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北山樓舊藏碑帖拓片 資料圖片

        潘思源

        余營商之余，尤嗜經史百家，遇所善之書輒購以珍藏之，二十年來所積遂多，逾一萬二千余冊，考鏡源流，勘酌版片，樂于其中，以消永日。戊子年冬，獲悉滬上著名文學泰斗施蟄存先生所藏二千余件歷代碑帖拓片將被整體拍賣，因其于二〇〇三年辭世后，長期保存在舊居內北山樓的碑帖，面臨潮濕、蟲蛀，這些老人生前鐘愛的寶貝已被侵蝕威脅，為妥善保存這些中國書法史上的瑰寶，不使其遭流散之厄，故其家屬與拍賣公司協商整體拍賣，以妥善保存施蟄存先生的碑帖研究之收藏。

        蟄存先生曾形象地用“打開四扇窗戶”概括其學術研究之四方面，即文學創作為“東窗”，古典文學研究為“南窗”，外國文學翻譯與研究為“西窗”，“北窗”則為其碑版整理與研究。蟄存先生的碑帖研究雖有如《后漢書征碑録》、《三國志征碑録》、《魏書征碑録》、《蠻書征碑録》、《云間碑録》、《北山樓碑録》等專著多部，然為其文名所掩，人多不知。今北山樓藏品告急，令人扼腕心疼。

        施蟄存先生北山樓藏品頗多前朝名人手跋鈐印珍藏之本，蟄存先生生前對其藏品分門別類加以標注，或題識，或題簽，并鈐“吳興施舍所藏”、“施舍金石”、“施舍讀碑記”、“吳興施舍所得古金石專瓦文”、“無相庵”、“北山樓文房”等印記。余慕蟄存先生文名久矣，睹物思人，益增對其學識人品之仰慕，恨不能起地下與之請益，遂欣然將蟄存先生之北山樓古代碑帖藏品購入余之書齋中，辟專室儲之寶之，日夕忻晤，如直面先生之聆教。蟄存先生碑帖之研究，實縶中華學術文脈在焉。茲例舉如下。

        《漢三老諱字忌日碑》墨拓、朱拓二件，浙東第一古碑。該碑立于東漢建武二十八年(五二)，清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于余姚客星山出土。出土時碑額斷缺，石高九十三厘米，寬四十二厘米，存二百十七字。《漢書·高帝紀》云：“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則知三老乃鄉縣掌教化、秩掌行政之官。《三老碑》系三老第七孫名邯者所立，記先祖之德業及忌日，以曉后代祭祀時可遵以從之。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二：“咸豐壬子夏五月，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平正欲以甃墓，見石上有字，歸以告余。余往視，碑額斷缺，無從辨其姓氏，幸正文完好，共得二百十七字。因卜日設祭，移至山館，建竹亭覆之。”敘出土之事甚詳。咸豐十一年辛酉，余姚周世熊得此碑，民國初轉售江蘇丹徒陳渭亭，陳氏擬以重金售于日商，時西泠印社(微博)社員聞之，不忍其淪于異域，而圖永久保存之，集六十余人之力，募銀八千圓，向陳氏贖碑運回浙江。“慮其久而復湮也，擇西湖孤山之陽，西泠印社隙地，慎重庋奧建室。”西泠印社首任社長吳昌碩題云：“三老神碑去復還，長教靈氣壯湖山。漫言片石無輕重，點點猶留漢土斑。”《漢三老碑》點畫藏頭護尾，縱收得體，波磔燕尾舒徐沉穩，筆畫縱逸，深古遒厚，介篆隸間，為研究漢字隸變之重要史料。該碑拓片第四列“次子”之“次”末筆未損，右直線完好，應為石面未經磨平之前早期拓本。鈐有“周世雄熊印”、“余姚客星山周氏家藏”、“會稽周氏鳳皇專齋藏”等印。此石初未傳拓，周氏得碑后方拓有百十余紙，此本墨拓當為周世雄得碑后所拓，朱拓本為遷西泠印社后所拓，朱墨兩拓可見該碑遷徙古物保護之史。

        漢《孟孝琚碑》，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〇)九月出土于云南昭通城南十里白泥井馬氏舍旁，現嵌置于鳳池書院(今昭通第三中學)漢碑亭內，被譽為“滇南瑰寶”。碑上端殘缺，下端完整，殘碑高一三三厘米，寬九六厘米，十五行，每行二十八字，殘有二十一字，現存二百五十六字，四邊花紋為漢代四靈圖案，左龍右虎，下龜紋，上缺圖案當為朱雀。碑文方筆隸書，結體寬舒方整，用筆方勁峭拔，體勢恢宏夸張，布局茂密渾穆，打破了學術界隸書“北方南圓”之陳說，梁啟超云：“見此碑可證漢隸今隸遞嬗痕跡，皆與書學有關。”碑文記載孟孝琚之生平，借此可窺漢代云南人民與中原文化之關系。孟孝琚“改名為琁，字孝琚”，琁，即瓊，《說文》：“琁，瓊或從旋省。”用《詩·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典。碑文云：“廣四歲失母，十二隨官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博覽……”西漢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武帝改漢初“閉蜀故徼”之策，重開南夷道，于昭通設朱提縣，昭通與漢朝關系日益密切，從碑文中可知當時小孩已把《韓詩》、《孝經》等儒學經典作為必讀課本，且碑文有云：“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顏路哭回孔尼魚，澹臺忿怒投流河。”時人尊崇孔子及其行事，并熟用其典。東漢之際，南中大姓對中原文化之仰慕并深受其熏陶，在此碑文中表露無遺，乃研究漢代云南與中原文化融洽發展的珍貴史料。

        《大理國高姬墓銘碑》為又一研究云南地方史料的珍貴文物。該碑一九七一年云南大理出土，現存大理博物館。碑高一八〇厘米，寬一五五厘米，碑文十三行，行十九字。碑云：“姬，大高氏，諱金仙貴，天下相君高妙音護之女，母建德皇女段易長順，翰林郎李大日賢之內寢也。”墓主高金仙貴，乃冠姓四字名，其父、母、夫均于名前加“妙音”、“易長”、“大日”等二字佛號。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干道癸巳冬，忽有大理國人李觀音得、董六斤黑、張般若師率以三字名，凡三十六人至橫巾寨議市馬。”提及大理有冠姓四字名，《高姬墓銘碑》四人之名均同此。佛教自公元八世紀傳入云南，得到南詔王室支持，大理國更以為國教，影響著段氏政權之社會經濟諸方面。其時，起名時出現一種帶佛號的三字名，第一字為漢姓，中間二字為諸佛、菩薩名號或尊號，末一字為本名。高姬之父為宰相高護，母為建德皇女。公元九三七年，段思平建大理國，因屬下高方軍功卓著，封為岳侯。后段思廉為大理國主，高方之后高智升為相，封鄯闡侯，高氏封侯拜相，并與段氏聯姻，權傾朝野，從碑文亦可見高護與段氏聯姻之實。

        本書收錄唐碑中亦保存頗多的中外關系交往之史料，如清端方藏《大唐故公士安君墓志銘》，志云：“君諱令節，字令節，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國王子，入侍于漢，因而家焉。”《漢書·西域傳》云：“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于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犁靬眩人獻于漢，天子大悅。”漢與安息交往，史有明載，今又得志文之證矣。

        唐代墓志文中有康姓者，亦系中亞地區民族，如《唐游擊將軍康磨伽墓志》、《唐游擊將軍康留買墓志》，《康磨伽墓志》云：“其先發源于西海，因官從邑，遂家于周之河南。”《康留買墓志》云：“本即西州之茂族，后因錫命，遂為河南人焉。”西州即西方、西土之意。經學者考證，康氏為昭武九姓之一，居住在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粟特地區，以撒馬爾罕為中心。可證唐王朝與中亞地區各民族的聯系。

        窺斑知豹，北山樓藏碑之富，足令人羨。今擇其佳者編為《施蟄存北窗碑帖選萃》，以見蟄存先生碑帖研究之精深。

        (施蟄存先生以四窗喻其平生治年：“東窗”指古典文學研究，“南窗”指文學創作與編輯，“西窗”指外國文學編譯，“北窗”指金石碑帖整理。施氏碑帖藏品多數屬“舊拓本”，時間跨度從漢代到民國。本文作者從北山樓舊藏1000多件金石拓片中，選取約250件精品，編成《施蟄存北窗碑帖選萃》，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