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得拍賣現場

　　吳樹(微博)

　　在任何國家，貴族、富豪階層對傳統文化的認知能力和解讀品位，素來都會對一個民族的收藏文化產生重大影響。而決定貴族和富豪們這種認知力和解讀品位的要素，則完全在于這兩個社會財富主要占有階層的自身素質，這種素質又主要體現在他們的文化底蘊和審美情趣上。有人說中國的情況例外，理由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舊貴族階級隨著封建帝制的真正消亡而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成為一具毫無政治、經濟活力的僵尸。他們還認為，在中國，是洶涌澎湃的全民收藏運動推動了知識匱乏的新富豪階級的跟風。事實果真如此嗎？

　　迄今為止，我國的收藏文化導向仍舊受控于境外的某種神秘商業力量，這種力量是什么？在本書前面的章節里已有闡述，這里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作為這種外部神秘力量的中間傳導機制——改革開放后出現的中國新富豪階層，毋庸置疑一直充當著中國收藏大眾的領頭羊。這個階層的收藏行為無形地影響著普通大眾、乃至中產階級的收藏頭腦，他們的審美情趣、價值取向，無一例外地成為中國文物市場各個階段的標志性旗幡。

　　這個新的收藏群體，從一開始就毫不諱言地將自己的收藏行為歸類于“藝術品投資”，有些富豪干脆將自己收藏的名畫稱作“掛在墻上的股票”。正是在這樣一種價值體系的孵化下，中國藝術品市場在本土富豪和西方古董商們的金錢游戲中被迅速邊緣化、泡沫化，變成了中外資本大鱷們的附屬賭場和游樂園。一些真正意義上的文物收藏家，則往往因為資金不足被擠到市場的邊緣，只能與普通大眾一道去享受“撿漏兒”的樂趣。

　　中國新富豪參入文物收藏的時間有先有后，但成為群體形態應當起始于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從浙江寧波的“奪寶雙雄”陸漢振和徐其明初征海外拍場算起，到山西富豪軍團跟風而上，至今也有十余年的歷史。在這十余年當中，富豪們的收藏活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在2005年之前。那時候，富豪們的收藏活動主要是在國內文物專家們指導下進行。正因為如此，這一階段的富豪收藏呈現兩個特點，一是交易地點多數選在海外，二是收藏品基本上選購一些夏商周三代的青銅器和宋、明兩代的官窯和名窯瓷器，還有少量的古字畫和元青花瓷器。道理很簡單，專家們認為：好東西、真東西都在國外。在品種選擇上，那時候專家們的眼光還比較客觀，在幫助富豪們評估文物市場價值的同時，能兼顧文物的自身文化品質，加上當時中國文物的價格剛剛步入上升通道，所以買回來的東西基本上還可以算作“價廉物美”；

　　第二個階段是從2005年-2007年。一些國際著名拍行在結束了2004年的中國拍賣路演后，果斷地將中國文物推上天價，佳士得(微博)拍賣行力拔頭籌，以兩個億人民幣拍出“鬼谷子下山”青花罐，一舉唱響元青花神話。此時，少數精明的浙江富豪，借機將前期誤打誤撞買下的元青花高價出售，賺取了可觀的利潤。可同時出現的另一種情況是：更多的富豪看到了藝術品投資的暴利，爭先恐后地涌進拍場。而此時的文物專家們也已經被天價拍品攪亂了心智，多數人都匍匐在外國拍賣公司的“金槌”之下，人家上拍一件，他們喝彩一片，進一步推動了國人海外奪寶的熱潮。

　　進場的人多了，元青花供不應求，一些國際拍行便不失時機地又推出了以官窯瓷器為代表的清代宮廷器物。于是，中國的新富豪們開始規模化進軍海外拍場，瘋狂搶購元明清三代宮廷器物，除開官窯瓷器之外，一些宮廷擺件玉器、銅獸首等，都成了富豪們的競買品種，導致中國文物的價格陡然飆升，那些外國拍行賺得盆缽具滿。但是，這一波進去的中國富豪們就沒有他們的先驅者那般幸運了，因為僧多粥少，那些熱門拍品的影子——高仿品開始小批量地進入國際拍場。根據記者在景德鎮暗查，每年至少有20-30件左右的元明清“官窯器”高仿品在國際拍場高價成交。市場瘋狂了！富豪們即便買到了一些“真貨”，那也往往是“將豆腐買成了肉價”；

　　從2008年開始，世界金融危機毫無懸念地波及到藝術品拍賣市場，盡管一些拍賣行仍舊公布一些高價成交拍品名錄，但是，真實的情況可想而知。而此時的中國富豪收藏者們大部分人在藝術品投資的項目上還處于“買進”階段，根本沒有利潤可言，即使想賣出藏品，但苦于貌似繁榮、實際疲軟的拍賣市場無法積極響應他們。所以，他們當中有人惶恐不安，開始擔心自己的收藏是不是“接下了最后一棒”？甚至是不是買了贗品？還有些資金實力強悍的人，則一手捂住藏品，期待日后升溫。另一手謹慎“補倉”，不露聲色的選購一些所謂的“高精尖”拍品，如現當代名人畫作、歷代皇帝御用品等等。

　　正因為中國的富豪收藏從一開始就明確地打上了“投資”烙印，所以他們的收藏活動、還有他們的收藏品，也就理所當然地被納入商業運作軌道，收藏什么？以何種方式收藏？都必須嚴格按照富豪們的商業頭腦和經營模式去決定和運作。因此，多年來，對于富豪收藏家以及他們的藏品，大眾知之甚少，有些金屋藏寶的收藏大戶甚至完全與世隔絕，自始至終都逃遁于媒體和大眾的眼球之外，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

　　究竟中國的富豪們在收藏領域玩些什么？怎么玩？為了得到第一手資料，記者用了近兩年時間，動用了大量的社會關系，對浙江、江蘇、山西、北京等地的十幾位富豪收藏者進行了各種方式的明察暗訪。被列入記者調查目標的富豪，藏品的購買經費均超過數億元人民幣以上，藏品的主要來源是海外拍場。為了盡量使自己的調查趨于客觀，在訪問一些重點對象時，記者邀請了兩位專業人士同行，一位是文物專家，另一位是有幾十年實戰經驗的古董商。

　　調查結束后，我們對富豪收藏的概況作了一個基本評估：除去贗品不算，這些富豪們從國外拍行競買回來的藏品，85%以上都是元明清三代官窯瓷器，另有一小部分為古代青銅器和玉器雜項。在元明清三代官器中，又以清代官窯瓷器為主，他們應記者請求，從自己的藏品中選定“鎮宅之寶”，結果全部都是這些官窯瓷器當中的價位最高者。對此，與我同行的兩位專家看法一致、贊不絕口，認為大部分都是“國寶級”文物精品，記者對此卻不敢茍同。這些物件算不算國寶？富豪收藏家們是否真是“金屋藏珍”？我們不妨先聽聽那些藏寶者自己怎么說。

　　中國首批海外奪寶的富豪之一、浙江收藏大佬徐先生曾經明確地告訴記者：“我們買回來的東西并不是真正的精品，最好的中國文物還是在外國人手里……”

　　山西軍團海外奪寶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先生對記者說：“辛辛苦苦把東西買回來以后我們才搞清楚，其實那些真正的國寶都還在外國博物館里，你出多少錢人家也不會賣給你！”

　　關于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國內一些文化層次較高的收藏家那里得到進一步證實。如北京市光復博物館館長馬未都曾在媒體上公開表示：“真正堪稱國寶的頂級中國文物，依然在外國人手里，并沒有被中國人買回來！”

　　這幾位說了大實話。國外有沒有中國國寶？豈止是有，多得沒法兒數：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哪一家世界知名的博物館里面沒窩藏成千上萬、甚至幾十萬件我們的國寶？如：被稱為“中國美術史上開卷之圖”的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被大英博物館非法弄去做了它的“鎮館之寶”。還有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非法收藏的龍門石窟精華《帝后禮佛圖》、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收藏的《歷代帝王圖》、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非法收藏的“昭陵六駿”、法國國立博物館收藏的1萬多件敦煌文物、羅浮宮收藏的數千件青銅瑰寶、日本人收藏的數萬件精瓷美玉……這些，哪一件不是中華瑰寶？可是你買得回來嗎？正如山西藏家杜先生的醒悟之言：“花再多的錢人家也不會賣給你！”

　　記者再說一句不怕傷人自尊的話：在西方人眼里，中國富豪從國外買回來的所謂“國寶”，大部分只不過是一個東方古國遺失在路邊的玩意兒而已，即便像那一類被人臆稱“只有300件”的元青花，哪一年還不被人家賣上幾件？記者深信，那些元明清官窯瓷器，就是再倒騰幾十年，只要中國富豪不差錢，佳士得和蘇富比(微博)就絕不會斷貨，沒弄好還會越賣越多。

　　當然，不是所有的奪寶富豪都能像徐先生和杜先生那般清醒，記者采訪時隨處都可以看見，老板們將一些從海外拍回來的藝術精品翻拍出大幅精美照片，張貼在辦公樓最醒目的位置上，來訪者一進門，就可以從這些價值連城的“國寶”身上，看到主人富可敵國的巨大財力，同時也恰到好處地宣揚了主人深厚的傳統文化修養。他們告訴我，當年日本一些知名企業家也曾花巨資從歐洲買回來大批西方油畫，用作提高自己企業的文化品牌。記者就是不明白，為什么從他們嘴里講出來的“日本故事”都只有輝煌的前半部分，而沒有許多日本企業家在藝術品投資泡沫破滅后破產、跳海自殺的悲慘結局，是有意識的屏蔽，還是只知道那個故事的上半截？

　　不管富豪們買回來的東西是不是國寶，但有一樣現實已經無法回避：那就是由于中國富豪們的出海哄搶，一些西方人非法獲得的中國文物被炒成了天價。有關資料顯示：在中國新富豪海外奪寶的這十年當中，中國藝術品的海外拍賣價大約平均長了15倍。這十年，全世界可以查到的大大小小拍賣行一共賣出中國文物近百萬件，其中元明清官窯瓷器真真假假加起來近萬余件，平均成交價格大概在100萬美元左右。在所有的交易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拍品的賣家絕對是西方人，捧場者和買家多數是中國人，尤其是那些官窯瓷器，70%以上的買家全是中國富豪。換句話講，在過去十幾年當中，中國富豪平均每年都要為西方世界造就幾百個“一夜暴富”的百萬富翁。

　　對于此種局面，國內有一些收藏達人不以為憂、反以為豪，他們公開宣揚：“海外市場上中國文物的價格飛漲，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被西方人高度認定，中國人海外奪寶，讓西方人看到了崛起的中國、揚眉吐氣的中國人……”

　　不看看那些天價拍品從何而來，也不想想那些拍品的拍賣對我們來說又意味著什么，又是“高度認定”，又是“揚眉吐氣”，何等的浪漫？何等的牛氣？且不說老外們的“高度認定”是真是假，就為了富豪們這一哆嗦——“揚眉吐氣”，我們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首先，中國富豪海外奪寶，以一種合法的商品交易方式淡化了交易品本身的“非法”屬性，讓西方民眾誤以為中國人已然放棄對那些被搶盜文物所擁有的合法權益，從而更加肆無忌憚地將大批在戰爭中掠奪和戰后走私出境的中國文物明目張膽、源源不斷地擺上拍賣場，賺取巨額暴利，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做賊心虛地進行黑市交易。

　　其次，一次次天價回購、一次次無效抗議，從輿論上使得我國政府向西方國家追索此類文物的莊重、正義行為，變成了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滑稽姿態。有些西方媒體公開嘲笑：“中國政府與其徒勞無功地搞什么‘追討’(文物)，倒不如動員那些暴發戶拿錢到佳士得拍場去買……”

　　再者，富豪們的海外奪寶運動，非理性地抬高了中國流散海外文物的市場價格，大大增加了一些珍貴文物回歸的成本。從此以后，無論國內文物部門或海內外民間個人要贖買、捐贈此類文物，就不得不被迫進入拍場，付出越來越高昂的競買成本。澳門愛國人士何鴻燊先生先后兩次捐獻圓明園銅獸首一事，即有教訓在先：2003年，何鴻燊先生僅以600萬人民幣的價格在美國民間購得圓明園豬首銅像捐獻祖國。而在2007年眾所周知的那一場蘇富比拍賣糾紛中，由于圓明園文物經過臺灣商人的數次惡性炒作，何先生不得不付出比上一次高出11倍多的價格，以6910萬港幣買回另一只銅馬首捐獻回國。而臺灣商人最早從國外買回來的時候，僅花了區區20萬美元。

　　“國寶回歸”只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條是國家追討、第二條路是政府出錢贖買、第三條是民間捐贈。如今，這三條路似乎已經被中國富豪的不慎之舉堵死了兩條半，而那些被媒體貼金為“為國藏寶”的富豪們，內心似乎壓根兒沒覺得自己的收藏與“國家、民族”有任何關系。也許是記者孤陋寡聞，10多年來，南北富豪海外奪寶捷報頻傳，媒體鼓噪的“富豪愛國藏寶秀”也不斷上演，可各位同仁有誰見過哪位內地富豪向國家捐贈過一件像樣的東西？國人跟著“自豪”了半天，人家買回的“國寶”連面都不讓你見。我們能看到的倒是不少投機商趁此良機，在海外收拾被洋人淘汰的物件倒騰回國，扯起“國寶回歸”的大旗賺同胞們的錢。能聽到的，都是富豪們受限《文物法》，不能公開將買回的東西重新倒賣出境的抱怨。

　　我們老祖宗有些遺訓頗令后人唏噓感嘆，比如：“淡泊明志”，又比如：“為富不仁”。歷史上，中國真正的收藏大家多是一些輕錢財、重大義的知識名流，他們好古識古，許多人窮其一生的精力與積蓄，收藏了大批價值連城的國寶珍物，卻從未將自己的藏品視作家產遺兒傳女，而是回報生養之地、原鄉故國。

　　1956年，集收藏家、書畫家、詩詞家、戲劇家于一身的奇才名士張伯駒，攜夫人將自己30年來傾家殞命搶收的中華稀世文物——陸機的《平復帖》、隋展子虔《游春圖》卷、李白《上陽臺帖》卷、杜牧的《張好好詩》、范仲淹的《道服贊》以及黃庭堅的《草書》等18件無價國寶，全部無償捐獻國家。我們且以庸俗之心暗算一下：此等寶物價值幾何？有拍賣界人士笑曰：“其價值不說連城，也可造一座新城！”

　　原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部長、著名經濟學家章乃器一生清貧卻好古，幾十年傾其所有收藏了大批青銅器、陶瓷、石器、雕塑、玉器、貨幣、竹木牙角和漆器等，幾乎涉及到古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1956-1958年，章先生先后分兩批將1192件珍貴家藏文物全部捐獻國家，其中92件文物精品，還被故宮(微博)博物院作為專題陳列展覽，受到國人敬仰；

　　香港收藏家楊銓一生嗜古如命，他花費40年時間，節衣縮食、東挪西借，基至不惜變賣家產，購得珍貴文物6200多件。其中不少文物被英國博物館挑中有意高價購買，但遭到楊先生的婉拒，最終傾其所藏全部捐贈祖國，沒有留一件給自己的子女。甚至連兩個寶貝兒女結婚，他也只是各贈一個現代陶瓷花瓶；

　　天津著名的文物鑒賞家、經濟學家徐世章，是“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的堂弟。天津解放前夕，所有親戚朋友力勸其逃離大陸去美國定居，但被他一票否決，理由只有一條：“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絕不能從我手中流散到國外！”原來，徐先生家藏滿庫文物珍寶，他不愿意這些文物在遷移時流失海外。此前，曾有美國古董商多次來天津洽談，要以百萬美金收購徐先生的藏品，但都遭到他的拒絕。1953年冬，身染重病的徐世章，將子女喚至榻前聽其遺囑：“我畢生精力致力于收藏文物，幾十年嘔心瀝血，終于將它們由分散變為集中。如要傳給你們，勢必又由集中變為分散。我考慮再三，只有捐獻給國家，才更易于保管，供全社會、全民共賞……”徐先生身后，他收藏的2749件古硯、古玉、字畫拓片、金石、書帖、印章等珍貴文物，一件不拉地無償捐贈國家，至今仍收藏于天津歷史博物館；

　　捐贈國寶文物的不僅有名人雅士，也有默默無聞的普通百姓。如赤峰人張硯欽，只是一位普通的民國舊軍人，他在1971年去世前，分3批將自己在解放前40余年省吃儉用、借債尋購的400多件珍貴文物全部捐贈給當地博物館，其中有名貴國畫——承德離宮《避暑山莊圖》，有宋代官窯、哥窯、鈞窯、定窯名瓷多件，其中不乏國寶級文物精品……

　　其實在中國民間，類似張硯欽這樣的平頭老百姓還大有人在，大概由于他們的名字不能為媒體賺取足夠的“眼球”，所以大多數人都作了“無名英雄”。近年來，記者時有所聞：還有一些平頭百姓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偶爾淘到一兩件國珍，想捐贈博物館卻“報國無門”，不是被無由當作“贗品”，就是被無端誣為“炒作”，往往等到那些“贗品”出口轉內銷后，才能得以正名。窮人的不要，富人的不捐，整天向政府哭窮要錢買藏品，不管有什么客觀原因，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博物館界的悲哀。

　　綜上所述，記者沒有逼誰學古仿賢、捐贈家珍的意思，只是以為：中國富豪海外奪寶，至多是一次類似于炒房炒股的投資行為，浙江軍團也好，山西軍團也罷，既然富豪們只是將買回的“國寶”深藏后院、伺機倒賣，國人還有什么必要為他們的金錢交易和激情游戲大呼小叫、欣喜若狂？就如同一些海派青年所說的那樣，與其讓那些“國寶”被少數人藏著、掖著、損毀，倒不如干脆讓它們留在外國博物館搞“世界革命”！

　　后記：從2008年開始，中國一些大的金融集團紛紛成立藝術品投資基金，大舉進軍二級藝術品市場，炒作的拍品大多數是近當代名人字畫。早年不惜血本收藏天價“國寶”的中國富豪們，大部分東西都砸在手上，很少有人夠財力、夠技術再繼續去縱橫拍場。記者回訪的一些南北富豪們，資金頂得住的還在死扛，資金頂不住的便只好廉價將藏品賠本賣出。那些買了一屋子贗品假貨的人則反復告訴記者四個字——“血本無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