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時期素描畫作。

        作者：丁佳文

        7月“佛羅倫薩與文藝復興：名家名作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微博)展出。本次展覽是中國國家博物館與意大利文化遺產活動部文物管理與開發司5年合作項目的第一個展覽。在展覽中，觀眾仰頭欣賞上方投影的異域景致，側耳聆聽周遭播放的音樂，既領略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輝煌藝術、城市面貌和風土人情，又觀賞到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等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巨匠們的傳世之作。

        近些年，國際文物交流不斷創新和發展，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通過更加多元的手段感受人類文明的震撼。從博物館業發展角度講，中外博物館間的交流活動，讓更多外國知名博物館走進了中國百姓的視野，同時也讓更多外國民眾感受到中國博物館業的實力。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出入境文物展覽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也為博物館業的發展搭建了更廣闊的舞臺。日前，記者親歷展覽現場并采訪了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負責人殷稼。

        藝術結合科技 策展模式更新

        這次佛羅倫薩和文藝復興名家名作展共展覽了67件意大利名家的作品，其中以十五世紀、十六世紀佛羅倫薩藝術大師的繪畫、雕塑作品為主。為了營造富有高雅藝術氣息的展覽環境，此次展覽創新采用完全數字化解說的方式。走進展覽入口處的圓廳，人們可以通過互動的多媒體設備，看到這一時期意大利的歷史風貌與重要史實。每一件展品旁都有手機二維碼，拍攝下來，用相關的手機軟件掃描，就可以在網絡上獲取相關作品信息。觀眾還能在觸屏電腦上即時放大作品細部，更為清晰地了解作品。

        國博的服務志愿者趙陽路告訴記者，策展創意大部分來自意方，很多的雕塑，在意大利曾經是用燭光照明的，這次策展方特意專門設計了暖光，以此最大限度地接近藝術品在意大利的展覽原樣。展覽從7月6日開幕以來，每個開放日有至少上千名參觀者前來參觀。

        北京語言大學研究中西方藝術史的張延風教授告訴記者，展覽帶給他最深的體會就是，十五世紀、十六世紀，佛羅倫薩經歷了歷史轉變，戰亂紛爭不斷，意大利藝術家即使是在這樣艱辛的條件下，仍然能創作出如此影響深遠的作品，這種精神值得我們敬佩。“我希望國博多舉辦這類展覽，各國家在文化上彼此了解，同樣能消除隔膜，讓我們的心靈更靠近。”

        從“文物外交”走向雙向傳播

        參觀展覽的有不少外國友人，在北京工作的意大利人羅西先生對記者說，“這次展品來自意大利各個不同地區的博物館，很多展品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說實話，我覺得非常驚喜。我在中國工作的這段時間，發現中國人對文藝復興時期有著濃厚的興趣，這場展覽正好讓大家了解。我知道中國近些年到美國、法國等舉辦中國文物展覽，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國文物展來意大利，讓兩國的交流溝通更加靈活與生動。”

        殷稼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追溯我國文物出境展覽的開端，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文物外交”故事。20世紀60年代末，我國文博事業因“文革”受到極大的沖擊。1971年4月，隨著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到中國訪問，中斷了20多年的中美外交關系開始解凍。同一時間，應邀來訪的法國議會代表團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國能去巴黎舉辦一個出土文物展，周總理表示同意。1971年7月24日，周總理批準郭沫若《關于到國外舉辦“中國出土文物展覽”的報告》，并很快成立了展覽籌備小組。經過一年多的籌備，至1973年1月，專門負責國家對外文物展覽工作的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工作委員會、出土文物展覽工作室成立(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的前身)。中國文物展的第一站放在法國，耿寶昌作為展團第一批成員，獨自一人押載著500多件文物乘坐法國專機從北京飛往巴黎。5月，新中國成立后首個文物出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在法國巴黎開幕，展品385件。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文物展覽不斷走向世界各地，國外的文物展覽也在近幾年來到中國。它們不僅豐富了中國博物館展覽陳列的內容，同時也讓國人有機會不出國門就能領略世界文明的多彩和國外文化藝術的魅力。如中國國家博物館近年來引進的“古埃及國家文物展”“古羅馬文明展”等。此外，作為中法文化年的重要內容，故宮(微博)博物院在午門迎來修繕后的首次展覽“‘太陽王’路易十四——法國凡爾賽宮珍品特展”。這些展覽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觀眾的視野。近年來，中國和外國舉辦文化年、國家年，文物展覽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提高學術水平 分享“文化大餐”

        從目前我國對外文物交流現狀看來，文物交流及展覽仍然繼續扮演著“雙重”身份。一是繼續傳承人類文明，二是繼續為商業、政治、外交貢獻力量。

        隨著近幾年出入境文物交流展覽的增多，我國在出入境文物的展覽籌備、展品包裝和運輸等各方面能力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殷稼談到，展覽籌備是一個比較復雜而且責任重大的過程，例如，確定展品，調集文物，對文物進行拍照、修復、包裝、寫說明等。在20世紀80年代，此類展覽較少，展品有時提前半年就集中到北京，很多文物還要在北京進行包裝，一個出境展覽甚至要籌備兩三年的時間。其中，和外方“點交”要花一個星期的時間，很多展品都擁有一兩千年乃至五六千年的歷史，容易出現殘損、裂縫，過去科技手段不那么先進，需要記錄在冊，“點交冊”上面有照片、展品詳細信息等。隨著科技發展和展覽數量的增多，近些年來，出入境文物展覽的準備周期在不斷縮短。

        在運輸方面，我們也學習到了很多相對先進的包裝技術，國內包裝公司快速成熟起來，進一步確保了出入境展覽文物的安全問題。

        同時，文物對外交流與合作的法規和制度建設也與時俱進。1978年至1982年，國家文物局先后發布了《博物館涉外工作的通知》《關于文物事業涉外工作的幾點意見》等涉外法規性文件。近年來，《世界遺產保護管理辦法》《文物出國(境)展覽管理規定》等許多涉外法規性文件相繼出臺，對出國(境)文物展覽、文物出境進境等涉外工作做出了詳細的規定。

        對于出入境文物展覽如何進一步發展，殷稼認為，首先要提高辦展學術水平，多出精品展覽。一個好的展覽，不僅僅在展出期間產生較大影響，展覽結束后仍常常被人們提起。以《走向盛唐》為例，該展歷經7年籌備，從策劃、選題、文物組合到內容和形式的設計，無不凝結著籌展人員的深厚學識和研究心血，一絲不茍，佳評如潮。像這樣較高水平的展覽，在國外展出后，都應回國舉辦匯報展，讓國內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文化大餐”。

        殷稼強調，舉辦出入境展覽的基本思路不應該改變，在盡量滿足和尊重外方要求的同時，堅持自己的原則。在展覽籌備的過程中包括展品內容，布展方式等應該積極溝通，認真聽取外方的意見。但是涉及原則性問題要嚴格堅持我國的觀點。在之前籌展中，我們也遇到某些西方國家希望用我國的展品來詮釋他們對于某些歷史文化的理解，一旦發生這樣的問題我們應該及時制止。因為我們要在不斷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的同時，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讓走出國門的文物展覽成為傳播中華文明的“國家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