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臥農(nóng)采風照

 蘇百鈞寫生照

 

 蘇百揆寫生照

        ●南方日報(微博)記者 李培 實習生 郝思遠

        提到“蘇門三杰”，許多人會想到文學史上著名的蘇洵和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在現(xiàn)代廣東畫壇，也有一個“蘇門三杰”，他們是嶺南畫派第二代傳人蘇臥農(nóng)，以及他的兩個兒子蘇百鈞、蘇百揆，父子兩輩人在花鳥畫上研習精深、獨具建樹，創(chuàng)造了嶺南畫派工筆花鳥畫中博大精深、氣韻生動的一派。

        北方多崇山峻嶺，北派山水畫氣勢磅礴；嶺南氣候溫潤，花鳥畫與這里的氣候地貌相映襯，有天然優(yōu)勢。蘇家兩代人累計80余年從事花鳥畫研習，以家學的方式形成嶺南花鳥畫重視寫生、為物象賦神的一派。父輩蘇臥農(nóng)雖已去世，但被美術史定論為高劍父弟子中花鳥畫最杰出的弟子；而子輩中，蘇百鈞北上中央美院任教，成為享譽當今畫壇的著名花鳥畫家，蘇百揆則留守廣州父親當年作畫的故地，與花鳥共居一處，默默從事對花鳥畫的研習、創(chuàng)新。

        這嶺南花鳥畫中獨特的“蘇門三杰”，淡泊名利，遠離大眾視線，他們對花鳥畫有怎樣的探索？藝術上又有怎樣的創(chuàng)新？近日，南方日報記者走進了蘇百揆的畫室，采訪了這個獨特的花鳥畫世家。

        ●父——蘇臥農(nóng)

        嶺南畫壇一隱士，苦研花鳥淡名利

        在高劍父的諸多親傳弟子中，蘇臥農(nóng)可謂是花鳥畫成就最突出的弟子。這位在文革后期就悄然離世的嶺南畫派代表性傳人，身后聲名寂落，只有他留下的精密深邃的花鳥畫作在花鳥畫業(yè)內(nèi)默默流傳，被不少后學者奉為圭臬。

        成為高劍父最得意的花鳥畫弟子

        出身于廣州花農(nóng)家庭，蘇臥農(nóng)很早便與花鳥結(jié)緣。1928年，27歲的蘇臥農(nóng)被高劍父看重，成為高劍父的開門弟子。后來蜚聲畫壇的嶺南畫派第二代傳人關山月、黎雄才比他晚進入春睡畫院近10年，可以說是他的“小師弟”。

        蘇百揆向南方日報記者回憶說，高劍父非常賞識蘇臥農(nóng)，不僅免除他在春睡畫院的學費，還資助他赴日本留學。在日本，他跟隨畫家川崎小虎學習，川崎小虎是日本著名畫家東山魁夷的岳父。日本學習藝術的經(jīng)歷讓蘇臥農(nóng)的視野豁然開朗，日本畫大膽吸收歐洲水彩和油畫的變革之路，觸動了立志“國畫革命”的蘇臥農(nóng)。

        恩師高劍父提倡“新國畫”，可以說，蘇臥農(nóng)在花鳥畫方面苦研深鉆的變革之路，使他成為高劍父最得意的花鳥畫弟子。留日歸來后，蘇臥農(nóng)與方仁定等師兄弟一同舉辦了四人畫展。正是因為這次畫展，感動了只身前來廣州求學的關山月，他決定報考春睡畫院，日后也成為高劍父最有名的學生之一。

        在蘇臥農(nóng)之前，明清花鳥畫傾向于“以物詠志”，借花鳥題材抒發(fā)自己的憤世嫉俗、志向高遠，比如八大山人。但清末以后的文人畫，逐漸趨向于筆墨把玩，不少畫面失去了說服力。蘇臥農(nóng)對花鳥畫的變革由此展開，他的畫重回寫生，以半工意為多。一方面回到了宋元工筆畫的筆墨精到，另一方面又注入新的時代氣息。

        “父親自幼在芳村花地就終日與花鳥魚蟲為伴。”蘇百揆回憶說，父親蘇臥農(nóng)的生活中充斥著嶺南的四時花木，他的藝術人生就扎根于此，不斷加強對物象的提煉。可以說，花鳥既是他的第一人生——賴以為生的生計(曾以花農(nóng)為生)，又是他的第二人生——賴以實現(xiàn)理想的藝術世界。也正是這樣的雙重影響，使得蘇臥農(nóng)的花鳥畫，既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又獨具神韻，余味無窮。

        畫藝獨得澹遠清華之妙

        “在嶺南畫派諸門中，最淡泊自守、獨門閑居、不求聞達者就是蘇臥農(nóng)。”廣東省美協(xié)副主席盧延光曾這樣追憶這位畫壇前輩。

        蘇百揆回憶說，日本留學歸來后。高劍父推薦蘇臥農(nóng)擔任廣州市文化局局長，但蘇臥農(nóng)推辭了，后來選擇任教于廣州美院的前身——中南美專。解放后，為了專心作畫，蘇臥農(nóng)辭去了教務，任廣州文史研究館館員，歸隱廣州花地。

        幾畝花圃、農(nóng)田，四時嶺南植物，他種上木瓜、花卉，飼養(yǎng)兔子、金魚、熱帶魚，所居竹石池水，入目無一不是畫材，活脫脫變成一郊外花農(nóng)，終日以花鳥畫自娛。

        無車馬之喧，只有蟲鳥之樂。無追名逐利之煩惱，只有田園野趣。蘇臥農(nóng)居宿在廣州郊外花圃，安然度過了一波波運動，“反右”、“大躍進”、“文革”似乎都與他無關。他沉默寡言，不事交游，半生不慕名利，淡然終老，而花鳥畫藝卻出神入化，日臻化境。

        “父親有一種觀念，中國歷史幾千年官員無以名計，但真正的藝術家卻屈指可數(shù)，他愿意選擇這項更難的事業(yè)。”蘇百揆說。而廣州美院教授陳少豐也認為，蘇臥農(nóng)一生與時流相左，視名利為一種災難。高劍父生前曾多次與弟子強調(diào)，畫人應進行“出山泉水濁，在山泉水清”的人格自我塑造上，蘇臥農(nóng)堪稱這一主張的踐行者。

        一幅《薄冰》，灰鳥幾只、寒藤殘荷，湖影綽綽，似有鳥聲傳來……蘇臥農(nóng)筆下花鳥格外幽淡清雅、不失新意，對比前人更有忽見奇異之感，現(xiàn)代意味很重，獨樹一幟。

        人畫一境。民國時期香港著名收藏家、詩人鄭春霆曾這樣評述蘇臥農(nóng)：“守素安貧，沖襟粹質(zhì)，不瑣瑣于世事，故世事清高，如云山煙樹，出壑清泉，而其畫也不屑作驚世駭俗之想，有灑然獨得澹遠清華之妙。”

        ●子——蘇百鈞、蘇百揆

        續(xù)父親未竟命題，為花鳥賦當代神韻

        蘇臥農(nóng)晚年將精力灌注于兩個兒子的培養(yǎng)上。“文革”的動蕩年代，蘇臥農(nóng)足不出戶，囿居芳村花地，他終日教兩個兒子蘇百鈞、蘇百揆學習花鳥畫，也得意于這樣的微妙接續(xù)，兩個兒子日后都在花鳥畫上得父親神邃，接續(xù)了父親對花鳥畫變革的探索。

        翻開中國畫史，工筆花鳥畫因承載了太多傳統(tǒng)模式束縛，陳陳相因，缺少新意和靈性。如何為工筆花鳥賦神，融入畫者豐富情思？成為蘇百鈞、蘇百揆兄弟二人冥冥中共同選擇的藝術目標。

        “當時文革沒有課上，我小學三年級起就在家跟隨父親學習，抄字典、背古文觀止，幾乎天天畫畫，還系統(tǒng)地跟父親學書法、篆刻、畫論。”蘇百揆回憶說。而他們自幼在父親位于花地的花圃內(nèi)長大，家禽椋鳥、草木花果就生長在他們的生命里。

        豐厚的“花鳥畫”家學，讓哥哥蘇百鈞很快一鳴驚人。1984年，他考入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師從黎雄才、陳金章、梁世雄教授，專攻宋元工筆花鳥畫。1987年獲碩士學位后留校任教。新世紀初，中央美院為吸納嶺南花鳥的探索成果，將他調(diào)入中央美院國畫系花鳥教研室主任。

        盡管從事著雕琢萬物的工筆花鳥創(chuàng)作，蘇百鈞一直在探索“意”的融入。對悟鳥語，獨領花義，感悟自然，體味生命。他在深刻鉆研宋代工筆的基礎上，廣泛吸收西方營養(yǎng)，面向生活，錘煉筆墨。筆下的草木花鳥氣象清雅而別致，勃勃有新意。在繁密至極的工筆花鳥畫中，注入情思神韻——或淡泊空寂、或野逸超凡。

        “他的創(chuàng)作重在造境，絹素空間成為花鳥生命的家園，均是有情、有感、有形、有意之境。可以說，他是新時期以來中國花鳥畫創(chuàng)作走向‘大花鳥境界’的一位突出的中年代表。”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這樣評價蘇百鈞。

        而其弟弟蘇百揆則數(shù)十年不離花地，獨守父親當年的故地，潛心鉆研花鳥畫藝。與哥哥蘇百鈞學院化的立場不同，蘇百揆更為散淡、超脫，他現(xiàn)任廣東省青年美術家協(xié)會副主席兼秘書長。但基本推辭一切社會活動，成為一位徹徹底底以藝謀生的職業(yè)畫家。

        讓人驚訝的是，蘇百揆為了捕捉禽鳥之精邃，數(shù)十年與禽鳥為伴。他常常于芳村花鳥市集購回各類山雀海鳥，養(yǎng)之數(shù)日，寫生完畢，將其放飛。竟然有一次，一只“金相思”放生數(shù)次竟不愿離去。他還幫一只“赤翅鴉鵑”養(yǎng)好腿傷，此鳥極通靈性，蘇百揆將對它的寫生畫作懸掛墻壁，它見后竟雀躍起舞，如見同伴。

        在花鳥畫的世界里，蘇百揆似乎用藝術的方式為每一禽鳥、花卉尋覓“物語”。他筆下的蘭花，淡淡暗香，幽然君子之氣，像一只彩蝶，讓人想到“莊周夢蝶”之意……緣于對自然物種長期而深刻的體悟，每一種花、每一種鳥，在蘇百揆的畫中都展現(xiàn)出獨特的“花語”、“鳥性”。有人說，蘇百揆的花鳥畫仿佛可以攝入萬物的魂魄，繁密精細到極致的工筆中，滲入畫家對一花一鳥的生命體驗，仿佛有一束束光，將萬物造化的靈性、神氣全然凝刻于一紙一絹，令人嘆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