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魏小虎
先后創立湖南、湖北、江蘇三省的第一所現代公共圖書館，設立兩江地區(江蘇、安徽、江西)最早的法政學校、商業職業學校，被尊為暨南大學首任校長，中國第一所私家博物館、公共幼兒園、公共動物園的創辦者，籌辦了中國第一次商品博覽會，派出了中國第一批公費女留學生(其中有宋慶齡、宋美齡)，主持收購丁氏八千卷樓藏書歸江南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前身)，避免了重蹈陸心源宋樓藏珍貴古籍流失海外的覆轍……40~48歲間，四任巡撫，五任總督(包括署理和未實際到任)，袁世凱的兒女親家……擁有如此炫目的履歷與驕人的政績，卻又長期在歷史教科書中被定性為“死有余辜的頑固反動官僚”，他就是百年前呼吁立憲，壯志未酬，命喪蜀中，令王國維聞之寫下“對案輟食慘不歡，請為君歌蜀道難”詩句的晚清大員—
近年來，隨著史學研究的規范化與意識形態色彩的淡化，慈禧太后晚年執政所推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得到學界的重新審視，普遍認為它無論深度、廣度都比戊戌變法有過之而無不及。
縱橫晚清政壇的“救火隊長”
端方(1861～1911年)字午橋，號匋齋，堂名寶華盦，滿洲正白旗人(圖1)。他本屬維新一黨，變法期間曾任農工商總局督辦，甚至在梁啟超流亡海外時還與之暗通款曲。不過他既有旗籍出身的“先天優勢”，又具備突出的才干，在慈禧、光緒庚子年(1900年)逃難西安時，他代理陜西巡撫，護駕得力。是以直至慈禧病逝，慈禧對他始終信任有加，屢加提拔。
除此之外，端方的官運亨通似乎還有些不宜忽視的因素。許多官員正值年富力強、仕途得意之時，卻因父親或母親亡故而不得不“丁憂”離職，但等3年服滿復出，官場上早已風云變幻，從此遷轉遲滯，蹭蹬而終的不乏其例。即使良機重現，也隨時可能由于雙親中的另一位過世，導致再次離職3年。而早年父、母的相繼去世，使得端方在30歲前僅用4年便服滿雙憂，從此再無“后顧之憂”。此外，比他年長一歲的表兄榮慶，在他就任湖北巡撫后不久，也“不次升擢”，一年中歷任刑部、禮部、戶部尚書，直至軍機大臣，表兄無疑成為他在朝中的一大奧援。
最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他與張之洞在湖北一撫一督，兩人成為上下級，端方的升官路線，從湖廣總督到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再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幾乎是亦步亦趨地復制了張之洞的宦跡。這其中恐怕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本來各省總督的品級并無差異，然而又素有輕重之別。自從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此督儼然成為各省督撫之首。而兩江也因其舉足輕重的經濟、政治能量，決定了該省總督僅次于直隸總督的顯赫地位。直隸總督任后，下一步自然是進入權力中樞，官拜大學士、軍機大臣。李氏的繼任者榮祿、袁世凱、張之洞等，都驗證了這一不成文的規律。
張之洞是李鴻章之后公認的“朝廷柱石”，他三次保舉端方擔任要職(湖北巡撫、代署湖廣總督、直隸總督)，尤其最后一次是他臨終前不久，在病榻之上力薦。最令人驚異者，連兩人的幕僚班底也存在明顯的承襲。如被張氏聘為兩湖書院教習的陳慶年，后來又成了端方首席幕僚，屢委重任；張氏聘為總文案的李葆恂，后在端方幕中審定金石，題跋300余篇。還有著名學者繆荃孫、楊守敬、陳衍、樊增祥、況周儀(后避宣統帝溥儀諱，改名周頤)、王仁俊、羅振玉等，都曾在離開張幕后，隨即或稍晚再入端幕效勞。巧合？私人交情？多用老上司舊人有利于平穩交接？恐怕唯一能夠令人信服的解釋，還是張之洞為栽培“柱石接班人”而精心鋪路。
如此看來，宣統元年(1909年)張之洞病故后僅一個半月，端方便遭彈劾革職，也是樹大招風，乃“倒張系”蓄意所為了。慈禧、張之洞，哪怕兩大后臺(伯樂)存其一，滿清王朝雖仍難免覆滅，但不會發生以莫名其妙的罪名將端方的仕途一擼到底的事情。若是此后端方一直賦閑倒也罷了，至不濟入民國也可以做做寓公安度余生，孰料兩年后他被朝廷匆忙起用，充當“救火隊長”入川，被手下邀功心切的軍士斬殺，拿他的首級作“革命投名狀”，落得個凄慘無比的結局。
總攬天下英雄的晚清第一藏家
除了在文化、教育等領域的貢獻，端方的文物收藏家身份也重新受到關注。他的藏品無論數量、質量，在同輩人中都堪稱翹楚。所藏毛公鼎、摹顧愷之《洛神賦圖卷》、陽三老食堂題字、宋拓《化度寺碑》、宋刊本《資治通鑒》，哪一件不是國之重寶？如果不過分計較自身學術造詣的匹配程度，稱他為晚清第一藏家也不為過。
他的藏品總數到底有多少，因為身后藏品大量流散，已很難確切統計了。《匋齋吉金錄》《匋齋吉金續錄》《匋齋藏石記》《匋齋藏磚記》《匋齋藏印》《匋齋古玉圖》《壬寅消夏錄》等所載，合計約3600余件。但至少還遺漏了兩個大項—數以千計的碑帖拓本和善本古籍。《匋齋藏石記》的體例是“余每有一墨本，即有一石，非所藏者不入焉”。旁人收得幾部名碑精拓本便樂不可支，他卻要盡可能連原碑也一并拿下，單是這份氣勢已足以令無數藏家望洋興嘆了。而雖無原石但藏有拓本的，恐怕比書中所載還要多出數倍。善本古籍雖似從未編過藏書目或書志，參考后來大藏書家袁克文、傅增湘等著錄所得端方舊藏，當中也不乏精品。
根據時人日記、筆記中的零星記載，早在初入仕途做小京官的時候，端方已經常受邀出現在文人雅士們的聚會中，說明“同道中人”的資格已得到認可，并且因酷嗜收藏碑碣及拓本，出手闊綽而小有名氣。等到外放陜西，自然更是一發而不可收，尤其是當地新出土的銅器、磚瓦、璽印等“爭以歸之”。但當時陜西并非文化發達地區，估計要碰到幾位“臭氣相投”的知己良朋頗不容易。直到調任湖北巡撫之后，情況才得以改觀。
晚清的諸多幕府，一般偏重文牘庶務，或如曾、左、李、張，偏重軍事、洋務、實業，端方幕府則是其中學術氣氛最濃的一家。當然，這首先取決于他本人對古器物收藏的極度癡迷。
在鄂期間，公牘頻繁往來之外，金石文玩收藏方面的愛好，也是端方、張之洞互通聲氣的重要渠道。筆者所見端方舊藏拓本，凡有題識者，大都以張之洞觀款所署時間為最早。想必是每欲邀諸家品題，總是先呈送“香帥”過目。而張香帥也自持身份，基本限于題簽或題觀款，寥寥數字，絕不硬充內行，濫施雌黃(圖2、3)。
晚近不少政壇名人都有了新編的年譜，可惜往往展卷只見奏議、公文，貌似個個都是純粹的政治動物，其業余愛好、休閑方式等等全然不存在或大可忽略不計。這其中當然有資料搜集困難的因素，但多年以來，對政治人物研究側重政治活動的刻板風氣起了決定作用。殊不知舊時官宦多為科舉出身，勤讀不倦是童子功，尤其清中期以后，樸學大興，金石書畫也是必修課。倘若動輒以工作太忙、應酬太多為由，好幾年不讀一頁書，提起趙松雪(趙孟、董香光(董其昌)，兩眼一摸黑，那是隨時可能因“愚頑不學”掉烏紗帽的。
在武昌、江寧的官署中，身為地方長官的端方相對于公務似乎更熱衷于與眾幕僚品鑒古物。僅就書畫碑帖而論，據筆者目前搜集到的資料如：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初五日，李葆恂題光緒拓《司馬長元石闕》。十四日，褚德儀題舊拓《壇山刻石》。十五日，褚德儀、鄧邦述題嘉慶十四年(1809年)阮氏文選樓摹刻吳《天發神讖碑》。二十五日，李葆恂題舊拓《魯峻碑陰》。二十八日，喬樹枏(nán，同楠)觀舊拓《白石神君碑》(圖4)。三十日，李葆恂題舊拓《白石神君碑》。同月，張之洞觀舊拓《魯恭王石人題字》、乾隆拓《永平開通褒斜道摩崖》《漢碑六種》，李葆恂題舊拓《壇山刻石》《延陵墓表》《魯恭王石人題字》、嘉慶十四年阮氏文選樓摹刻吳《天發神讖碑》、道咸拓《曹真碑》《漢碑六種》之舊拓《孔君墓碣》，褚德儀題舊拓《延陵墓表》。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李葆恂題吳鎮《山水卷》。初四日，張祖翼題《崔敬邕墓志銘》拓本。十一日，自題宋人臨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銘并序》。十四日，陳伯陶題《漢碑六種》之《熹平殘碑》拓本。十二、二十一、二十三日，李葆恂、張彬、曾樸、趙椿林同觀華陰本、四明本、長垣本《西岳華山廟碑》，二十四日，張祖翼跋《埃及殘石》拓本。二十九日，陳伯陶題八十四字本《瘞鶴銘》(圖5、6)。
幾乎是無一日無沙龍。
即便在出國考察憲政的大半年里，他也費盡口舌，從柏林拓回《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孤本。又在既定日程之外，偷閑跑去埃及搜集古刻，歸國后制成拓片，分贈親朋。
論拓本題跋的數量，李葆恂、褚德儀(后避宣統諱，改名德彝)、王瓘、張祖翼這幾位是為他“掌眼”的主力。而不論王闿運、楊守敬等學界大佬光臨，還是招待伯希和、內藤湖南等異國訪客，端方也頗以公諸同好為快，從不吝所藏珍品示人。
有論者一口咬定，匋齋所藏大都是靠權勢巧取豪奪或變相受賄而來，照此推論，端方必是占有欲極強，貪得無厭之輩?？墒枪P者卻看到不少關于他與友人、下屬互相贈予交換名跡善拓的記載。
如完顏景賢原藏有虞世南書《破邪論》跋，他便以《孔子廟堂碑》拓本及《汝南公主墓志銘并序》墨跡本贈之，使完顏氏得以“三虞”為堂號，端方自己也換得四明本《華山廟碑》，令三本聚首，“寶華盦”實至名歸，一舉促成兩段佳話。用真跡加拓本換一部拓本，只因更加鐘愛后者。而以葉志詵手拓小忽雷墨本贈劉世珩(劉氏已藏有唐代樂器大、小忽雷)，無非是希望物得其所，更談不上有任何私心。尤其是在海外參觀了各國博物館，使他越發不將藏品視為一己之私，而一心打算在中國創建博物館，既令更多人有眼福親近國寶，也可避免收藏者去世后藏品容易散失的厄運。這種意愿在下文所引書札中即有所體現：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六日，陳伯陶受命致函李淵碩，商購順德本《西岳華山廟碑》：“弟近日上院，知海內《華山碑》四本，其三本已歸午帥……此次江寧擬開博物院，午帥稱將來即送博物院，以備士夫縱觀，且免散失，用意良深。又言尊大人所獲一本，惜未得聚在一處。如能合并，尤屬大觀。弟思閣下寶此家傳，固當守而勿失，然物得所歸，亦為至幸。比之弆(jǔ)藏秘閣，徒飽蠹魚，使海內人士不獲一觀，當亦非尊大人之素愿。且午帥購買碑帖，不惜重貲，收藏之富，近今罕有。閣下如能將所傳《華山碑》公諸同好，或取重價，或換他名碑帖，俱可商量。”
所謂“備士夫縱觀”，端方早已身體力行，將所獲碑石、墓志“羅列滿庭院”，供來賓觀賞，儼然一副“小碑林”的架勢。1905年，張謇創辦中國第一家公共博物館—南通博物苑，他也曾給予大力支持，并以70件文物相贈。則信中所言“此次江寧擬開博物院”，當另有所指。估計由于調任直督，此事只得擱淺。直至宣統元年(1909年)突遭罷免，他才終于可以了結宿愿，心無旁騖地在京城琉璃廠建造匋齋博物館，以“所藏金石書畫、古器捐設”，四明本《華山廟碑》等也赫然在列。這也證明“將來即送博物院”云云，是言出必行，絕非誑騙之辭。可惜好景不長，隨著館主遇難，博物館勢難維持，其畢生所得，仍未逃過流散四方的命運。
也有論者以為，端方無甚學問，不過附庸風雅，以此炫耀而已。此說似亦有失公正。他的鑒賞眼力究竟如何，是否全無主見，只知人云亦云呢？答案是否定的。據伯希和自述，當他在兩江總督府上受到熱情款待，并出示所獲敦煌經卷時，作為第一位得見寶藏真容的中國學者，“端制軍聞之扼腕，擬購回一部分，不允。則諄囑他日以精印本寄與，且曰：‘此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若非對國學浸潤至深，恐無此識力。
昔人曾比端方為畢沅、阮元，或稍嫌過譽，但他酷嗜金石書畫，“情之所寄，而非情之所止”，是為有真性情的第一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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