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水墨寫意藝術特質體現在“書寫性”上
“水墨人物畫的問題很特殊,我們爭論了幾十年,今天想把話說清楚依然拗口。 ”談起水墨人物畫,晏陽說自己教學、創作幾十年,思考起來依然感到很困惑。 “時代在變化,中國畫要發展。一味癡迷于文人墨戲或全然得意于偶發狀態遠不能觸及人物畫的神經中樞,淺層次吸納再多外來的東西亦非純化中國畫語言。人物畫天生就承載著與山水畫、花鳥畫不同的使命。里面的核心問題,說到最簡,依然是造型與筆墨的糾纏不清。 ”
上世紀90年代初,晏陽考取魯迅美術學院研究生,師從中國畫藝術大師王盛烈,主修人物畫。晏陽說,水墨人物畫不像山水畫、花鳥畫那樣,傳統和理論都很系統,相對完善。傳統留給水墨人物畫可以直接繼承的東西很有限。爬行其間,甘苦自知。
文人畫的出現給中國傳統繪畫帶來太大的改變……支撐和成就文人畫理論的是山水畫和花鳥畫……今天的水墨人物畫可以直接借鑒和繼承的東西十分有限,在理論思考上帶來不少尷尬甚至混亂
“我們今天所說的水墨寫意即所謂‘文人畫’。文人——業余畫家,業余畫家筆下的東西成了一直延續到今天的中國傳統繪畫的主體,‘反客為主’,這很特殊,不能不說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獨有的極其特殊的現象。 ”
文人畫的出現給中國傳統繪畫帶來太大的改變,一旦被“文”化過,中國繪畫便從描摹外物走向了精神訴求,從客觀呈現走向了主觀抒發與宣泄,于是境的拓展、意的追求、趣的把玩等等便成了繪畫的主旨。晏陽說,與此平行的是對筆墨的突出強調,筆墨可以具有不依存于客觀物象的相對獨立性,它不僅是種形式美、結構美,而且在這種形式結構中能傳達出人的種種主觀精神境界以及 “氣韻”、“興味”,從而使中國畫獲得了一種遣興寄意的功能,同時也指向了更深的文化內涵和更高的精神品格。
但同時,另一方面的問題產生了。萌于唐,成于宋,盛于元的文人畫把繪畫的功能幾乎完全定位在主觀抒發和自娛自樂上。“事實上,支撐和成就文人畫理論的是山水畫和花鳥畫。人物的表現在文人畫里從來都是弱項,留給我們的只有梁楷、石恪等極少數畫家和極少數作品,較之浩若煙海的山水、花鳥,簡直少得可憐。 ”晏陽坦言,今天的水墨人物畫可以直接借鑒和繼承的東西十分有限,在理論思考上帶來不少尷尬甚至混亂。 “試想,把這樣一種 ‘不求形似’、‘聊以自慰’、只在筆情墨趣里遣興寄意的藝術規則平移到人物畫上,麻煩多,理不清,不是很正常嗎? ”
人物畫,由于表現內容的特殊性,其自身的藝術規律也就顯而易見。隨著人物造型功力被推到焦點,畫家抓取形象特征的敏銳,捕捉人物性格、氣質的果斷以及探索人物精神世界的睿智便天然地成為了評判的首要標準。 “簡單地說,造型的地位突出了,造型的要求也提高了。這是人物畫以外的題材沒有遇到過的問題,或者說,造型的問題在山水畫、花鳥畫里并沒有表現得那么集中和突出。 ”晏陽以黃賓虹為例,“他的山水畫,筆墨恣肆縱橫、古拙老辣、蒼潤華滋,而花鳥畫的筆墨卻相對嚴謹,多了些形的觀照??梢?,同是文人畫經常表現的題材,花鳥與山水在對‘形’的關注上,程度已然不同。 ”
“以形寫神”,形究竟還重要不重要?是神更重要還是形、神同樣重要……“似與不似之間”到底是個多大的范圍……關于水墨人物畫的造型與筆墨,似乎永遠糾纏不清……提高對于人物造型的關注,才是跳出筆墨官司糾纏,推動水墨人物畫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
中國的水墨畫在文人畫藝術主張的引領下,筆墨的地位日漸提高而造型的追求卻逐步消解。近半個世紀以來,關于人物畫筆墨與造型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以形寫神’,形究竟還重要不重要?是神更重要還是形、神同樣重要? ‘似與不似之間’到底是個多大的范圍? ‘意象’的藝術規律在哪里,技術上如何把握?太多的問題纏繞著大家,關于水墨人物畫的造型與筆墨,似乎永遠糾纏不清。 ”
晏陽說,寫實與寫意,嚴格精準和逸筆草草都還只是問題的表層,重要的是,致力于把握形象的深度,不讓藝術探討停留在淺層次上。 “幾十年來關于水墨人物畫的討論從未停止過,各種觀點交織碰撞,引發了許多藝術思考,也深刻地促進了水墨人物的創作。應該說,多樣化是藝術發展的良好狀態。然而從人物畫本身出發,問題主要集中于人物造型上,因為無論如何,人物形象永遠是人物畫的中心內容。 ”
“不同主張、不同觀點之間的理論探討、藝術爭論是好事,相互指責就無聊了,于中國畫發展不利,不是建設性。 ”晏陽推崇有“建設性”的討論。
他認為,在水墨人物畫里,筆墨意味的追求與造型意味的追求密不可分,經常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因而筆墨語言的研究探索過程實際上是與人物造型的研究探索相生相伴的。更多地注重造型基本功的磨礪和錘煉,提高對于人物造型的關注,才是跳出筆墨官司糾纏,遠離‘概念陷阱’,超越思維障礙,推動水墨人物畫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 ”
如法炮制,只剩下圓熟,繪畫的特質所剩無幾,今天的水墨人物畫壇上,這樣的畫家,這樣的作品比比皆是……失卻了真誠,技術的熟練只能導致小氣、匠氣、俗氣、江湖氣。書寫性是水墨寫意語言生命的全部,絕不是只靠技術支撐起來的,是感情活動的結果……圓熟、做作、擺腔調都生不出書寫性……留在紙上的痕跡無從預先規劃設計
近年來,關于中國畫的創作問題始終受到關注,當中包含著許多爭議性話題,對此,晏陽表示:“我聽不了導游半導體喇叭里的說辭,滾瓜爛熟卻難以入耳。正如某‘大師’的畫,不是不好,也難說有多好。如法炮制,只剩下圓熟,可以用心玩味的東西已經匱乏,繪畫的特質也就所剩無幾了。其實在今天的水墨人物畫壇上,這樣的畫家,這樣的作品比比皆是,大行其道。原因有很多,比如商品畫的沖擊、畫家急功近利、藝術認識的膚淺、各種筆會上畫家‘表演’的貽害……”
那么,水墨寫意的藝術特質究竟體現在哪里呢?晏陽說,體現在“書寫性”三個字上。
“書寫性總是呈現出某種隨機、即興的特質,是理解后的感覺、感覺中蘊含的理解。書寫性是水墨寫意語言生命的全部。書寫性絕不是只靠技術支撐起來的。書寫性的產生是感情活動的結果。圓熟、做作、擺腔調都生不出書寫性,因為那里面早已沒有了真誠。失卻了真誠,技術的熟練只能導致小氣、匠氣、俗氣、江湖氣。 ”
晏陽說,中國畫不能“裝”,裝瀟灑不行,裝古拙也不行,裝老裝小都不行。 “書寫,可以一揮而就,可以娓娓道來;可以激情澎湃,可以潤物無聲;可以大氣磅礴,恣肆瀟灑,也可以樸素中肯,一五一十……但無論怎么‘寫’,其內核永遠是真誠,是情感投入,是言而由衷。 ”
“從單一的技術角度解釋不清楚中國畫的筆墨,就緣于筆墨不是炫技的媒介,而是精神的載體,緣于人情感活動的復雜,心理體驗的豐富,精神世界的多樣。 ”他強調,伴隨著藝術表達進程的推進,畫家的情感無時不在與對象的碰撞中生發著,變動著,深化著,于是那留在紙上的痕跡也便成為了情緒、情感、感覺和體驗的記錄。而這一切都無從預先規劃設計,于是,書寫性與“真”水乳交融、互為表里了。
晏陽認為,一幅畫的繪制過程就如一次長途越野,成功的保障是心智和體魄,是隨機應對變化的知識、經驗和能力。感到自己越來越“胸有成竹”是件危險的事,事實上已經很難進入精神表達的層面,已經與藝術漸行漸遠了。 “其實很簡單,我們可以被兩個農民工粗糙的演唱打動,一如為凡·高熱烈的赤誠、齊白石透明的本真動情。感動我們的未必是精致和完美,而是那里面的情和真。 ”
對水墨人物畫作深入的富有建設性的研究與探討,就必須把筆墨的理想熔鑄于造型的追求,將二者視作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進行同步探討
要做到通過手中的毛筆抒情達性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對藝術家來說,感情投入不是一種技術層面的東西,而是一種內在的專業素質。
“我和研究生講,其實即便是人物寫生也遠不是現象的記錄,而應是情感的記錄。 ”晏陽常把“藝”和“術”分開說,“‘術’很好理解,一般地說,是經過反復訓練而形成的某種技能或特殊技能;‘藝’呢?復雜了,當中包括文化認知、情感體悟、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精神氣質、性格特征、審美理念等等。太多的東西都在里面,所以才有所謂‘畫外功夫’的說法。 ”
因此,他提出,“畫外功夫”要在漫長的藝術學習過程中有意識地培養和提高并使其升華。“古往今來,許多經典的或優秀的畫作無一不是出自文化素養全面、精神品格高尚、思想深刻、藝術技巧高超的畫家之手。 ”
說起當代水墨人物畫的優秀作品,晏陽列舉出很長的一串目錄,其中有世人熟知的王盛烈的《八女投江》,周思聰的《人民和總理》等等。此外,他對與他同齡的畫家袁武的作品 《東北抗聯》也十分贊賞,認為是近幾十年來水墨人物畫創作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晏陽說,關于中國畫若干問題的爭論幾十年來從未間斷過,而水墨人物,至今依然是最為沉重的話題。不同觀念的交叉,多種觀點的爭論,增進了水墨人物畫的長足發展,但接下來的探索依然艱巨,道路依然坎坷,依然充滿焦慮和困惑。
“經濟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中國當代藝術必將隨之出現新的轉型。日益濃厚的跨文化語境要求我們樹立代表中國主體意識和文化自覺的價值觀念,并以這種觀念體系來連接傳統與當代,構建自我本身。在這樣的大趨勢下,我們的藝術實踐更應多些理性,少些盲從和浮躁。 ”
他認為,想要對水墨人物畫作深入的富有建設性的研究與探討,就必須把筆墨的理想熔鑄于造型的追求,將二者視作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進行同步探討,在對個體生命的解讀中去張揚筆墨的審美價值,講求水墨語言的文化品格而拒絕陳腐,立足于時代審美特質去推演語言的范式而不去追逐時風,以一種不激不勵的狀態去思考和體悟、選擇與揚棄,去整合文化認知和審美體驗,去純化藝術語言,構建人生與藝術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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