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群仙祝壽圖》局部

　　文/湯哲明

　　將“海派”繪畫視作中國近現代畫史的發端乃至近代繪畫的搖籃，毫不為過。事實上，至民國時期“海派”畫家的人數，保守估計恐怕也要占當時畫壇的六七成之多，論者謂之為中國近代繪畫的半壁江山，似猶有不足。更為難得的是，海上畫壇以無與倫比的包容性與自由度，令各地畫壇的主流風格，幾乎都能在此立足，在近代史上曾經涌現過的有影響的藝術主張與潮流，包括南方嶺南派乃至北方京津畫派的風習，也都曾在此地生根開花……

　　問題也由此產生。

　　事實上，用“海派”來界定鴉片戰爭直至建國之前這一時段以上海地區為中心而形成的畫派，其實并不確切。這不但由于形成于清末民初以費丹旭、改琦、任渭長、趙之謙、胡公壽、錢慧安、虛谷、張熊、王禮、楊伯潤、吳榖祥、任伯年、吳昌碩、吳湖帆、張大千、謝稚柳、陸儼少、唐云等為代表的不同畫風淵源于不同的傳統，很難作統一劃分，而且由于20世紀的西風東漸，造就了海上畫壇史無前例的多元化景象，使任何從畫派角度出發對之所作的歸納，都易顧此失彼。因此，我們也許只能這樣認為，“海派”并非僅是狹義的繪畫流派，而是廣義的文化現象。

　　“海派”繪畫乃至文化的特性，是以自由經濟為基礎的商業性，這與中國畫史上任何時代的商品化有本質的區別。    

　　“海派”之形成，或曰海上畫壇之繁榮，是緣于開放性的經濟文化背景，這固然首先取決于上海的地理位置，反過來也使上海成為一個不同于國內任何地區的特殊城市。對一些人來說，這是一個打破了舊經濟模式，充滿著機會的地方；而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又是一塊可以避開兵禍、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土地。

　　隨著新興經濟模式的誕生與發展和太平天國運動的擠壓，上海逐漸發展成為江南相對安全的地區與最大的藝術市場，不斷吸納江南嘉興、湖州、杭州地區乃至安徽、北京、廣東等的畫家，紛紛來此鬻畫謀生，兼之本地畫家的崛起，海上畫壇也獲得了持續發展的動力與活力。早期海上畫壇與未曾遭兵火涂炭的蘇州藝壇聯系緊密，任熊、任薰、吳大征、任頤、周閑、吳昌碩等一大批對早期海上繪畫起到重大影響的畫家皆駐足于此，通過滬蘇之間并不引人注目的商業通道聯系起了以上海為中心的整個江南藝壇。

　　需要說明的是，上海這座城市，其實包括清末以城隍廟為中心的老城廂與民國以還以新(租)界為中心的兩層地域，嚴格地說應該是由地域引發的時間概念。在“海上墨林”為主題的本文中，我們主要敘述的是清末租界尚未形成時老城廂時代的海上畫壇。

　　事實上，海納百川，并不僅僅是上海一地藝術的發展歷史，而是整個中國近現代美術發展的縮影與先聲。自1842年開埠后的海上繪畫，猶如新生的一輪明月，以其冷艷的光芒潤物無聲地普照四方，既承傳著傳統繪畫的精髓，也接納了外來文化的營養，更引領著近代中國繪畫，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通古今、融中西的自新之路。

　　鴉片戰爭失敗后的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指令耆英和伊里布同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簽訂了《南京條約》，不久英國又以“理定善后事宜”為由與清政府簽訂了《虎門條約》。同年11月8日，英國首任駐上海領事巴富爾根據《虎門條約》向上海道臺官慕久要求劃出一塊土地作“居留地”，專供英國僑民使用。宮慕久以為華洋分居能避免“糾紛”，默許了巴富爾的要求。據此巴富爾在11月14日發出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開埠。列強勢力隨之進駐上海，競相在上海周邊地區設立租界——英國于1845年，美國、法國分別于1848、1849年建立租界，其中英、美租界被人們合稱為“公共租界”——上海儼然被劃分為老城廂與新租界兩個不同的區域。

　　老城廂與新租界，不但是上海這個城市一度華洋分居的兩個區域，隨著1920年代十里洋場的成型，新一輪華洋雜處時代的到來，這其實又可以視作海派藝術發展史上的前后兩大階段。換言之，老一代海上畫家，是集中或者說產生在南市一隅的老城廂，而隨著上海的租界在20世紀前后逐漸成型，西方化、現代化的城市建設初具規模，兼之辛亥革命爆發，約于1910年代，海上畫壇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隨著由外地源源不斷涌來的新一代畫家定居租界，海上畫壇非但得到極大擴容，更迎來了全新的時代。 

　　以錢慧安為代表的“城隍廟派”，以勾填渲染的傳統筆法結合西畫立體明暗造型，作八仙、財神等圖市利、討口彩的喜慶題材，學者甚多。

　　一個畫派的興盛從不依賴一兩個天才畫家的崛起，而需要更為廣泛的基礎方有可能實現。上海老城廂市民文化的繁榮孕育著人物畫復興的契機，圖市利的世俗人物畫與傳承文人畫格調的仕女畫作為海上人物畫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都與稍后大興的任派人物畫共同開啟了人物畫復興的潮流。自元以還衰落已久的人物畫，隨著中國近代城市發展的步伐，卻首先在上海的老城廂里掀起了波瀾。

　　然而真正令海上人物畫壇迎來高潮的，是來自浙江蕭山的畫家群，也即由海上四任，特別是由其中的三任——任熊、任薰、任頤領銜的聲勢浩大的人物畫派。由此，在城隍廟派與費改傳派之外，老城廂時代的海上畫壇掀起了一波更為強勁的人物畫發展浪潮。

　　山陰任氏一派是清末祖述明代諸暨人陳老蓮遺風的一個有著親緣與師生關系的畫家集群。

　　任派人物畫的第一位領軍人物任熊，被張鳴珂稱為“工畫人物，衣褶如銀鉤鐵畫，直入陳章侯之室而獨開生面者也”。(《寒松閣談藝瑣錄》)任氏一門皆起于浙江民間的畫家。浙地民風強悍，其人素有“杭鐵頭”之稱，而諸暨陳老蓮的人物畫傳統亦古艷濃麗，富有磊落昂臧之氣，與陳老蓮一脈相承的任熊、任頤，無論在治藝或者為人上，同樣也甚富有傲岸倔強的個性。從任熊著名的自畫像及其題跋中，我們分明可以感受到畫家在作自我寫照時，突出的那股任俠氣息，后來曾從任熊學畫的任頤甚至還有過參與太平軍的經歷……這種潛移默化的地域文化與畫家的個性都決定了這一路人物畫的旨趣，既異于城隍廟派與城鎮市民密合無間的民俗趣味，亦不同于費改人物畫派文人氣息與市民趣味相糅雜的雅俗共賞的文弱綺靡作風。雖然任熊、任薰、任頤等與城隍廟派畫家一樣也都畫過不少市利、喜慶、祈福的題材，同樣體現著市民趣味，但卻留下了許多表現民間神話傳說與傳奇故事并傾吐胸中塊壘的杰作，尤其是任頤，其畫《木蘭從軍》、《風塵三俠》、《群仙祝壽》等，更成為其生平的代表作。這些作品，雖然在任氏畫家們的作品中并不占有絕對多數，但卻與其勁利雄秀的筆墨風格一同構成了其藝術所獨具的豪邁特色。

　　由于在任派畫家集群中，產生了三任這樣的杰出人物，不但他們的成就相對較高，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畫風對于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惟其如此，我們可以將任氏人物畫視作代表了老城廂時代海上人物畫壇的高水平與高成就。

　　任熊雖稱早期海派人物畫的領軍人物，但他寓居上海的時間卻并不多，嚴格地說他是一位往來于杭州、寧波、蘇州、上海等地的職業畫家。相對而言他寓居蘇州的時間倒更長，并在那里置業生子直至去世，上海對他而言只是售藝的市場之一，然而他的畫風、成就卻最終被定格在了海派的范疇中。這是因為海納百川的海上繪畫乃是建國前近現代繪畫史上的主力，也幾成為民國時期江南繪畫的代名詞，即使畫家的生活與藝術活動主要發生在上海周邊地區而未必是在上海本地，但其藝術及其藝術活動，卻在上海產生了實質而持久的影響，故被后人納入廣義的海派范疇。任熊、虛谷、周閑和更早一些甚至未曾駐足過滬濱的趙之謙等，都屬此種類型。

　　任熊的畫風，對其弟任薰、其子海上四任之一的任預，都有重要的啟導之功，特別是他對任頤的影響，更令他成為敘述海上繪畫歷史時無法繞開的坐標。

　　任薰的繪畫相對任熊與任頤而言，雖然在表現題材與風格上有很多相近之處，即亦師陳老蓮傳統，更紹述著任熊的遺格，然而其筆墨相對任熊、任頤而言，卻顯得更秀逸溫文一些。

　　真正將任派人物畫發揚光大并使之成為影響后世至深的典范，如前所述乃是后來定居滬上的天才畫家任頤。任頤在上海老城廂的崛起，又有賴于當時海上畫壇耆宿胡公壽。胡公壽是松江人，紹述的是董其昌的文人山水畫傳統，筆墨以腴潤見長，間作花卉，逸墨撇脫，亦富文人畫趣。胡氏由云間寓居滬浜后，畫名甚彰，成為畫壇眾望所歸的人物。其室名“寄鶴軒”，寄意傳統士大夫畫家的高蹈情懷，而后任頤則額其室云“倚鶴軒”，曲折地道出了自己對受到胡氏扶持的感懷。

　　任頤對任氏畫風的承傳與發揚，既在于他繼承了任熊的造型與其勾勒法的銀鉤鐵劃，吸收了任薰用筆的釘頭鼠尾，更在于他融入了胡公壽乃至傳統文人畫如八大山人等逸墨撇脫的寫字訣，令任氏人物畫以一種筆墨瀟灑率意、大開大闔的全新面目橫空出世。伯年嘗謂人曰：“作畫如頤，差足當一寫字”，道出了他與其先輩在畫風上的差異。任頤偶一為之的山水畫明顯受到過胡公壽寫意筆墨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正可以視作是連接任頤在人物畫中損益任熊、任薰人物畫陳法而求新變并最終自成一格的津梁。

　　作為將任派人物畫推向巔峰并深刻影響后世的宗師，任頤之畫具有鮮明的特色。其一如前已述及是善于運用大場景、大幅面來表現盛行于野史、小說甚至坊間的神話傳說、傳奇故事，使之既富有世俗趣味，合于市場口味，同時更在其中寄寓了自己悲歌慨慷的孤傲感。所寫傳奇故事如《風塵三俠》、《木蘭從軍》、《蘇武牧羊》、《觀刀圖》等，或多蒼涼感，或富豪俠氣，在雅俗共賞間求得平衡，吐出塊壘，寄寓理想，更創出風格。任頤人物畫的重要特色乃其獨擅的逸墨撇脫的超長線條，生動飛舞，遒勁雄肆，自明代陳老蓮以還罕有其對，在近代畫史上惟后起的張大千可相抗衡。任氏人物畫的另一大特色，實其難遇其儔的絕技，是即他獨擅的寫真術。正是這手絕技，令他在后世得到了以推廣寫實主義為己任的徐悲鴻的極力揄揚，進而令他的畫風在1950年代以后的中國畫壇，獲得了廣泛的尊崇，尤其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盛于其故鄉而復風靡全國的“浙派”中西合璧的人物畫新風。

　　作為一名來自民間的畫家，任伯年《群仙祝壽》、《華祝三多》等巨幅代表作，成為第一代海上繪畫中最為重要的畫家，任頤畫風的趨于成熟，令任派人物畫成為海上繪畫壇的主流畫風，同城隍廟派、費改人物畫派相后先，在上海老城廂掀起了新興的市民化的藝術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