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素《自敘帖》

        劉九洲

        說到中國書法，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草書，尤其是“狂草”，臨紙之際，不用苦心經營，“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蘇軾稱贊吳道子繪畫用語)，寫出來還有這么多人說好，真是了不起。不少西方人也試圖喜歡草書，他們大多數不懂漢語，于是試圖通過比較抽象的草書，來了解中國書法。但是這條道路看起來沒有人走通，目前沒有任何西方人在中國書法上的造詣，達到西方人在中國繪畫史上的研究水準的一半程度。

        這不僅是西方人的尷尬，即便是中國學者，很多也不懂“狂草”，典型事例，就是關于古今最出名的狂草作品——唐代懷素《自敘帖》的爭論過程。

        《自敘帖》從文意上看，是唐代草書名家懷素，把當時人對他的各種稱贊，集中起來，用草書寫成了一個大手卷，類似于今天出一本別人夸獎自己的文集。以往人們認為臺北故宮(微博)收藏的《自敘帖》墨跡本，就是懷素真跡，因為看起來太激動人心了！特別在書寫速度這個環節，超越我們看到的任何書法作品。但是學術界陸續有人指出《自敘帖》不是真跡，朱家濟最早提出這個問題，啟功、徐邦達等人接著也發表文章指出《自敘帖》不是真跡。

        2000年以后，臺灣李郁周、王裕民出版專著詳細指出《自敘帖》存在的具體問題，這引發了2004年10月，臺北舉行了一個以《自敘帖》真偽問題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出版了《懷素自敘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論文集》。在這一次討論中，傅申的文章以為《自敘帖》不可能晚于北宋，不僅是傅申，其他與會者的主要觀點，差不多都是這個意思，他們的主要信心在于，《自敘帖》書寫的速度感非常明確，不可能是“摹”出來的。

        據說是在此次會議之后不久，香港佳士得專家馬成名出示了一個民國時期日本的珂羅版印刷本，這個珂羅版，展示了一卷類似于臺北故宮《自敘帖》的、另外一個《自敘帖》墨跡本片段，這個圖片，顯示了完全可能“摹”出這樣有速度感的書法。看到這個珂羅版之后，傅申立即寫文章，公開表示他改變了觀點，他不再認為《自敘帖》這卷書法無法摹。傅申是唯一公開表示改變觀點的人。

        到了2012年，北京劉正成邀請有關學者再次開一個小型會議的時候，依然有學者堅持認為，《自敘帖》是懷素真跡。

        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這種分歧是可以理解的。在1980年代，我對書法剛剛感興趣，看到懷素《自敘帖》印刷品，感覺這就是神品。當時也閱讀了啟功的文章，那個詫異的感覺，現在還記得，覺得啟功一定錯了。以后很多年再也沒有關注過這個問題，2004年，我在安娜堡看到了王裕民的書籍，后來又承臺灣康益源先生好意，寄贈李郁周的兩本有關書籍，于是再細看一次《自敘帖》，發現《自敘帖》字跡的模式是正確的，但是細節沒有一處符合書寫規律，也就是說，這個《自敘帖》不是“寫“出來的，應該是高手摹本。當時就此寫了一篇小文章，寄給了康益源先生，后來因為馬成名發布了珂羅版材料，我那篇小文章沒有這個珂羅版更加有直接證據的價值，就沒有發表。任何人看到臺北故宮《自敘帖》都應該激動，但是你如果積累了足夠的真實經驗，應該會改變看法，至少我個人是這樣體會的。

        從這個事件來看，古代書畫鑒定大約有幾個層次，一個就是朱家濟、啟功、徐邦達他們，他們沒有直接證據，但是通過其他書畫的類似特征，指出《自敘帖》有問題，這說明他們是“觸類旁通”的。第二個層次，就是傅申這樣的學者，當他們看到直接證據的時候，他們有能力辨認這個證據的信息含量和準確意義，他們愿意改變自己的觀點。第三個層次，還有不少學者，他們看到了直接證據，但是他們完全不懂這個證據說明了什么，無力改變觀點。

        事實上，從各種記載來看，大約在宋元之際，《自敘帖》真跡就失傳了，宋代以后記載的《自敘帖》，就是幾個臨摹本，但是由于臨摹的水平比較高，迷惑了沒有實際鑒定經驗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