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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作為天津圖書館的一位工作人員，有幸典守周叔弢先生捐獻天津圖書館的部分古籍。終日與書為伍，對書和捐書人有著特別感情。周叔弢是古籍保護工作的先行者，他十分重視對傳世古籍的保護工作。常聘請古籍修復師，為自己的藏書進行修復。若發現新收的古籍有斷線、破紙及污漬等情況，就會馬上進行保護性修復處理。他也十分關注藏書保管業務的發展，建議在全國范圍內舉辦培訓班，培養古籍修復專業人才，解決古籍保護專業修復人才缺乏的問題。1959年，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為人大委員，周叔弢與徐森玉聯名建議開辦“古籍裝修技術班”的提案獲得大會通過，并很快付諸實施。由北京圖書館和中國書店主持，各辦一班，每期兩年。2007年，“古籍修復技術培訓班”工作由國家文化部領導，國家圖書館和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負責，在全國范圍內發起實施。

        我們把對原版古籍進行修復的工作稱之為“原生性古籍保護工作”；把對原版古籍進行影印、影刻、出版的工作，稱之為“再生性古籍保護工作”。周叔弢早年在這些工作上都曾下過很大的工夫，并取得很多成效。

        為了使自己珍藏的善本古籍流傳于世，周叔弢用珂羅版、木刻版印成的書有十幾種。其中主要有以下幾種。

        影印宋代書棚本《魚玄機詩》。此書黃丕烈舊藏，民國初年，為袁克文《后百宋一廛》中的精品，曾由袁妻劉梅真親自影抄一部。袁克文曾在一個時期把它抵押在周季木處。也由此珍品，周叔弢與袁克文成為莫逆之交，后由周叔弢個人出資，把此書從周季木那里借來，送到天津一家日本人開的山本照相館，逐頁拍照，制成玻璃底版，然后寄到日本東京都小林寫真制版所精印，紙張印刷都十分講究。因為印數不多，流傳極少。這也是周叔弢“自莊嚴堪”(藏書室名)影印的第一部書。

        影刻宋本《寒山子詩》。此書周叔弢收藏。1924年，周叔弢委托董康在上海用木版影刻印制，紙墨具精，其中有幾部是用開化紙刷印的，有包背裝、線裝、毛裝等多種裝幀形式。另外，還曾影印此書。

        影印宋本《孝經》。此書周叔弢收藏。1927年，周叔弢用珂羅版影印。書中原有的乾隆璽印和收藏印也都用紅色套印。

        影印宋本《宣和宮詞》(附三家宮詞)。周叔弢在1930年用珂羅版印過二百部，其中用明朝古紙印制的有四部。

        此外，還有《廬山復教集》、《寒云所藏宋本提要》(袁寒云手跡)，木版刻印的有《屈原賦注》、《九僧詩》、《十經齋集》，等等。此外，還有《廬山復教集》、《寒云所藏宋本提要》(袁寒云手跡)，木版刻印的有《屈原賦注》、《九僧詩》、《十經齋集》，等等。

        1918年戊午，周叔弢曾借方地山所藏唐人寫本《阿彌陀經》，用宣紙和皮紙共刻印一百部，這是我國較早復制敦煌寫本之例。近幾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繼將流散到英、法、俄等域外的敦煌遺書，以及國內天津藝博、浙江圖書館等各家珍藏的唐人寫本影印出版，為學人研究“敦煌痛史”提供了珍貴文獻。周叔弢無論是收藏還是出版敦煌遺書，在古籍保護工作方面都先行一步，走在了前面，他的遠見卓識，令世人欽佩。

        周叔弢是古籍定級工作的實踐者。傳世的漢文古籍數量龐大，內容涉及經史子集四部，是我國古代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周叔弢對自己收藏的古籍進行分級管理，凡達到自己制定的“五好標準”的藏書，均視為珍貴善本，并鈐蓋“周暹”白文小方印，以示珍愛之意；反之，均視為一般普通古籍，分別鈐蓋“自莊嚴堪”、“寒在堂”及“叔弢手校”等印，留在手頭，供日常翻檢研究之用。藏書鈐蓋不同印章，分櫥收藏，實際上起到了分級保管作用。周叔弢在向國家無償捐獻藏書時，將不同級別的古籍，捐獻給不同級別的藏書單位，用他的話講，這叫“書得其所”。

        周叔弢將達到“五好標準”的善本藏書，捐獻給了國家圖書館，基本包括在周叔弢的《自莊嚴堪善本書目》中，筆者依據《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從藏書版本的類別方面進行了統計，包括宋槧元刊、名抄佳刻在內約726種。另外，體現周叔弢藏書質量的地方，還在于所藏書中有大量名家的批校和題跋。據不完全統計，明版書中至少111種有名家批校或題跋，占所藏全部明版書的39%；清版書中至少191種有名家批校或題跋，占所藏全部清版書的59%。這些批校或題跋者在明清兩代著名學者和藏書家中均具代表性。

        周叔弢將沒有達到“五好標準”的普通古籍藏書，捐獻給了天津圖書館，主要包括活字本古籍、一般普通古籍和近代影印本古籍，總數二萬余冊。

        1983年，93歲高齡的周叔弢在家書中還提到了影印古籍善本劃分等級事，他說：“我曾和徐森玉、趙萬里向人民代表大會提議成立委員會，選印古善本書(宋、元、明本)。刻印佳，內容好為甲等；刻印精，內容較差或不完整為乙等。規劃中《古逸叢書三編》，皆我們所謂甲等書。”

        周叔弢是古籍紙張研究的開拓者。他十分留意和研究自己所藏歷代古籍的用紙情況，對古籍用紙十分精通，也十分注意其異同。他在批校古籍目錄和撰寫題跋時，往往將自己對古籍用紙情況的鑒別結果寫出來，諸如：開化紙、高麗紙、明代紙、白棉紙、黃竹紙等，為后人留下十分重要的研究線索。

        周叔弢曾有一個計劃，就是利用地方志用紙，鑒別各地刊印的古籍。豐富的地方志傳本，為地方志用紙研究提供了第一手重要依據。但是，周叔弢生前沒有留出太多時間對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多年以來，圖書館界同仁一直也在關注和探索古籍用紙問題。近期，國家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合作，利用國家古籍保護專項經費，將周叔弢舊藏的一批敦煌遺書殘片和數十種宋元版古籍散葉，結合國家圖書館近年購進的一批高質量古籍紙張檢測設備，由國家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有關專家和業務骨干參加，開展了“古籍用紙等項目”的系統研究工作，傳承和實現了周叔弢對古籍紙張研究的未竟事業和遺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