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作《天書》在國內一鳴驚人到遠赴海外工作生活、登上國際藝術舞臺，從享譽盛名的藝術家到成為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他的人生軌跡因藝術而倍顯輝煌。 
        近日，《證券日報》專訪徐冰，探求藝術背后的思想源泉。
         記者：在著名詩人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那本書里，你的文章中提到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發生的許多思潮中，你都是一個觀看者。為什么當時選擇做一個觀看者，而不是一個介入者？ 
        徐冰：這不是可以選擇的，它是一個自然的結果。我當時很仰慕像北島、王克平、馬德升這些人。“星星美展”、“四月影會”我都會去看，但我不是主 角，不屬于介入的人。這跟性格有關，雖然我對這些事感興趣，但我性格本質的那部分比較靦腆，或者說比較老實、循規蹈矩。所以雖關注這些人，但是不可能成為 他們，因為沒有這種基因，沒有這種準備。 
        記者：事實上，重要的是從藝術的思維、從藝術的角度切入生活本身，但它是否需要物化為作品并不重要。這種藝術的角度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持續地影響當地人對這個環境的一個態度，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徐冰：不是，是從生活和公益的思維切人藝術。但是話說回來，你要真的讓你的工作有效，還必須要找到一種具體的方法、手段或者說程序，或者不叫藝術語言，但是必須有一種落地的手法。 
        記者：與其它學科相比，在你看來藝術的本體功能或不可替代性是什么？ 
        徐冰：其實我是沒有權力說藝術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兒。對我來說，我很少想藝術形式、風格的問題，或者說藝術到底和其它領域的區別是什么，它發揮作 用的渠道和其它領域的不同在哪兒？我只知道藝術家的本份是必須要找到并落實到一種藝術語匯，你才能夠完成藝術家該做的事，可能和科學家，和政治家之間的唯 一區別，就是他們可能不會把他們的思想和創造落實到一個具體的，如果叫做藝術的語匯上，藝術家會，就是藝術家有這一段本事可能是別人沒有的。 
        記者：那么作為一個藝術家，你認為自己的歷史的責任是什么？
        徐冰：沒有想過那么大的事，我只能夠說，其實還是每一個個體與社會構成怎樣的一種交換關系的問題。我曾經寫過一篇《給紐約年輕藝術家的信》，信 很短，那里談的是我對價值觀的一個判斷和對作為藝術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個判斷。就是作為一個藝術家到底在這個社會上是干嘛的？很多人不太懂這個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