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奎·恩維佐在“交點6”的開幕演講 Sebastian Bolesch 版權所有

        “交點6(Meeting Points 6)”是國際藝術家們就中東和北非發生的群眾抗爭浪潮進行的一系列討論、行為表演和影片放映活動，于今年1月在柏林落下帷幕。此前，該項目在阿曼、貝魯特和布魯塞爾巡回進行，由慕尼黑美術館(Haus der Kunst)館長、第11屆卡塞爾文獻展(Documenta 11)藝術總監奧奎·恩維佐(Okwui Enwezor)策劃。本月末，由波蘭藝術家亞特·祖米弗斯基(Artur ?mijewski)擔任策展人的第7屆柏林雙年展即將開幕，也將“激進的政治實踐和街頭抵抗”作為關注的主題。對藝術而言，這該視作“風云際會”，還是對藝術“自治性”的考驗?ARTINFO德國站在這種氛圍中對奧奎進行了專訪——當時他剛剛就“診斷性藝術(diagnostic art)”、圣戰和抗爭的持久性進行過討論。
        ARTINFO：你是如何介入到“交點6”之中，又是怎樣想到要與“阿拉伯之春”發生關聯的？
        奧奎：大約3年前，一個名為“青年阿拉伯劇場基金(Young Arab Theater Fund)”的組織請我考慮負責“交點6”的組織工作。我對這一邀請進行了慎重的考慮，項目的發生環境非常吸引我，因為一個在如此復雜與廣闊的地緣政治和文化圖景中工作的機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思慮再三后，我接受了邀請，但條件是再適當寬限些時間。當時打算在2010年進行，但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考慮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又弄一個雙年展出來，他們答應了。
        ARTINFO：昨晚，你談到藝術應是診斷性的（diagnostic）而不是預后性的（prognostic），我頗覺有趣，但不清楚該如何界定這種“診斷性藝術”？
        奧奎：我試圖提出這種“診斷性”的職能，因為在整個20世紀，我們都生活在一種變革引發的狂喜癥中。由于這種狂喜癥，我們向未來、向烏托邦的元素投入得過多，而對后果缺乏適當的思考。你或許記得，在20世紀50年代，力挺蘇聯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們必須甘愿與斯大林的種種行為達成妥協。這意味著，如果當時有一種適當的診斷方法，那些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便可以在蘇聯政權的極權本性與他們自身對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觀念的理智效忠之間劃出一定的距離。但這并不是說我們不該對藝術抱任何希望。并不是說我們希望去規定一套藝術在公共領域中運行的方法，而是將“阿拉伯之春”諸事作為思考當下的一些新方式，在藝術中，這只有通過“診斷性”的方法才可能實現，而不是通過狂喜癥的預后。
        ARTINFO：所以，這更多是指向一些東西，開放諸多可能性？
        奧奎：完全正確，而不是簡單地跳進虛空，就是這樣。
        ARTINFO：非常有趣的是，特別是最近，很多國際藝術展覽都公然地搞起了政治。前幾天，柏林雙年展的策展人說他對藝術參與政治比對藝術本身更感興趣，如是云云。你卻要求藝術保持自治（autonomous），不要成為激進主義（activism）本身，而要保持一種更偏“診斷性”的職能？
        奧奎：在實踐方法論層面，我完全不反對激進主義。然而，激進主義不是在任何環境中都行得通的唯一策略。就中東和北非的情況而言，我感到有趣而又有說服力的，是從以激進分子為基礎的(activist-based)實踐到我認為是以公民為基礎的(civic-based)實踐之間發生的微妙而難以覺察的轉變。藝術家從沒說過他們的作品是以公民為基礎的，但他們提出一種新的視角對我很有啟發，我希望能在自己的策展研究中將其延續，提出一種思考形式，而不是將占領華爾街與“能改變世界的藝術”摻和在一起，就此來說是這樣。我將“政治范疇(the realm of politics)”和“政治性范疇(the realm of the political)”區分開來：前者是表達與行動的主體化;后者卻是一些組織結構，人們可以通過它來行動。所以，我談到的政治性是對阿蘭·巴丟(Alain Badiou)稱作“政治作為真理過程(politics as truth procedure)”的范疇的發展。藝術無疑是對話性和辯證性的，處于“政治作為真理過程”的進程內部，所以我希望以這種方式獲得一種更復雜的政治與藝術觀，簡而言之是“政治生產(the production of politics)”。
        ARTINFO：你還談到圣戰（Jihad）是你策劃展覽受到的重要影響之一。西方通常將圣戰看做一種伊斯蘭教極端行為，你卻更傾向從道德對立的角度處理這一問題？
        奧奎：我從圣戰的組織結構作為一種精神抗爭的形式開始。暴力的可能性作為這種精神抗爭的一部分，并未被排除在外。這取決與其部署的方式。但我更感興趣的是圣戰作為一種抗爭的哲學維度，抗爭在這種意義上的本質。而不是它的漫畫版——我們已屢見不鮮：伊斯蘭教政治力量、原教旨主義者或伊斯蘭教極端分子的意識形態抗爭。在“Locus Agonistes”即抗爭定位方面我想談的，是這種抗爭是更具哲學性的，從civitas的組織結構、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組織結構和公民德行(civility)的組織結構來看，是為意義深遠的東西而進行的抗爭。拉丁文civitas可視作對共同體、公民身份、集體和公民德行的一種認識的組織結構，以交流的模式為依據。在此，一些交涉圖式是必須的，它們本質上是抗爭的所在，但在圣戰的語境中，這種抗爭是與暴力無關的，或者說，至少與當下我們和圣戰相聯系的那種天啟式的、虛無主義的暴力無關。
        ARTINFO：所以，這反映出藝術中的轉變，從著眼于某種特定的政治關聯，到著眼于更偏形而上學的、本體論的立場？
        奧奎：是的，完全正確。
        ARTINFO：你怎樣選擇藝術家來實現你的意圖，將景觀（spectacle）與觀者（spectator）之間的空間縮至最小？我知道今天會有莫娜·哈透姆（Mona Hatoum）的行為表演，但那是80年代的作品了吧？
        奧奎：對，是80年代的。“交點”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形式。在阿曼，只是為期一天的行為表演，然后實施裝置，現在仍在進行。那是一件漫長的聲音裝置作品，將持續一年。在貝魯特是展覽，有工作坊和一系列的展覽，還有行為表演。在布魯塞爾則將兩者分開進行。而在這兒，在柏林，我們以許多方式回應著一種暫時性的密度(temporal thickness)，一種聚合(convergence)的時刻，以及這種聚合的消散(dissipation)。因此我們設置了3個平臺(stage)的結構，公眾可以在其中移動。那是些隱喻意義上的平臺，而不是字面意義上的平臺。但每個平臺仍體現項目的一個核心方面：在“行為/表演平臺”，我們有各種單人表演和獨白，是完全非戲劇性的，所以沒有對觀眾空間與表演空間的限定。其次是“討論平臺”，我們在其中評價、思考和反省“阿拉伯之春”在“公民生產(the production of the civic)”方面的意義。此外還有“視覺平臺”，是偉大的敘利亞電影人奧馬爾·阿米爾拉雷(Omar Amiralay)的回顧展。這些空間如此便構成一個星群，模糊了彼此間的界限。它們以非常特別的方式觸及問題，但同樣也打開別的孔徑，使你能從中看到項目如何進行。
        ARTINFO：這同樣為展覽帶來某種緊迫感。有趣的是，這正好在“阿拉伯之春”開始一周年時進行，我想許多人對此都開始淡忘了，而這又喚回某種緊迫感。
        奧奎：我們并不是按照這個策劃的。在1月，我們一看日歷就震驚了。這些巧合說明這個項目的時效性，與仍在展開之中的歷史事件發生著關聯。所以我們拭目以待。展覽確實是在這種巨大的、全球化的不安定感中開幕，我們已目睹如許的大事發生，正波及希臘，雅典。誰曾想到會如此!這些事件的發生帶來一種緊迫感。矛盾的是，我們同時又是這一切的受益者，無論其價值如何，它將這項目中的話語置于與當下發生之事如此迫近的分析距離，這棒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