儀居住在乾清門至神武門的后宮里，乾清門前三大殿至午門，東至東華門，西至西華門，故宮(微博)(微博)五分之三的面積都歸古物陳列所占有，后來午門上還成立了一個歷史博物館。古物陳列所成立初期，接待了大量國內外政要、名人及各國博物館的交流團隊。它的首任所長由鑲紅旗蒙古護軍督統，兼京師內外城巡警總廳廳長治革出任，他被授予中華民國中將銜。我的爺爺在步軍統領衙門任職，與治革相識，因此介紹我父親到古物陳列所工作。民國初年雖然有舉薦，但還是要經過嚴格的考試，合格后才能被錄用，民國內務部給父親簽發了委任狀。

　　進入古物陳列所，父親第一個任務就是參與將熱河行宮、避暑山莊的大量珍貴文物運回北京。運輸由治革、楊乃庚負責，還有曾廣齡等。大量的青銅器、玉器、珠寶、書籍檔案、衣物、陳設件等近2000箱，12萬件之多，其中歐洲進貢的鐘表占了很大的比重，致使現在故宮存世的鐘表是世界最多的，就是歐洲各國存世的鐘表數量之和也沒有故宮的多。(記得原宮廷造辦處鐘表世家出身的徐佩辰先生，他和我父親在古物陳列所是好朋友。徐佩辰的大兒子徐方舟解放前后一直在故宮修理鐘表，他們家有全套德國制造鐘表的機器。)有了避暑山莊運送古物的經驗后，父親被抽調到奉天盛京故宮運送字畫、書籍、寶座、家具、青銅器、瓷玉器，大約1200箱共十幾萬件回京。由于有京奉鐵路，所以運送起來要比熱河文物順利。治革既是滿清遺臣又任民國軍警要職，正是由他負責運送兩地文物，才保證了文物的安全到京。(1964年沈陽故宮曾想接我父親過去，幫助恢復沈陽故宮陳設的原貌，但他年事已高，只能在家中回憶講述。為此，沈陽故宮來我家很多次。)經過一年多的精心籌備，1914年古物陳列所正式開放。皇宮前朝的正式開放在當時的北京乃至世界都是極其轟動的大事。從政府到民間都極為重視，古物陳列所的幾任所長都是清末民初的文人政要，比如周肇祥所長曾任京師警察總監、湖南省省長；柯璜所長曾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學和北京大學。古物陳列所成立之初有著嚴格的制度，每個人都要對文物有著高度的責任心，出了問題就是依法從事，不像現在這般隨隨便便。1925年，文華殿丟失了字畫，在北京引起軒然大波，我父親在內的陳設科四位職員都被抓進了監獄，內務部總長龔心湛勃然大怒，限三日之內查獲此案，否則嚴厲查處。時任所長楊乃庚找不到任何線索，終日惶恐不安，十幾天后就被嚇死了。此事才不了了之。還有一次古畫在裝裱時，被人為的揭去一層，畫魂被偷了。為此，陳設科的同仁又進了監獄。這兩件事在全國解放后在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運動中才破了案，有關部門找到我父親核實當時的情況，通報了破案情況。脫離了古物陳列所多年又換了兩次政權，我父親總是說：“事隔三十年才破案，仍有交待，還是共產黨偉大。”

　　還有件有意思的事。1923年，建福宮大火，古物陳列所的同仁們都去救火，我父親也前去救火。他后來給我講，故宮里沒有水源，沒有辦法，只好求助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從筒子河里抽水救火。最后，沒有太好的辦法，只能隔離。大火燒了很長時間，建福宮成了廢墟，晚上溥儀招待所有參與救火的人員，很多人見了溥儀都下跪，口呼萬歲爺。溥儀說：“都民國了，不講這些理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溥儀招呼大家請坐，讓御膳房準備點心，溥儀親自發給每個人一份，大家都不敢直接用手接過點心，而是雙手兜起衣角兜放在懷前，口呼“感謝萬歲爺”。晚上，我父親把點心帶回家給我吃，說這是萬歲爺賞的，當時感覺無比榮幸。雖然當時我才5歲，但對這點心卻記憶深刻。

　　在老百姓眼里古物陳列所就是皇宮，大家只知道去皇宮參觀，并不熟悉古物陳列所。1924年，馮玉祥逼宮，溥儀遷出后宮。1925年，成立了故宮博物院，正門設于故宮后門的神武門，還是止于乾清門，與古物陳列所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古物陳列所的人員都是滿清民國的遺老遺少，略顯腐朽。反觀故宮博物院，從上到下一律都是擁有新思想的北大的教授和學生，從李石曾、易培基、張繼都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元老政要。故宮博物院成立的理事會都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大佬，后來成立基金會，蔣介石還帶頭捐款。故宮博物院成立后，直接隸屬行政院，屬當時部級單位，而古物陳列所為內務部下屬單位，雖早于故宮博物院13年成立，但故宮博物院根本不承認古物陳列所的存在，稱古物陳列所為“前宮”，古物陳列所則輕蔑的稱故宮博物院為“后宮”。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改北洋政府內務部為內政部，部長鈕錫惕，將他的女婿，一個和文物毫不相干的人錢桐任命為古物陳列所所長。錢桐上任后裁人減薪，古物陳列所每況愈下。抗戰時期，錢桐還投靠了日本。

　　古物陳列所有個警衛隊隸屬內務部總管，全部是警察的裝備和編制。故宮博物院成立后，由古物陳列所警衛隊調撥一些人組建了故宮警衛隊，我哥哥就在警衛隊當警察，他們組織了故宮足球隊，經常和東交民巷英國使館的水兵對在午門前和天安門廣場踢球，還和后來成為中國足球名宿的李鳳樓組織的輔仁大學隊比賽。

　　二、我參與的古物南遷

　　1933年，古物南遷。現在講是因為日本侵略，怕日本奪取文物，但實際上，即使日本不侵略，文物也是要南遷的。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打敗了軍閥統治的民國政府，定都南京。南京是當時的首都，代表著中國，南京成立了中央博物院。古物南遷和當時民國政府把沈陽故宮、承德避暑山莊文物調往北京如出一轍。我父親在古物南遷中負責古物陳列所的文物押運，文物運到南京浦口火車站，明確的任務就是將文物劃撥交與南京中央博物院。

　　當時古物陳列所動員了所有員工家屬都來參與古物裝箱，其中最要的一條是有償的，給工錢的，而且不少。因此，15歲的我跟著父親參與了古物陳列所的裝箱，我在太和殿東的體仁閣下工作。當時故宮博物院都是親南京政府的，對南遷工作非常積極，而古物陳列所極力反對南遷，遲遲不動，我在包裝文物時，古物陳列所的叔叔大爺們跟我說：“小爺們，不要裝好的，都運走了，我們剩下的人吃什么？我們還指著這些文物吃飯呢。”我們就將坐墊、靠墊、衣被往里裝，大家都磨洋工。這件事很快就驚動了故宮博物院，吳瀛大為惱火，就派了故宮印刷所的校對吳玉章(爽秋)前來監督指導裝箱工作。其實，古物陳列所有著承德避暑山莊和沈陽故宮調運文物的經驗，遠比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裝箱經驗豐富，大家根本就不把故宮博物院當回事兒。后來，文物挑選的范圍都集中在歷史時間較長的文物上，字畫都以唐宋以前的為主；青銅器在那個年代很少，顯得尤為珍貴。不像現在，搞基建出土青銅器很多；而金銀器、鐘表則根本不入法眼。但現在看來，越是明清時期的文物，工藝越精湛。

　　小的時候常我就常在前宮玩耍，手中的折扇都蓋滿了皇帝的印璽，但這次親手接觸這么多皇家精美的文物還是極為難得，也使我確實愛上了這個行業。由于大家認為我在裝箱工作中的表現出色，我父親就托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的傅博平科長介紹我進故宮博物院工作。傅科長找到吳瀛，吳瀛當時是故宮博物院的大拿，一切事物都是由吳先生一手操辦，吳先生聽說了我在裝箱時的表現，見了我后，就把我安排在故宮印刷所學徒，故宮印刷所設在神武門外的東西朝房里，外面還有一道北上門。我們的所長是楊心得先生，曾在法國搞攝影和珂羅版印刷，后將自己的設備帶回國，報效國家。印刷所里有二十多名師傅，清一色的江浙人，徒弟十幾個都是北方的孩子，主要是珂羅版印刷和石印。

　　我和吳鳳培是學照相制版的，老舍先生的侄子舒玉貴也和我們在一起學徒，也許是受老舍先生的影響，他總是對時局發表評論，寫一些小文章，他總是說我的筆名叫“損德堂”。我們經常要到古物館照相，結識了古物館拓工鄭世文，鄭世文的父親在故宮門房工作，在拓型上，鄭世文有著高超的技藝，可以把青銅器的造型拓在薄如蟬翼的宣紙上。故宮博物院將拓片出售，以增加收入，數量不多，價格不菲，彌足珍貴。宮里有大量上好的宣紙，每次都偷偷多拓幾張，幾個人分，穿的都是藍布長衫，放在身上根本看不出來，拓大張的時候，我們就把拓片纏繞在腰間，再穿上長衫帶回家。當時最貴的拓片要幾十塊銀元一張。后來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時，我將這些拓片和我父親在古物陳列所與各國政要和民國政要名流的合影，帶到西郊我妹妹家里整整燒了一夜，都燒光了，燒得了一個無產階級才放心。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可惜！

　　在故宮印刷所的日子是開心和緊張的，后來，我就從家搬到了與印刷所一起的宿舍里，文物南遷之后，故宮博物院少有的清靜。游人少了，古物陳列所清靜的都要關張了。1935年，我和吳鳳培、宋春河等幾個技工，還有一些師傅，連同一部分設備前往南京。楊心得所長老了，他有一個女兒在協和醫院當醫生，所以他決定不去南京，留守北京。

　　又像文物裝箱那樣，把照相制版等設備和印刷機器，打包裝箱，從前門火車站上車，記得父親還來送我，當時日本已經占領了東三省，北京顯得很是凄涼。我們到南京后，印刷所就設在朝天宮，宿舍就在朝天宮后的張家花園，當時朝天宮的文物庫房還沒有建成，我們就開始了緊張的工作，將文物開箱并繼續出版故宮周刊類的刊物。我和吳鳳培、鄭世文等好友又在一起工作了，一切都不生疏，唯一不好的是大家都患上了鄉愁病。下班之后，大家在一起學會借酒消愁，南京故宮上下都喝酒，再有就是唱戲。我還是堅持每天晚上狂練書法，反正有的是紙張筆墨。舊社會有一筆好字、一手好算盤，走遍天下都不怕。

　　南方的天氣不是一般的潮濕，朝天宮文物庫房建成后，裝備了從美國進口的抽濕機，24小時不停的抽，可墻壁上的水還是不停的往下流。后來，我們搬進了文物庫房，朝天宮讓給大學生上課。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了，馬衡院長主持工作，南京、北京兩頭跑。當時徐森玉副院長年事已高，南京分院的具體工作都由那志良(辛茹)先生全權負責。后來，年紀大的員工家屬都陸續到了南京，梁伯華(廷煒)先生帶來了他的三個兒子，記得他的長子梁匡忠小我8歲，當時只有11歲。

　　每當夕陽西下，我經常到朝天宮大門或莫愁湖邊發呆，任憑黃昏下的鄉愁將自己吞噬。平靜的日子并不長久，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全民抗戰開始。七月下旬，北平、天津淪陷，大家的心都提了起來，每位員工都惦記著北平的家，自己家屬還沒有到南京的員工，更是坐立不安。八月，日軍逼近上海，南京已不是久留之地，上面決定，古物繼續遷運。上海八一三事變后，第一批文物由南京運往漢口到長沙，又到了貴陽，最后到達安順，押運的是徐森玉、莊尚嚴，那先生也去了，后來又趕了回來。我們所有人都投入到緊張的裝箱搬運的工作中，第二批是由南京運往漢口，后由漢口運往重慶到樂山，主要是牛德明、李光弟押運。10月25日，淞滬大戰國民黨失敗，上海淪陷了，南京危在旦夕，還有大部分文物沒有運出，長江封航，水路又有敵機轟炸，已經不安全了，只有走陸路；人手也很少了，本來有十幾個學生自愿者幫忙，但那時也跑得無影無蹤，宋春河也離開了。正好馬院長的兒子馬彥祥閑來無事，便由他押運一列火車往徐州開，繼而又發了第二列，南京就只剩下吳玉章和我。記得當時在南京下關碼頭丟棄的箱子、財物遍地都是，卻也無人拾取。

　　12月7日，蔣介石撤離南京，發表講話，要將士與南京共存亡，南京已是決戰的戰場。12月8日，又一批文物裝上了第三列撤離南京的專列，可還剩下一部分文物，大約有2000箱，還有大量印刷設備，無奈只能丟下。火車站里滿是軍警保護，文物運送專列前后掛兩個火車頭，前后加力，動力十足。專列上還架著多架高射機槍，以應對敵機轟炸。這時的南京已處于百萬日軍的包圍之中，戰云密布，炮聲隆隆，大家只有一個想法：就是快逃，哪沒有日本人就往哪逃，火車從南京出發，第一站徐州。12月9日，日軍對南京下了最后通牒，12月10日，光華門被日軍炸開，南京淪陷了，接著就是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我和吳玉章那種既慶幸又后怕的心情真是無法形容，只差兩天，沒出來恐怕就死在南京城了。

　　雖然是逃跑，但與逃難的百姓還是有所不同的，因為我們有國民黨行政院的行文，除蔣介石的安危外，故宮文物是至高無上的，辦事都不是那么費勁，到哪都是一路通行。但是，空襲難以避免，那時最怕聽到的就是防空警報，撕心裂肺，后來就麻木了，不怕了，逐漸就將生死置之度外了。記得在徐州、鄭州火車站都遇到了敵機的轟炸，炸彈震耳欲聾，感覺心臟都要被震出來似的，炸彈爆炸處火海燒成一片，哭叫聲響成一片。火車上的高射機槍根本不敢還擊，怕招來敵機的又一次轟炸。說也奇怪，日本人就是炸不著運送文物的列車。列車和敵機斗智斗勇，經常急停，讓飛機俯沖過后再開，或倒開，就像老鷹捉小雞一樣。飛機只能前沖，投放完炸彈就沒有了攻擊能力，只能飛走。

　　我們由鄭州到西安，馬衡院長想到陜西交通環境惡劣，派那志良先生主管陜西工作，又派梁伯華(廷煒)前來幫助。火車到達寶雞后就沒有鐵路了，寶雞的關帝廟便成了我們暫時存放文物的地方，總之大廟、祠堂都被我們租用下來。在寶雞住了有兩個月，行政院命令我們把文物運往漢中，由陜入川，戰時的川陜公路剛剛修好，便由汽車從陸路運輸。先有國民黨軍方的汽車運輸，比較順利，當時正值冬季，大雪封山，汽車的輪胎上都包上了鐵鏈防滑。秦嶺上的熊貓隨處可見。后來戰爭吃緊，汽車越來越難找了，我們就找到新疆新綏汽車運輸公司，老板是天津人朱炳，司機大部分都是天津人，也有個別北京人，大家相處起來非常融洽，都是北方老鄉，格外親切，事情也好商量。(解放后我還在北京遇到過新綏公司的司機在北京開公共汽車)

　　從寶雞到漢中，道路艱險，由于人手太少，要連續往返發車。我一個人一次押運十五輛汽車，前面車上架著機槍，由官兵保衛。每次我都坐最后一輛車上，汽車都是美國道奇 。每到一個縣城，縣長出城迎接，文物車隊進入縣城后，城門緊閉，實施戒嚴。我們的文物必住大廟，因為哪都有廟，而且只有廟的房間大能存放文物，每到一廟，方丈都把自己的房間讓給我住，自己和小和尚擠在一起。然而押運工作并非一帆風順，從寶雞出發后，在草糧驛的地方第一次翻車，戰時的國民黨政府的管理還是非常嚴密暢通的，由甲長到保長至鄉長都來幫忙，逐級上傳，我打電報給那志良先生，那先生很快雇車趕到現場解決問題，還好文物沒有損失，換車繼續前行。

　　我負責文物押運，安置好后由年紀大的員工或帶家屬的員工看守，我們再往返運輸。兇險還在后面，有一次正好是運送石鼓，我們的車隊停下來休息，川陜公路很窄，跑運輸的陜西老鄉都是一頭毛驢架上兩個筐，他們很少見到汽車和城里人。當時我正下車站著休息，一個老鄉趕著驢前行，驢架的筐一下把我擠下了川陜公路，大大的斜坡，下面就是漢江的急流。我翻滾而下，大喊救命，心想這下完了，沒命了，絕望中我拼命抓住一棵小樹，樹斷了，我的身體才在漢江邊上停了下來，但樹枝扎進了我的手指。隨車保衛文物的士兵把我救了上來，用槍托痛打那個老鄉。我清醒后，忍著劇痛說：“不要打了，也不怨他，只怨我倒霉。”在國民黨陸軍第100醫院，醫生對我的食指做了處置，便繼續前行。

　　我們住進了漢中縣對面的文廟里，衛生條件太差了，腰帶上的虱子用手一捋就是一把。難以避免，受傷的手指發炎了，腫得活像一根胡蘿卜，而且高燒不退。我心里總是想著這是自己倒霉，情緒很是低落。不過天無絕人之路，正值西北聯大延著川陜公路撤至漢中，西安醫學院在漢中南鄭孫家廟黃家祠設新校址和教室，和我們的文物存放在一起，國立西安醫學院的教授給我做了手術，截取了食指一小段。戰時的醫療條件差，但還是有麻醉的，為了保險起見，手術前給我喝了一杯白蘭地。然而惡劣的生活環境，使傷口一次又一次的發炎，我的這個食指一共鋸了五次，醫生對我講，如果再不好，只能鋸掉我的右手，我哭了，我跟醫生說：您一定要保住我的手，我還年輕，以后還要生活呀。還好，把食指全部鋸掉后傷口就好了。這幾次反復，我1米8的個子，體重只剩下九十多斤。一看到沒了的手指，我就想到南遷，一輩子都揮之不去。

　　我們路過勉縣。定軍山的諸葛亮墓，墓上有諸葛亮神簽，八八六十四卦。倒霉上卦攤，我拿起簽筒，左搖右晃后，蹦出一簽，下下簽！我不相信，連續三次都是下下簽。無奈，拿簽開卦：“幸有祖宗陰志在，香煙未斷續冥蛉。”如今看來諸葛神簽真靈，祖宗保佑，我身體后無大礙了，文物也是有驚無險。后來，我押運文物的車隊在綿陽附近又翻了一次車，汽車翻到了河里。我馬上打電報給那先生，那先生正在成都，很快趕來一看，問題不大，正好冬天河里水很少，文物沒有損壞，真是幸運。

　　我們進入成都后，把文物安排在成都和尚街的大慈寺內，就去成都春熙路玩，正好遇上視察川陜押運工作的徐森玉副院長(徐森玉是古物館館長，鄭世文是古物館拓工，除拓片外，還有一手精湛的印章篆刻，徐館長很賞識鄭世文)，在春熙路請我們吃大餐，任我們隨便點菜，給予鼓勵和表揚。與徐森玉先生截然不同的馬衡院長視察川陜押運時，與我們同行，我們都是大吃大喝，而馬院長指著落滿蒼蠅的臘肉只買兩片，馬院長是國民黨的部級官員，但生活中極盡簡樸之能事，甚是想不開。

　　那天回到大慈寺，防空警報拉響了，我和那先生跳進一個土坑躲避，眼看著日本飛機從東邊慢慢飛來，大慈寺的和尚跪在地上雙手合十，口念阿彌陀佛，炸彈下來也不躲，我們大喊趴下，和尚們還是跪在地上，不停的磕頭。說也奇怪，炸彈真的炸不著和尚。這時成都西門已是大火一片了，幸好廟里的文物安然無恙。

　　記得初到四川，我們閑來無事，還用粗竹子做了一個筆筒，朱家濟(馀清)先生題寫詩文，他詩書俱佳，尤其書法酷似王羲之的“蘭亭序”。鄭世文雕刻并拓片更是錦上添花，這也是我們參與古物南遷的最好見證。另外家中還留存下幾張史頌簋拓片、唐玄宗李隆基的生辰銅牌拓片和乾隆帝最喜歡的晉朝的一方硯臺的拓文，此硯由宋虞允文傳承。這幾張拓片是文革后僅存的幾張，幸好沒有被燒掉，這幾張都是在南京時拓的，也是南遷文物的實物見證。

　　在成都住了大約有兩個月，行政院命令將文物運往峨眉，那里更為安全。從成都到峨眉的路太難走了，都是山路，汽車要開到船上過河。至1937年11月8號從南京押運文物出來，從南京經徐州、開封、鄭州、西安、寶雞、漢中、廣元、綿陽、成都至峨眉，已經是1939年7月了，往返分斷，反復運輸，我們也是長途跋涉，歷經千辛。但沿途的風光山色，名勝古跡，飽覽無遺。知識和閱歷的積累和沉淀，是別人都很難想見的，雖然險些丟掉性命，但古物南遷使我成長。

　　那志良先生擔任了駐成都辦事處主任，在南遷中那先生一直是大家心中的主心骨。只要有了他，大家心里就有底。到達峨眉后，文物存放多地，派梁柏華、吳玉章、鄭世文、牛德明等人各守一攤，那先生照顧我，也是有意培養我，便讓我負責各地的聯絡工作和費用的報銷。我要在成都、峨眉、樂山、重慶之間往返。重慶南岸的海棠溪成立故宮重慶辦事處，由馬衡院長坐鎮，海棠溪山坡上堆滿了文物的箱子，后轉移到了川康銀行的金庫和向家壩存放。辦事處資金緊張，報銷困難，連工資都開不出來了。我們年輕人一個人生活無所謂，但帶家屬的員工可就困難了，大家吃飯都成了問題。每天在偏僻的地方守著裝有文物的大木箱子，大家都自嘲是“看墳的”。

　　三、京華印書館

　　我餓著肚皮，等著報銷，就到重慶市中心去玩，和我們故宮文物處境截然不同的是，戰時的重慶已是陪都，是全國政治經濟的中心，各路機關、學校、工廠、有權、有勢、有錢的都云集重慶，歌舞升平，一派繁榮景象，真是前方吃緊，后方緊吃。但這巨大的反差，也使我一掃身上押運文物的沒落霉氣。

　　巧遇北京商務印書館(微博)經理陳啟均先生，他當時年事已高，撤到重慶后，任京華印書館分廠廠長。聽得我是一口北京話，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便主動請我吃飯。京華印書館是王毓英先生開辦的，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微博)并稱三大出版商，況且京華印書館兼并了國民黨中央印制廠，負責民國貨幣印制及國民政府財政部文件、單據的印刷。在重慶就集中了十六個分廠，經昆明在河內設有辦事處，采購油墨物資。陳先生了解了我押運文物的經歷，把我介紹給董事長王毓英先生，王先生聽說我是故宮學珂羅版印刷的，就說：“我沒有珂羅版印刷，但我手下要有這方面的人才。”說也湊巧，京華印書館襄理沈云峰先生和故宮文獻館館長沈兼士先生是親戚。沈兼士的弟弟沈尹默是故宮古物館的專門委員，正在重慶任國民黨監察委員，是京華印書館的座上客。他們一致要我到京華印書館協助沈云峰工作，沈尹默先生還贈送給我他的墨寶，工資待遇是銀元一百，另加獎金，對于當時的我來講，頗有些天上掉餡餅的感覺。大難不死，必有后福，我去海棠溪辦事處辭掉了故宮押運員的工作，這件事在故宮內引起了軒然大波。我的工資除去馬院長和徐森玉副院長，比那先生、朱家濟(馀清)、吳玉璋都高，他們都是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其中像朱家濟先生是古物館三等科員，寫得一手好字，祖輩都是滿清重臣。由此，大家都不甘心在故宮工作了，連工資都發不出來，還不如我這個青年技工的待遇。此后朱家濟辭職去了國民政府糧食部門；牛德明也辭職了，到重慶公共汽車票務科任科長；吳鳳陪是和我一同入職故宮印刷所的，找到我，要我介紹他到京華印書館工作，我幫他安置在了中央印制廠。但吳鳳陪出來后并不順利，1943年他下班后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幸好他有準備，身上總備著一根金條(他家境很好，家中獨子)，抓他的是國民黨的一個排長，收到金條后，脫了軍裝，和吳鳳陪一起逃掉了。這可給他嚇壞了，走投無路，又硬著頭皮去求故宮博物院，正好又趕上一些人辭職，故宮的人手太少，便又重新收留了他。聽了他的遭遇，我心里也很害怕，就回故宮開了一張傷殘證明，以防萬一。抗戰勝利后，吳鳳陪隨文物回到南京，全國解放前夕，又隨文物去了臺灣。

　　京華印書館坐落在重慶最繁華的精神堡壘紀念碑(解放碑)附近的打銅街上，是重慶的銀行街，不長的街上集中了中央銀行、交通銀行、川康銀行。沈云峰先生追隨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走實業救國的道路，遷川工廠聯合會舉辦了各種業務學習班，沈先生介紹我參加章乃器主講的財會金融班，由于我寫得一手好字，財政部官員的名片和活動請柬都請我手寫，京華印書館由于承印鈔票，國民黨財政部派有駐場的監察員，他在財政部力推我的書法。沈云峰的哥哥沈孝春是交通銀行副總經理，就在我們印書館的對門，抗戰時，空襲警報一響，我們就到交通銀行的地下金庫躲避，在當時人口極為膨脹的重慶很是讓人羨慕。

　　戰時重慶的資金很是緊張，有錢從銀行里提不出現金，很讓董事長王毓英為發工資著急。這時故宮博物院的老同事牛德明幫上了忙，他已是重慶公共汽車的票務科長，每天都要收取大量現金，我拿公司的支票到他那里兌換現金，拿到大批現金后，牛德明讓我坐公共汽車上一個特殊的位子，只要往這個坐位上一坐，任何小偷、特務、青紅幫都不敢動一根毫毛。這件工作使我在董事長面前很有面子，故宮的老同事每星期都去牛德明家聚餐，他有一個兒子叫牛晨。牛德明還將社會名流黃和驤送給他的一對貴州扁簫轉送給我，上面刻有“德明兄雅玩”，這也是古物南遷的見證。

　　1946年抗戰勝利，我用我一個月的獎金玖拾叁元，正好買一張北京飛往重慶的飛機票，接我父親來重慶參加我的婚禮，當時坐飛機的都是國民黨接收大員。這件事更觸動了故宮的同仁們，鄭世文也辭職了，解放后他在北碚稅務局工作。他的離職可以說是對故宮的一個損失。

　　全國解放后，馬衡院長回到了北京；梁伯華先生的大兒子梁匡忠也回到了北京；那志梁先生、吳玉章、梁伯華、吳鳳陪去了臺灣；朱家濟落在了浙江。吳瀛、徐森玉去了上海；鄭世文、牛德明和我落戶重慶。

　　1952年京華印書館遷京，我終于回到北京，少小離家老大回。我首先回故宮看望了老前輩，見到了石鼓，不由得想起我失去的手指。我對古物南遷也是做出犧牲和貢獻的，我青少年出生在中華民國的首都北平，青壯年生活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抗戰時工作在國民黨陪都重慶，全國解放后又回到了新中國首都北京，這一切都是托故宮文物的福，保佑我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