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全林 竹雕草蟲白菜圖筆筒（清早期） 故宮博物院藏 

        5月初，《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刊出《疁城絕藝獨擅場》等一組有關嘉定竹刻的文章。想到閉展不久的上海博物館竹刻藝術展——“竹鏤文心”。文心，正是嘉定竹刻之魂。我曾撰文認為“嘉定竹刻的最大特點是在于文人的介入和作品的文化氣息”，這次竹刻藝術展，我近距離欣賞了明清竹藝珍品，對此感悟更深。　　

        清金元玨《竹人錄》和近代褚德彝《竹人續(xù)錄》記載的嘉定竹人，不乏文化大家，李流芳就在其列。李流芳其詩“風骨自高，不能掩其真性靈也”（沈德潛《明詩別裁》）；其文清新自然，被黃宗羲稱“文中有畫”；書法學蘇軾，渾厚大氣；他又善金石篆刻，作品古樸雅致；他的畫成就更是不凡，許多課徒畫稿被編入《芥子園畫傳》。竹刻展上，我首次見識他的行草書臂擱，“梅子黃時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一首蘇東坡的《蝶戀花》，頃刻讓我感受到其間彌漫的文人氣息撲面而來。　　

        早就聽說1966年寶山顧村出土的《劉阮入天臺香薰》是朱小松的代表作，以前只見圖片，這次能見實物，著實欣喜。此件高僅16.5厘米，口徑3.6厘米，所刻內(nèi)容卻極豐富，朱小松運用透雕、深浮雕，兼以平雕、留青和鑲嵌，將東漢時劉晨與阮肇采藥天臺山迷路遇仙女，在仙境樂不思蜀流連忘返的神話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山石樹木禽獸精細入微，可謂“鳥欲舒翼花欲舞風，人則瞪目而衣舉，蟲則昂股而氣雄”。難怪被王世襄“嘆為竹刻無上精品，第一重器”。　　

        另一件鄧孚嘉的竹根雕《陶淵明賞菊》也堪稱文人竹刻的佳作，高14.4厘米，寬8.2厘米，“老松一株，枝干紛挐，挺然獨秀。五柳先生立于松下，手持菊花一枝，注視著坡上的靈芝草。刻件并無籬菊，更無南山，卻自然使人念及‘悠然’詩句。”（王世襄《錦灰堆》）反復觀看，確如世襄老人所言“轉覺雋永有味”。　　

        從 “嘉定三朱”的作品到沈大生的《庭園讀書圖筆筒》，從吳之璠《劉海戲蟾圖筆筒》到周顥的《竹石圖筆筒》，上博展覽所見嘉定竹刻表現(xiàn)的內(nèi)容，充分體現(xiàn)了明代至清中期竹人的豐富學識與文化修養(yǎng)。它們有的以文學故事作題材，“精細得神，最為工絕，為識者所珍奉”，有的直接吟誦古典詩詞，內(nèi)蘊之豐富，為當今一些學識淺薄的匠人所無法企及。　　

        當代嘉定作家中，我較多關注竹刻藝術，與嘉定竹人交往也頗多，甚至一起進山，親歷他們選竹取竹。因感嘆當今竹人多缺文化，多年前就建議他們多讀書，認為陸儼少“四分讀書三分寫字三分畫畫”，同樣適于竹人。但能聽進去的并不多，擔心“磨刀”會誤了他們的“砍柴工”。直至有一天，終于有竹人認為我言之有理。他就是后來成為上海市工藝美術大師的張偉忠。一段時間不見，每次再逢，他總讓我刮目相看。一次他說在琢磨柳宗元的《小石潭記》，想用竹刻表現(xiàn)這篇山水游記。我望著他頓覺陌生。《小石潭記》他先后設計了五稿。我不知偉忠現(xiàn)在有沒有完成，但至少我得知中國優(yōu)秀的古典文學已對他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影響。他還想有一日能在竹刻中表現(xiàn)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等等。

        自最后一個傳統(tǒng)竹刻大師潘行庸辭世后，嘉定竹刻陷入較長時間的沉寂。2006年，嘉定竹刻入選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名錄后，竹人或重操舊業(yè)或開辦工作室，又熱鬧起來。但是如果文化底蘊不足，這情景難免有點像清末。清末，經(jīng)營竹刻制品的店鋪在嘉定州橋櫛比鱗次，但真正的文人竹刻卻寥若晨星。竹件變成商品，竹人轉為商賈，當年程庭鷺曾為之痛惜不已。時隔百余年，嘉定仍希望出現(xiàn)有學養(yǎng)有悟性的竹人和有內(nèi)涵耐尋味的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