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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當時最年輕的全國美展最高獎項獲得者，瞿廣慈(微博)的雕塑技法很早便為藝術圈所推崇。瞿廣慈在當代雕塑語言、后政治化表現手法的探索實踐中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其中尤以“小胖人”系列最為著名。對于自己塑造出的這個“經典形象”，瞿廣慈認為，在創作中他更像一個戲劇導演，像一個編劇一樣編排一些故事，選擇喜歡的人物和形象，并賦予他們一種性格，這樣作品就會自我生長，而且會走得很遠。

        個人簡歷

        瞿廣慈，1969年出生于上海，畢業于中央美院雕塑系，獲碩士學位。1999年起便獲邀于中國、德國、法國、美國、東南亞等重要城市展覽；迄今成功舉辦7個雕塑個展，代表作有《天使》、《站在高崗上》、《龍王》、《鳥兒問答》等。于2007年正式辭去大學教職，成立向京+廣慈雕塑工作室。2010年與向京一同創辦“稀奇”品牌，現居住及工作于北京。

        記者：您的早期作品帶有許多時代的印跡，作為一個1969年出生的藝術家，時代背景對您來說似乎是揮之不去的影響。

        瞿廣慈：我感覺小孩那段時間應該算懵懵懂懂地過去了，即使現實當中有一些我們過去時代的烙印，但是小孩是感覺不出來的。可能大學畢業、工作了之后才發現歷史上有一些東西對我們現在是影響至今的，慢慢會有一些反思，所以早期的作品相應地也會有體現。

        記者：早期這種時代背景的影響后來在您的作品中就變成了對消費、日常和流行因素的關注，這個轉變是如何產生的？

        瞿廣慈：我可能只是對過去歷史遺留的一些東西在我們現實社會當中潛移默化的存在進行了一些反思。我覺得其實我更像一個戲劇導演，像一個編劇一樣編排一些故事。

        年輕的時候從大學老師到后來當了職業藝術家，其實一直在尋找一些方法論和一種自己的藝術結構，這種結構總是通過各種各樣零零星星的元素慢慢把它打造出來，而到現在為止我把結構完成了之后可能不在乎要怎么表達了，我可能就很隨意地去做，因為我覺得別人已經認出你這個結構了，你不必再重新解釋了。

        記者：形成這種藝術結構您進行了很多的嘗試，最終小胖人的形象是如何被您選中的，并且持續這么久？

        瞿廣慈：我覺得這不是選中，是在慢慢找，找一個人，找一個演員，最后找到了，而且他會自我生長，會走得很遠。它好像我戲劇中的一個人物，就如同電影，比如說阿爾莫多瓦，他總是會選擇一些他喜歡的形象和導演，這些人已經慢慢被他形成一種性格，這種性格實際上就是一種跟別人不太一樣的情緒。而這個小胖人有點類似憨豆先生，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怎么樣的性格，所以當他做另外一件事的時候反而變得非常奇特，他跟別人不一樣，同樣在那兒彈鋼琴，為什么奧運會開幕式的時候鏡頭一對著他就笑？因為大家知道他會出錯。

        記者：您覺得這個小胖人身上帶有怎樣的時代特征？

        瞿廣慈：小胖人肯定和我們過去一直在創造的經典、完美的藝術形象是不一樣的。他恰恰和比如說北京夏天光著膀子在那兒喝著啤酒、吹牛的一個人很像，也有可能跟一個某個單位的領導很像，或者和一個司機很像，就是一些很普通的人，但是他可能蘊含了一些我們這個時代烙印的東西，一旦把握住它之后我覺得他就活靈活現。

        記者：選擇小胖人所代表的人群，我覺得體現了您創作中的一種態度，是要打破藝術的高雅和日常生活比較通俗的界限，您是有意識地讓作品體現這種雅俗共賞的特性嗎？

        瞿廣慈：我總是希望作品能夠讓我這個時代的人，不需要太多的解釋就能看得明白，它必須是要有血有肉的，這種血肉其實是關于人性的，當你呈現出來之后大家可能會一笑，就像面對一個笑話。

        記者：小胖人作為您編劇中的主人公，您總是把他放在一個特別荒誕的場景中，會讓作品有一個敘事性的解讀。

        瞿廣慈：對，其實作品很敘事的，我覺得我每一個作品其實就像講一個笑話一樣，在抖一個包袱，但是它不是一個長篇小說，它不是說這個人在一個特定的場景下拿一個特定的工具做一件事，最后包袱抖出來了，到下一個又是這樣，又抖出來了。很多時候他可能是挺傷感的，有時候挺荒謬，有時候又很愚鈍，又顯得很狡黠，到最后大家就覺得這就是我們生活當中時不時出現的一個人。

        記者：很多作品的人物都是被放到一個特別高的基座上面，這種處理您是如何考慮的？

        瞿廣慈：比如說我最早做的“高人”，就挺好玩的，什么叫高人呢？在中國高人就是很牛的人，很有權勢，反正總而言之是一個高手。但是中國也有踩高蹺的，也叫高人，當你看到這個高人的時候你就覺得這個高人可能是因為高蹺而成為高人，那我覺得這時候一個工具就變得非常重要。它也是一個抖出來的包袱。

        記者：這種基座后來發生了變化，變成樹的時候小胖子也相應地變成一只鳥，還出現了貓、蛇還有太湖石，作品的內容似乎越來越豐富。

        瞿廣慈：其實我想讓這個人物情感更加豐富一點，這與我自身生活當中的情緒、環境等都有關系，其實我覺得藝術創作始終是在調節個人內心的一種平衡，我們為什么有時候說個笑話？其實就是緩解一個心理壓力，或者很嚴肅其實就是為了表達自己的一種很特別的情緒，藝術家一定是通過一種創作來讓自己與生活保持一個平衡。更多內容的加入相應維持平衡的點也就會越來越多。

        記者：樹的形態和太湖石是您向傳統文化去尋求一種創作形式的嘗試嗎？

        瞿廣慈：當然是，我覺得這是一種語言的嘗試。比如說一個電影導演，他肯定在敘事結構和語言表達方面都不斷嘗試，而不僅僅是講故事，故事是個內容，但是這個架構、形式、語言是另外一個發展的東西，如果藝術本體沒有語言的發展那它始終就是在那兒原地踏步。

        記者：關注民間草根形象進行的創作，并以個人化的角度來營造場景，在這個過程中您似乎更樂意作為一個旁觀者，對現實多少有些冷漠的情緒。

        瞿廣慈：你沒有看到我最新的作品，就是一個叫《大飯局》的作品，如果看到你會覺得不一樣。這跟人的生活狀態有關，因為當時做《鳥兒問答》的時候我基本上是屬于半退休的狀態，整天打打球、做做雕塑，就這兩件事，每天也挺閑的。但是做了稀奇這個品牌之后，等于是跟社會有一個更加廣闊的接觸面，之后我覺得這些事情對我個人、對我的創作是有點反思的。當你一進入作品的時候會發現我對現實還是很關注的，現實給了我力量，讓我做出很特別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