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藝術家成功：是否必需更多藝術家挨餓

        藝術家為什么窮？好問題！但別問那個荷蘭的經濟學家、《藝術家為什么窮？藝術之非常經濟(Why Are Artists Poor? The Exceptional Economy of the Arts)》一書的作者漢斯·艾賓(Hans Abbing)。

        今年年初，艾賓曾應W.A.G.E。組織之邀在紐約SoHo的Artists Space發表演講，W.A.G.E。全稱“更佳經濟境遇下創作之藝術家(Working Artists in the Greater Economy)”倡導非營利組織和美術館付費展覽藝術家們的作品這一模式似乎已在加拿大得到應用。艾賓的《藝術家為什么窮？》一書早在2002年便已出版，卻一直未激起多大反響。而在紐約，有W.A.G.E。推波助瀾，令其頗出了些風頭，有時還被援引來為藝術政策開具處方。所以，或許得及時將艾賓的小火苗捏死在搖籃，正式宣判他講的一切都是癡人說夢。

        W.A.G.E。曾自稱“親藝術家、親資本主義”組織(但其意為使藝術家得到報酬，而非為使富有的藝術家壓迫無產階級大眾)，看來他們頗愛那本著作作為一位經濟學家，艾賓在書中主要揭穿藝術中“心靈之充盈勝過物質回報”的觀點。如果一位藝術家被人占了經濟上的便宜，這種觀念絕對是一種心靈雞湯，如此，你愈成功便負債愈深，因為各個機構都指望著你純為熱愛藝術而干活兒。

        而不幸的是，艾賓并沒在此停筆。《藝術家為什么窮？》繼而開始對“藝術家津貼”狂轟濫炸。其實這不過是自由主義者的“老三篇”：一切的錯，都終究是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的錯。這只是放在視覺藝術領域罷了。

        在此，或許需要一提的是，艾賓的世界觀并非基于對當代藝術界現實的熟悉。為此，他聲稱政府的畸形干預決定了“當代”及“前衛”藝術的現狀，對此，他認為國家不給藝術任何補助也沒什么關系。而令人發指的是，對這種病態的反經濟的當代藝術范兒，艾賓唯一指名道姓地給出的“當代藝術家”之例你猜是誰？達明·赫斯特(68頁)。這哥們就是個市場大混兒。我靠。

        或許這只是艾賓的個人偏見(一個藝術家只要投入全部生命激情來創作，就算是成功了一半)。“傳統”與“當代”的對照也是艾賓的論據之一，他聲稱藝術家之所以窮，是因為“供過于求”藝術一多，需求才來。結論如下：任何試圖從市場之外為藝術家提供經濟援助的行為(津貼，減稅，乃至個人的贊助)都不過是在支援那些不能靠自身實力生存的藝術家，還因此吸引了好多閑人進入藝術圈，使這圈子吃不消。“理論上講，額外的資金從來都不會提高收入水平，只是增加了藝術家的人數而已，”他如是寫道(130頁)。

        《人口論》的作者馬爾薩斯對窮人就持這樣的觀點，頗受19世紀英國統治階級的歡迎：任何社會福利之嘗試，不過是在放慢人口減少/淘汰/稀釋的過程，使世上有更多饑餓的嘴巴等待喂養，使人口過多，生活狀況惡化。艾賓就是文化界的馬爾薩斯主義者。

        客觀地說，在W.A.G.E。的演講中，艾賓表示他在《藝術家為什么窮？》出版數年后，對其中一些極端看法亦持保留態度。如今，他較少關注津貼對支援“低產”藝術家的實際作用，更多關注政府津貼作為一種象征“信號”的嚴重性誤導藝術家，使其認為藝術是靠譜的生涯。然而，艾賓是基于荷蘭的視角看問題，那里的藝術津貼一直給得極其慷慨，所以他以偏概全地說話也毫不腰疼。

        問答環節最能說明問題，有位觀眾問艾賓對如今二級市場上爆出的天價藝術交易怎么看。“我對此沒什么好說的，”艾賓溫溫地答道。“我想，會有些藝術家為此憤怒吧。”聽到沒？國家資助是一種畸形“信號”，而金錢無止盡地流入藝術市場卻連想都不值得想這才會使年輕人覺得藝術是靠譜的生涯呢。

        在美國，這十年來，“獨立藝術家、作家、演藝人”大量增加(從2000年的509,000人增至2008年的676,000人)，而藝術津貼(無論企業、聯邦、國家和個人的)總的來說只有微微的增長，更多情況是下降[以上數據來自美國藝術發展委員會(Americans for the Arts)的“國家藝術指數(National Arts Index)”]。談起全國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美國藝術家們絕對欲說還休，這伙人將津貼削減到骨頭，成為欺騙善良的納稅人的妖魔，卻給人所謂的“信號”，說搞藝術會有美好的未來。另一方面，這十年的藝術市場卻非常火爆。如果艾賓覺得對藝術家“供過于求”的最佳解釋是政府的畸形市場信號，那他就真是活在一個完全顛倒的“新聞聯播”里了。

        然而，我至少同意艾賓說不能將非常真實且不穩定的文化經濟增長簡單解釋為粗略經濟核算的作用雖說我也不同意那背后僅僅是需要揭穿的浪漫“神話”。我覺得影響來自藝術在歷史上的社會表征，并結合當代經濟生活的現實。

        “我必須研究政治和戰爭，這樣我們的子孫就能自由地研究數學和哲學，”第二任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在給夫人的信中如是寫道。“我們的子孫需要研究數學和哲學，地理，自然史和海事工程，航海，貿易和農業，這樣他們的子孫就能研究繪畫，詩，音樂，建筑，雕塑，織毯和陶藝。”每一代父母的奮斗都可使他們的子女更少些受到異化，這已成為社會契約的一部分。而藝術(理論上說)是使人可以稍作夢想之處。因此，當社會的財富積累愈多，就有愈多的人去從事藝術生涯(這是個跨文化現象，即便日本這種傳統上敬畏科學和技術的國家亦如此)。對藝術勞動力的研究顯示(盡管分散不均)，每年都有數量可觀的人放棄原先的工作去做藝術家，他們明白這樣賺的錢或許會更少，獲得的個人滿足卻多了一些[《藝術與文化經濟手冊(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Art and Culture)》821頁]。

        藝術家越來越多，社會消費視覺藝術的方式不會毫無變化，這是自然。而這一現象的原因涉及非藝術類勞動遭遇的極端異化，正如藝術家們的幼稚一般嚴重而艾賓眼中的拯救之路，卻是市場的無情現實。

        (申舶良/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