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米芾·《尺牘三札公議帖·韓馬帖·新恩帖》卷　北京故宮藏

 《尺牘三札公議帖·韓馬帖·新恩帖》卷局部

　　蔥玉先生：共三札，故宮(微博)購回，極好。張伯駒云：“不佳”。不可解，存京。見，真而精，白紙，多網紋。曾刻入《墨妙軒法帖》中。

　　　　------------參照張珩批校《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P237

　　徐邦達先生：此貼是米芾尺牘的···大概是相距不久時所寫，紙墨也差不多，···此(第三)帖《石渠隨筆》評為偽本，極不確。···《石渠隨筆》(似三札后增)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阮元鑒考粗略，可見一般，真難付(錯字應為：副)盛名。帖中所說(韓馬)。當為唐韓干所畫鞍馬。此帖想是米氏在汴京時所書。···

　　　　--------除《石渠寶集》、《石渠隨筆》外，徐氏也引用張珩《墨妙軒法帖》的著錄。

　　　　----------《徐邦達集·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貳》P471

　　朱紹良

　　解讀：

　　蔥玉先生對此幅米芾《尺牘三札》卷，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是真而精的米書。也對作品的材料評斷，為白紙地，并說明上面很多網紋。當然本身是批校《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無需再指出《石渠寶笈》著錄，主要是查出《墨妙軒法帖》中著錄之物。先生對張伯駒先生，評判此幅作品不佳，表示很不理解。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好事，沒有被售到其他地方，而長留在北京，被故宮購買入藏，是非常好的事情。

　　徐邦達先生在《古書畫過眼要錄·貳》P471，進一步考證，通過對阮元錯誤評判，驗證了蔥玉先生的目光如炬。徐先生還在蔥玉先生著錄基礎上，得出(韓馬)，當為唐韓干所畫鞍馬。也猜想是在汴京所書。

　　解讀：

　　經查米芾生卒情況：襄樊學院魏平柱教授《米芾年譜簡編》

　　1)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已(1101年)五十一歲，發運司屬官，在江淮間。此時在汴京之外。

　　2)徽宗崇寧二年癸未(1103年)五十三歲，由發運司屬官改太常博士、書學博士。在汴京。

　　3)徽宗崇寧三年甲申(1104年)五十四歲，仲春尚在書學博士任，后知無為軍。在汴京。

　　4)徽宗崇寧五年丙戌(1106年)五十六歲，書畫學博士，禮部員外郎。在汴京。

　　5)徽宗大觀元年丁亥(1107年)五十七歲，知淮陽軍。在汴京之外。

　　因此，米芾在汴京時間，應為53歲--56歲的三年時間，在57歲外放為官任上而終。從五十歲算起，應該只有三年時間在汴京，尚有四年時間在外為官，不能猜想在汴京所書。

　　再查阮元《石渠隨筆》，阮元對前兩帖評價高，“宋紙，亦精”。阮元只是引用王鐸語：“紙不佳，字亦不確，似三札后增，敗筆，淡墨，涂抹干濕不勻，而極有生氣”。而乾隆《墨妙軒法帖》，對這米芾尺牘三帖評價很高，阮元應該知道這一經過的，并不是阮元所鑒定考據的。

　　根據上述問題和查閱資料得出結論，正是由于張伯駒先生的鑒定意見，米芾《尺牘三札》卷，才得以留在北京，最終被故宮收購。而蔥玉先生和徐邦達先生都認為，此幅作品真而精，先生又慶幸故宮購藏是極好之事。徐先生將此幅作品，歸于米芾汴京所作，有些不準確。將“韓馬欲借三五日”，就斷為韓干所畫鞍馬，似乎牽強。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徐先生的鑒定能力，也不能撼動徐先生學術地位。

　　米芾薄王崇唐人，尤愛顏真卿書法，此幅行書尺牘顏味十足。從字的結體來看，在顏體基礎上崇尚北宋流行“散體”書風，有明顯的獨特風格“刷書”味道。就以爭論較大的第三札《新恩帖》來論，那種大膽放縱的筆勢，與臺北故宮米芾《翰牘九帖》卷，不難看出同屬米芾同一時代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