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用尺子，徒手繪制現代版《清明上河圖》，徐健國耗時14年。（徐健國《申城新瑞圖卷》水墨本局部）

        美籍華裔畫家徐健國以《清明上河圖》為參照，創作了城市山水《申城新瑞圖卷》，畫作尺寸跟《清明上河圖》相近，不同的是只見建筑不見人物——與北宋相比，如今一個城市的面貌更多取決于建筑，而不是市民。即使只畫建筑，徐健國還是會遇到一些麻煩……
        2011年11月，美籍華裔畫家徐健國來到廣州。
        此前他為家鄉上海創作的城市山水《申城新瑞圖卷》在上海世博會上展出，聲名鵲起——被評論界和媒體拿來作比的是宋人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之后有地方政府開價請徐健國繪制類似的“城市宣傳畫”，被他婉拒。“投入不進去。”徐健國形容自己創作城市山水畫是一場“戀愛”，“不喜歡怎么談戀愛？”
        廣州的朋友約徐健國飲早茶。這是當地人習慣的一種社交方式。約在清晨六點半，徐健國起個大早，提早五分鐘到達酒樓。只見一片漆黑，他很納悶，“是不是關門了？”
        正待要離開時，燈突然全部亮了。讓他驚訝的是，大堂里烏壓壓坐滿了人。“那些人靜靜地在等待一個時刻一樣。”
        徐健國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所見的燈亮后的那一幕：有人在看報紙、等朋友，有人在聊天，態度悠閑，聲音也越來越吵……“這真的是生活。”
        2012年4月底，由10幅28厘米直徑的團扇組成的《羊城賦圖》在“當代藝術的超越：美籍華裔畫家徐健國四十年藝術求索”展覽上正式亮相。
        還是五分鐘
        五分鐘的等待，身處明與暗的交界——對徐健國來說，這樣的情境并不陌生。
        五十年前，上海畫家葉之浩收十歲的徐健國為徒。第一堂課約在正午十二點，那天徐健國也提早了五分鐘到。敲葉家的窗戶，沒人應答，只好在日光下坐著等。
        “你早到五分鐘，就從我的生命當中拿掉五分鐘；你晚到五分鐘，還是從我的生命拿掉五分鐘——以后要準時。”這是葉之浩不開門的理由。
        “哪有那么嚴重？那時候覺得時間好像用不完。”徐健國當時很不理解。
        十二點整，門開了。徐健國從1961年明晃晃的社會主義新世界里，一頭闖進古意幽遠的傳統山水畫中。
        后世的美術愛好者恐怕再難有這樣的教育：免費的私塾式教育，每堂課一站就是三小時，從一草一石畫到青綠山水，還要幫老先生研墨、曬書……三年下來，徐健國練就“童子功”。直到有一天，老先生說：“好了，現在我沒什么東西教你了，我們做朋友吧。”后來，徐健國在英國看到一些老紳士，就憶起葉之浩：“這樣的中國人，現在已經沒有了。”
        至今留存在徐健國身上的，還有這種傳統文人式的不徐不疾，溫文有禮。
        “文革”開始后，徐健國先去崇明長征農場插隊五年，1973年考入上海戲劇學院舞美系。
        “那個時候大家都到馬路上去造反。”徐健國卻跑去空蕩蕩的上海歷史博物館，逛累了在窗臺旁歇一會——這也是庸常世界與藝術殿堂的一道界線——窗外是光明大道，窗內則是滿室暗塵，“樓是朝西的，在夕陽下，那些青銅器古物閃閃發光。”
        徐健國選擇投身后一個世界。畢業后，在上海歌劇院擔任了八年布景師。1984年獲得獎學金赴美求學，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出國的畫家。
        “原來中國人這么讀書”
        “如果沒有到美國，我永遠畫不出《申城新瑞圖卷》，我知道的——我沒有看清楚自己是誰。”徐健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與當時中國旅美藝術家喜歡扎堆的風氣不同，他選擇離群索居，盡快融入當地社會。到紐約的第二年，被一家畫廊看中，成為最早的華裔簽約畫家之一。同期嶄露頭角的還有陳逸飛。
        那時附近的華人鄰居李安賦閑在家，抱著小孩，買菜做飯。“我運氣比較好。”很快徐健國就與妻女在美國團聚。
        關于徐健國那些西洋畫作品的特點，流傳著一些說法。比如他把宣紙蒙在畫布上作畫，顏料有“中西合璧”的獨家配方等等。徐健國表示：“蒙上是出不來效果的，很多人做過這個試驗，一冷一縮以后會出問題。”不過，他確實要去跟顏料廠的老板談判，“我的訂貨只有一點點。”
        “其實，我一直在研究我自己認為很重要的一塊——藝術基因。”徐健國更在意的，不只是繪畫技法和材料上的探索，而是“找自己”。
        以人為鏡。在紐約巴德學院就讀時，他習慣把書按扇面形擺在工作室地上，躺在地上看，困了就睡，醒來繼續。靠身體的挪動，一本本看過去。別人驚嘆：原來中國人這么讀書。班上25人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像一個國際大賣場”：有的對形體方塊和硬邊藝術感興趣，有的可以用彩色鉛筆重復一個動作填滿畫紙，有的用手術刀、馬桶塞進行創作……“對于習慣用筆墨渲染的中國人來說，非常驚訝。”徐健國說，只有生吃過奶酪，拿啤酒當飲料，才會更了解中國菜的做法和味道。
        藝術品是另一種鏡鑒。1987年，徐健國開始接觸收藏。一個唐代的老子銅像，一個非洲女孩的頭像，放到一起看：“女孩子用非常單純的眼睛看待世界，老子非常沉靜、有智慧，一對比很有意思。”再比如，他買到的南宋宮廷畫與印度宮廷畫，材料相近，都有線條，“對線條的運用、理念是怎么樣？馬上就比較出來。”
        后來徐健國耗時六年為紐約的朋友設計監制私家園林。作為這個三維立體空間的總設計師，他帶領一群外國人和福建泥瓦匠植樹造園，協調東西建筑如何相處：西方“大就是大，給你力量”，中國移步造景，曲徑通幽。
        “必須是——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在美國所受的當代藝術教育讓徐健國認識到，“作為一個中國人，所要表現和發揮的，應當是根上的東西。”
        徐健國想把一些被忽略掉的東西撿回來。中國畫，他十歲就開始研習的這一繪畫方式，重又出現在他的藝術之路上。
        畫城市山水不是畫工程圖
        “目前的很多形式和方法，完全是文人筆墨的調侃，這是一種墮落。”隔著大洋看中國傳統畫的發展現狀，徐健國說。
        1994年，他開始構思用傳統水墨在絲絹上與現代上海進行一場對話，“我只是畫家而已。”除了向《清明上河圖》致敬，他的宏愿還包括：讓中國山水畫“往前跨一步”，也讓中西文化能夠在此找到一個結合點，“退而為新文人畫，進而則道濟天下。”
        徐健國不得不取消很多個展，收入銳減——畫廊中意的還是他那些西洋畫作。此后他往返中美17次，歷時14年。
        對于觀者來說，《申城新瑞圖卷》與《清明上河圖》的最大不同可能在于：街市人潮漸漸退后以至消失。鋼筋泥石，城市森然，人如螻蟻。
        “畫出來沒有古意，就是僵冰冰的城市。”最開始畫局部，屢遭失敗。徐健國形容，“下筆顫抖，筆里面沒有自信。”
        “沒有一個人告訴我該怎么走。”他用彭加木迷失羅布泊來形容那五年的心境，嚴重時還去看了心理醫生。
        1999年，徐健國去法國尼斯馬蒂斯博物館。面對馬蒂斯設計教堂的十余幅草圖，當時就震驚了：中間數幅線條雜亂，“一看像是不會畫畫的人畫的，完全找不到方向”。到了最后一幅，線條洗練，河清海晏。徐健國近乎狂喜，豁然開朗。
        他正式開始了在上海與紐約之間的折騰，難度仍然超乎想象——
        新舊交替，華洋雜處，如何布局取舍？玻璃、金屬等建筑材質該如何用傳統技法表現？無法航拍，徐健國必須騎著自行車到處拍照、畫草圖；仰視所見，還得畫成俯瞰的景觀，角度細節要起大變化；往返之間，某一棟建筑忽然沒了，“拆得比畫得還快”……
        畫城市山水不是畫工程圖，徐健國更強調自己是“通過城市來抒發對中國文化價值的認識”，因此不拘泥于“一塊石頭、一個樓層”。
        徐健國慢慢進入創作的“熱戀期”，樂趣難以言說。“絹一打開，我感到心情平靜，擁有的是整個世界。”
        2004年，長6.06米、寬0.48米的水墨本完工。有人數了數，光建筑就有六千多棟。帶回上海，上海博物館的老先生鄭為扔給他八個字：“洋洋大觀，精神可嘉。”
        鄭為后來補充：“毛病不少”，比如畫的樓太寫實。徐健國與他爭論，自己也看出一些問題。于是埋頭畫第二張，比第一張長兩米，“把中間和尾巴拉松，氣韻出來了。”
        一畫又是三年。丟了筆，徐健國去黃浦江坐船散心，回來時接近黃昏，沿岸燈火明滅起伏，“不行！第二張一定要是彩色的。”
        其實徐健國每次經歷的磨難，都來自于跟自己“過不去”。
        這一次，“做最難的”，要有光的色彩：中國畫從來沒有夜景，就畫夜景，要讓霓虹燈閃光——青綠山水的冷色與紅黃燈光如何結合，是大難題；中國畫沒有時間感，就畫出時間感——西方繪畫對時間的處理是某一時刻的截面，“我就要把下午、晚上、早晨全部畫在一幅畫里，正好把中國卷軸畫的特點融進去”。
        為了呈現光影色彩、明暗變化，徐健國借鑒西方繪畫的表現手法。“文化沒有界限，只是你自己有界限。”但凡有用，都拿來一試。比如先用白粉打底，一層一層上色：棕黃偏一點點藍，再是煙紫色，補色時多來兩次，燈就亮了。彩色本呈現出來的主調，是一種帶著神秘與憂傷色彩的藍綠色。
        1995年，上海作家王安憶發表了長篇小說《長恨歌》，其開篇描摹的城市景觀與《申城新瑞圖卷》彩色本的某些局部幾乎可以對照閱讀——
        “站一個至高點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它是這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街道和樓房凸現在它之上，是一些點和線，而它則是中國畫中稱為皴法的那類筆觸，是將空白填滿的。當天黑下來，燈亮起來的時分，這些點和線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
        徐健國還以傳統筆法描繪紐約、倫敦、巴黎、布拉格、佛羅倫薩、香港等國際都市的局部風景。輪到創作《羊城賦圖》，設定新挑戰：畫焰火、畫現代城市的龍舟競渡、畫山水中的人……
        與徐健國維持了二十多年關系的畫廊數年前關閉，對他來說也是一種“解脫”：西方市場對他的城市山水畫興趣并不大。他的知音還是中國人。
        下一步，徐健國準備用中國傳統倫理的概念研發新的形式，創作環保主題作品，“天人合一的概念是最環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