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新書《我病故我在》 新星出版社出版。

        文/陳曉峰(微博)

        當下的南京城當代藝術出現兩個亮點，一個是黃藥的“藥”，其跨界釋放的一種精神之“藥”，讓藝術回到精神本質性的層面，產生一種中國人能夠精神快樂深度撞擊的“藥”能量；另一個就是郭海平的“病”，這個“病”直指今日社會所遭遇對疾病本身的認知，而精神病人藝術更是他探索與社會對接的核心渠道。而他們和羅隸的放生、劉紹雋的野種、成勇的障礙，孫大量的“哭藝術”，強烈的構成了“療傷系”藝術群體的集體特質，典型折射了南京當代藝術生態重新激蕩的想象力和新現象，預示著一場以社會化藝術為特征的革命性觀念風暴即將席卷藝術界——它將走向何方，非常值得藝術界關注與研究。

        郭海平稱得上中國第一個真正以“病”為媒介的藝術家，而把“病”做成他提示社會反思的藝術重要標簽，也顯示了藝術介入社會的強大新能量。他是要走到社會面漩渦里的那種藝術家，他不停添加燃料直至問題爆炸。他一方面撰文批判藝術精神的自我放逐，另一方面深入精神病院腹地，四處挑起關聯藝術的公共話題。在個體的病上和社會的大病都有切膚之痛的他，這些年就像一個善于作戰的戰士，以傷城南京為主戰場，尤其是對體制性思維和被屏蔽的公共問題持續的介入與批判，不達目的不罷休。他的第一目標戰場是精神病院，搶救的對象是那些被強制隔離在社會之外的精神病人。郭海平是浪漫的又是嚴肅的，他確認在精神病院那里他看到了存在中的“超人”。我也堅信海平就是那個可以帶領精神病人飛躍精神病院的那種藝術家——而在現實中又有哪些人有這樣的勇氣和自覺呢？毫無疑問，在更未來的現實當中，他所做事情的意義將會變放大，凸顯出來。尤其是當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成為精神病人的強權時代，我想其所做的事情將是多么的超前和具有如此強的預見性？

        在中國用心去做當代藝術的藝術家顯然非常孤獨，因為他們尋找的路線完全和主流化的意識形態無關，他們能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撥開被意識形態所蒙蔽的陰冷角落。在那些“角落”當中，他們捍衛了藝術家的獨立人格和自由選擇，他們要找到通往真正能夠關注到人性和內心的那條路。顯然郭海平就是這個類型藝術家的代表。他身上有一種罕見的倔強，越是在別人看來不太可能的事情，他做的越是有勁頭，終于在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穿透了他所選擇的命題。那是讓他完全改變觀念的三個月，和精神病人零距離接觸的日子，他徹底的顛覆了他對藝術，以及對人和社會的理解。最后，更是讓被有意遮蔽的群體通過藝術的形式，巧妙的將問題曝光于公眾媒體眼前，讓更多人知道當代藝術介入社會的時代內涵。隨著2007年《癲狂的藝術》出版以及在798展出的精神病人作品，當年幾乎成了郭海平及其挖掘的“精神病人藝術”之年。隨后各路媒體報道越來越強烈，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關于中國精神病領域的深度探討，也為海平贏得了“中國精神病之父”的贊譽。他用十多年的時候，揭開了精神病人問題的冰山一角，創造了藝術介入社會問題的最好案例，堪稱經典，也顯示了一個真正藝術家的社會良心。

        郭海平給無比壓抑的城市人在觀照社會之“病”這個問題上，創造性提出了反向性的思考，以“病治病”，“以毒攻毒”，正是他對這個畸形價值觀社會的顛覆性治療……我十分愿意相信近期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郭海平新著《我病故我在》，將引起一個被忽略卻又十分緊迫話題的討論，“當代藝術家如何做？”，這本書一定是最好的指南之一。本書釋放了一位中國藝術家令人窒息卻又按捺不住叫好的實驗信息。你會有理由相信：一個先知先覺型的藝術家所能看到的社會能見度究竟有多大？讓公眾能夠更好的理解到當下藝術家所能做的社會價值究竟是什么？可以確認的是，他做的絕不是當代藝術那些花拳繡腿的活，而是藝術之于精神性的根本性訴求與深度探索。

        郭海平的藝術成功實踐案例，讓人們又有理由重新開始相信一個道理：如果你還沒有自信確認一個中國當代藝術家的終極意義和價值立場，只是尚未找到詮釋問題社會的角度和渠道，而好的藝術實踐方式是完全可以解放人們對當代藝術新的定義。我認為海平長期系統而又選擇性的藝術表達，有三點非常具有突破性的現實意義，徹底顛覆了傳統型當代藝術家的“局限”：其一，很直觀的展示了一個藝術家如何擴寬精神自由的時代知覺，展示了藝術介入社會的價值增值，體現了少數人努力的藝術力量。其二，他重新定義了“病”在公眾腦中的觀念，他認為“病”才是人們超越自己的開始。其三，揭示了藝術如何社會化的一面，在中國精神病人藝術迄今為止進行最廣泛和深度的挖掘方面，就是最鮮活的個案。他所努力的方向，對應的是當前價值觀迷失當代藝術家整體的困境，因此本書更加證明了一位當代藝術家懷有的赤誠之心。

        就目前來看，在國內郭海平開創性的用藝術介入精神病人領域之后，至少有兩個跡象越來越明顯：一方面，精神病人藝術被開啟的時代，能否就此真正建立打開社會層面曾經被關閉系統的自覺意識通道，而最終能否追問這個炙手山藥究竟誰來接手？另一方面，“病”時代的問題越來越緊迫感，而打通這些問題的渠道又在哪里？郭海平不動聲色的拋出了這個社會最基本也是最緊迫的問題，從而挑起了人們那根脆弱的神經，而這些正是藝術家為這個時代所做的腳本，而劇情則是社會現實荒誕的本身。我想海平一直在試圖通過藝術介入這類社會問題反沖所帶來的挑戰，這是他所期待的最大碰撞。在強烈對比的碰撞中，逼迫這個精神世界早已冷血而麻木的現實社會重新確認價值方向。

        我一直認為，郭海平的藝術行動顯示了一個藝術家在宏觀上具有戰略家的眼光，他總能守住自己的陣地，同時在長期的具體的推動下，將自己的藝術介入社會的理念逐層的推進，并得到很好的控制，形成一個鏈接多層面社會信息反饋的體系，從而使事情發生改變。郭海平的藝術實踐還展示了作為藝術家駕馭社會問題的睿智和驅動力，這就是我認為的藝術家真正具有魅力的一面。這類藝術家基于對當今藝術發展的趨勢有著清晰的認識和判斷，很難受到外界的誘惑，從來不會圓滑而妥協的落入到市場化的誘惑中，彰顯了藝術獨立人格的張力。只有那種找到問題通路般的激情，才讓郭海平以幾乎偏執和挑戰性的方式深入精神病院深處；只有那種感受到深切病態的社會結構時，才能讓一個藝術家充滿挑戰的正能量。如果藝術家工作能夠重新贏得社會的尊重，那么郭海平們的努力就是中國當代藝術價值衰落化的一種自我拯救。

        郭海平的“病”藝術是如何煉成的：

        第一層是要揭去中國當代藝術的遮羞布，他認為，“精神病人自發創作的原生藝術卻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向自己靈魂和自然的大門，并讓我們超越了幾千年封建文化的界線，這正是精神病人為我們做出的一個重要貢獻”。書中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國當代藝術的絕望與希望》，他再次呼吁，“世界本來是多元和豐富多彩的，我們為什么一定要強迫一致呢？再說精神病人如果能幫助我們開拓視野，并與世俗世界之外的世界建立更加廣泛的聯系，為什么要禁止和拒絕呢？”，你會感受到海平真切而又用心良苦的扣問了是一個時代的真知。

        第二層是通過藝術找到打開社會的聯通器——喚醒對精神病人藝術的尊重和重新認識，他寫下了《為什么需要保護中國精神病人原生藝術家》，他洞徹了一個觸目驚心的真相，“面對今天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世界，中國人如何才能突破過去封閉、壓抑的精神世界而獲得屬于自己的那個精神自由，這已是今天每一個中國人不得不思考的現實問題”——在郭海平眼中的精神病人就是透視這個現實時代最好的答案；第三層是建立渠道，讓這些精神病人及其藝術有更廣泛的社會參與面。諸如，一手創建南京原形藝術中心，就是給社會認知精神病藝術有了一個真正的對話空間。而基于這個立足點，郭海平更是整合中外精神病人藝術的資料，參與國際性精神病藝術論壇，并通過媒體眾多的曝光，都讓他能夠在一個相對立體的環境下，讓各個方面了解到他做這些事情的信息與意義。

        此外，郭海平非常相信與社會對話的重要性，他的日常性藝術行為就是通過不斷的對話中完成他的意圖，先后與太陽對話，與老外對話，與85精神對話，與奶牛人對話，與傳統的硯臺對話，與可以稱出靈魂重量的天平稱對話，與黃藥、羅隸長途跋涉在路上的對話，最后走上與精神病人對話，與宋偉對話，與李奔對話……我想海平是希望借這本書和社會建立對話的一個通道，他需要傳播的核心信息是：這個社會不完美的原因在他看來就是對疾病本身認識的扭曲，就是對精神病人問題的根本性忽視。在本末倒置的社會系統當中，在精神病人身上他見證了這些人罕見的原生能量，他認為那才是激發社會正常秩序的有機力量，顯示了一個藝術家所做的時代選擇與判斷。我想中國的當代藝術家多幾個郭海平這樣的藝術家，我想應該藝術界不至于價值觀念如此混亂而無趣。

        郭海平是一個徹底的藝術社會化的推動者，他所有的藝術形式展示了：一定要與這個社會建立對話渠道的強烈態度與觀念。郭海平就像一個高超的太極推手，他一定會把他所關注的東西深深的推給整個社會，他相信并行動著，“精神病人創作的原生藝術為我們開辟了一條通往精神自由的安全通道，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和保護它呢？”——這個世界會向郭海平拋出來的問題所安靜下來片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