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任何角度看，北宋在中國歷史上都是一段神奇的歲月。一方面，這個靠兵變誕生的王朝，終其一生都受到了北方民族的打壓，靠一紙喪權辱國的和約，延續國家命脈。另一方面，“國弱”的北宋，卻在多位儒雅帝王和一群政治上互不相讓、卻有共同審美追求的文人帶領下，實現了共同富裕，創造了絲毫不遜色于開元盛世的仁宗盛治，進而推動中國文化再上高峰，金石、書畫上的成就誘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收藏熱。而探討北宋收藏文化興起的外因內果，自然對身處收藏投資熱潮中的當代人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割地賠款引爆收藏熱
        在短時間內不會擁有時間機器的今人，要想完整描述北宋收藏勝景難于登天。就讓我們用觀察當今收藏圈的視角，將散落在各種歷史典籍中的只言片語重新整合，尋求窺一斑而知全豹。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中國的收藏市場已持續火爆二十年，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收藏熱潮的興起與中國經濟的發展、文化的興盛、富裕階層的壯大密不可分，盛世興收藏已成為人們普遍認同的規律。同樣，收藏文化在北宋時期的崛起也遵循了這一規律。
        在民族情緒高漲的人士看來，割地賠款的檀淵之盟無疑是漢民族的奇恥大辱，但在懦弱的宋真宗趙恒看來，檀淵之盟頗有“上上之選”的味道。據載和約簽訂伊始，宋真宗曾說：“再過幾十年，如果契丹背信棄義侵犯我國，那時候應該會出現有能力保衛大宋、抵抗侵略的人，現在老百姓已經受苦太多了。”
        以金錢換和平，使得被戰爭壓榨了數十年的大宋臣民煥發了強大的生產力，居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讓“歲幣”不再成為負擔。史料記載，就在檀淵之盟簽訂的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即多次下達詔書，要求百姓不要浪費糧食，禁止“銷金”為飾。普通消費品的充裕和奢侈品的出現，足以證明當時北宋蓬勃發展的經濟實力。另外，和約簽訂后，北宋與遼、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保持了長達百年的虛假和平，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保證，也讓政府暫時從戰爭狀態轉向了對國家的治理，為文化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土壤。
        北宋是中國由“武將治國”向“文人治國”轉變的重要節點，隨著和平的到來，在帝王和文人的推動下，中國文化再度起航，帶動了收藏熱的興起。在這之中，歷代帝王的重視和倡導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太祖趙匡胤雖然是武夫出身，和其后代子孫在文化素養上有明顯差距，但在即位之初便十分重視“文化事業”。時常將五代十國時期小王朝中的文物書畫集中于汴京。《圖畫見聞志》記載：“太祖平江表(南唐)，所得書畫賜予學士院。”宋太宗趙光義對書畫收藏更是重視，即位不久，便下詔令責成“天下邵縣搜訪前哲墨跡圖畫”。在這一命令下“先是荊湖轉運使獻出東漢草書、唐朝斡二馬圖，廣東韶州獻出唐張九齡肖像及文集，還有若干達官貴胄，迎上之所好，獻出古書畫以邀皇上寵幸”。他指派畫院待詔高文進、黃居 ，即西蜀名家黃筌之子，均精繪事兼擅鑒別，相繼將民間秘藏納入宮中。通過派大員到民間搜羅，官員們的獻納，以及接收南唐、西蜀庫中珍品全部，數目大有可觀。于是在端拱元年(988)特建秘閣于崇文院貯藏之。秘閣之中，除了上萬卷古籍善本外，還有法書名畫有數千卷。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家對收藏的推動，自然誘發了社會上對收藏的關注。北宋初年涌現了很多書畫鑒賞家，其中楚昭輔、王博、王貽名氣較高。
        楚昭輔，字拱辰，官至樞密使。《圖畫見聞志》有這樣一段記載：“江表用師之際，故樞密使楚公(昭輔)適典維揚(揚州)。于時調發軍餉。供濟甚廣，上(太宗趙光義)錄其功，將議進拜，公有陳愿寢爵賞，聞李煜內庫所藏書畫甚富，輒祈恩賜。上嘉恩賜。上嘉其志，遂以名筆百卷賜之，往入有李主(煜)圖篆暨唐賢跋尾。” 昭輔死后，這批書畫有所散失，其孫熙寧年間官至太常寺卿的楚泰再次購買，當時楚家家藏有江都王李緒畫的馬，韓畫的牛，王維《輞川圖》多件。王溥，字齊物，官至司空，《圖畫見聞錄》記載其收藏書畫甚為豐富，其死后，他的兒子貽正又繼續購買，曾給太宗獻畫十五卷，太宗只取了八卷，退還了七卷，為“王羲之父子墨跡，晉朝名臣墨跡、王徽之書，唐閻立本老子西經圖，薛稷畫鶴。”再如蘇易簡一家四代均從事古書畫搜集，藏有不少名跡，并經過著名書畫家兼鑒定家米芾過目。蘇氏家庭藏品究有多少，無記載可考，從文獻中得悉有晉王羲之《雪晴帖》、《蘭亭燕集序》，畢宏《山水》，顏真卿《乞米帖》，釋懷素《自敘帖》等均為其所藏。 
        金石學引爆青銅收藏
        在當下的收藏市場，明清書畫、瓷器、玉器是永恒不變的收藏主流，來自宋代的書畫、瓷器早已成為各路藏家心中可望不可即的夢想。那么在北宋，人們都收藏什么樣的奇珍異玩?
        除了上文所述，書畫收藏在皇家推動下大行其道外，在文人官員的主導下，“重文輕武”的北宋統治者獎勵經學，提倡恢復禮制，隨著墨拓術及印刷術的發展，以古物收集、整理、研究為對象的金石學逐漸產生，掀起了社會上對青銅器、碑拓、古籍、玉器的集藏熱潮。
        北宋《考古圖》和南宋《續考古圖》稱，北宋有青銅器藏家40多位，南宋有30多位，而不見著錄者則應更多。著名者有寇準、文彥博、劉敞、蘇軾、李公麟、歐陽修、呂大臨、趙明誠等。蘇軾的書房里就擺放著鼎鼎大名的楚王鐘。
        據記載，北宋的金石學、考古學發端于宋真宗時期對古銅器的研究。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乾州獲得古銅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證，驗其款識，認為是“史信父”。這一時期，金石學研究蔚然成風，名儒大臣多投身于此，并出現了一批對后世影響深遠的金石學家和專著。宋仁宗時的劉敞，刻《先秦古器圖碑》，對研究金石有開創之功。劉敞最為珍視11件有銘文的青銅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告誡后輩：“我死之后，不要忘記用它們來祭祀我。”可見一代文人學士之風尚。
        北宋名臣、學者歐陽修著有《集古錄》傳世，此書收錄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學術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學專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內容極為廣泛。考古學鼻祖呂大臨撰寫的《考古圖》，在編古器物書的體例方面多有建樹，該書是流傳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圖錄。此外還有趙明誠《金石錄》，據記載，趙明誠每得書畫鼎彝，即與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經過二十年努力訪求，收輯金石刻詞二千卷，包括所見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鐘鼎彝器銘文款識，以及碑銘、墓志等石刻文字。又據二千卷刻詞逐件鑒別考訂，撰成《金石錄》三十卷。前十卷共二千條，記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書畫近二千件的目錄，后二十卷收錄這些器物的跋文，敘述器物出土的時間、地點、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內容，是當時所見金石文字的總錄。趙明誠去世之后，李清照歷盡艱辛將該稿整理成書，并寫了一篇后序，名為《金石錄后序》。
        青銅器輝煌也讓同為古物的古代玉器登堂入室，成為當時藏家的鐘情之物。宋代的皇帝則是當時最大的玉器收藏家，宮廷宗正寺玉牒所、文思院上界和修內司玉作碾磨的玉器以及地方屬國、州郡進貢的玉器，是帝王玉器收藏的主要來源，如當時出產和闐美玉的于闐國就時常向宋室進貢玉器。南宋周密《武林舊事》卷九記載：紹興二十年(1150)十月，宋高宗趙構臨幸清河郡王張俊府第，張俊進奉果品寶器、書畫、匹帛等物，寶器中時作玉44件，古玉17件。皇帝所藏玉器之豐，由此可見一斑。 在皇帝的倡導和金石學研究風氣的影響下，文人士族階層亦購買收藏古玉，并對其進行考證研究，收藏玉器成為上層社會的一種時尚。北宋學者呂大臨精于文物鑒賞，在宮內兼職監管文物，他編纂的《考古圖》10卷中收錄皇宮中收藏的銅器210件，玉器14件，是中國最早的收錄玉器的圖書。
        藏家之間交易頻繁
        近年來隨著收藏投資風氣的興起，各類古玩藝術品在拍賣場和古玩市場中交易頻繁，天價頻出。同樣，北宋時期的藏家也熱衷于通過各種渠道搜集藏品，致使書畫、青銅器的市場價格在頻繁的交易中節節攀升。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記，都城東京的相國寺，殿后資圣門前有不少專門買賣“書籍玩好圖畫”的店鋪。凡在京的士夫官宦，或者往來京城的閑散文人、富有的外地鄉紳以及商旅過客，都常常去相國寺淘寶，許多古代的書畫名跡也多從這里流通聚集，又散落到各個藏家手中。明代謝肇《五雜俎》記載，北宋著名的書法家、收藏家米芾曾經和宰相富弼的女婿范大同去相國寺，看到一幅唐代王維所作的《雪圖》，米芾花“七百金”買下。另一次，米芾在相國寺僅用“八金”就購得了徐熙的真筆 “紙桃兩枝”。由 “七百金”買一幅王維《雪圖》可以推想，這次米芾撿了個大便宜。
        除了去古玩市場購買，藏家之間的交易在北宋也很普遍。通常說來，這類交易可分幾種方式，最常見的是直接用錢購買，米芾《畫史》記載：“劉子禮以五百千買錢樞密家畫五百軸，不開看，直交過，錢氏喜。既交畫，只一軸盧鴻自畫《草堂圖》已直百千矣”。此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互換的方式進行流通，這種互換并不限于書畫與書畫之間，只要是藏品，不論金銀玉器、鼎、彝、印章、犀象之具，還是珊瑚、翡翠以至奇石、古墨、硯瓦、碑帖，均可交換。《書史》就說到：“王獻之《送梨帖》??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真跡二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詵借余硯山去，不即還，劉為澤守，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 
        賞玩書畫奢侈異常
        和如今收藏圈“熙熙攘攘為利來”不同，文人群體主導的北宋收藏界似乎并不太重視收藏所帶來的經濟收益，有時候，為了體現相互之間的友誼，在文人的交游鑒賞活動中，收藏家也會將手中的藏品直接贈送。那么在買賣交易，互相贈與之外，北宋的文人收藏家如何經略手中藏品?除了上文所述，對個人藏品進行研究考量，編撰學術專著外，北宋藏家在鑒賞文玩上很有一套，很多做法開風氣之先，對后代收藏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米芾所著《畫史》中，有這樣一段即體現當時藏家收藏之富，又能說明賞玩方式的記載。“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于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可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為襯，乃可掛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在自家的廳堂中懸掛古畫，必須先用尺幅齊整相對的唐希雅、徐熙、巨然、范寬等人的作品裱褙裝飾，以作為懸掛更重要的“名筆”的背景;而假如是賞玩“晉筆”，則還需要比上述五代畫家更古遠的唐人作品作為背景襯托。這種豪奢的賞玩方式足以讓后世的鑒藏家瞠目結舌。
        當然鑒藏的樂趣并不僅此，更大的樂趣則是邀請圈內的朋友對自己的藏品品評鑒賞。這種方式既加深了鑒藏家之間的相互交流，也增進了彼此的鑒識能力。米芾《書史》載：“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里，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賞閱。”《畫史》則載：“唐彭王傅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在其孫曲江仲容處??嘗借留余家半月。”
        在今天的古玩市場上， 贗品如同“過江之鯽”令人防不勝防。同樣，贗品偽作的出現，也讓北宋這個“遍地真品”年代中的藏家不勝其擾。由于書畫市場的活躍，藏畫者多喜好前代名家名筆，“馬必韓，牛必戴嵩”。書畫作偽之風由此而起。據了解，當時贗品偽作之普遍，水平之高超，至今還讓人們感到震驚。作偽者除了身份卑微的職業畫工及文物經營者外，一些技藝精湛的文人書畫家，甚至富有的皇室貴族也參與其中。據米芾在《畫史》中透露，北宋著名畫家許道寧曾一度以仿冒李成的作品為業，而《書史》也在幾處記錄了駙馬都尉王詵作偽的事情，其中一則說到：“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因柜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皴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于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它尚多，未出示。”因為米芾酷好古帖，臨帖的水平又足以亂真，王詵就常常請他過府，拿出書帖讓他臨學。過不多久，米芾的臨帖就被王詵弄成偽作，或轉賣牟利，或與他人置換藏品了。
        宋徽宗的末世輝煌
        在消耗掉大量社會資本后，及至北宋末年，曾因戰亂散落民間的古玩書畫，絕大多數被收入皇宮和民間藏家手中。在社會風氣的影響和這些傳統藝術瑰寶的熏陶下，集藝術家與亡國之君于一身的宋徽宗趙佶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在將“大宋收藏文化”引向頂峰的同時，他也將國家帶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經過前后150年的積累，北宋后期宮廷書畫收藏越來越豐富，南宋鄧椿《畫繼》有云：“秘府之藏，充填溢，百倍先朝。”而徵宗趙佶在潛邸時就擅丹青，又酷嗜古代書畫，繼帝位后除了繼續大肆收羅歷代名作，天資聰穎，頗具藝術家氣質的他還花費了大量精力和財力對宮廷收藏的書畫進行保護、利用和整理。
        在書畫保護上，他對宮內舊藏書畫重新進行裝裱，并親自為書畫題寫標簽，重新裝裱過的書畫，世稱為“宣和裝”。另外，為了保護書畫，宋徽宗還命令畫院中的畫師對重要作品進行了臨摹復制，現藏遼寧博物館的唐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和藏于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的《搗練圖》，即是當時的臨摹之作。
        在書畫的利用上，宋徽宗除個人欣賞外，還不時召開“品鑒會”。邀請王宮大臣集體觀賞歷代名作。鄧椿《畫繼》記載，宣和四年三月，趙佶曾在內廷召集親王宰臣等，觀賞御府所藏圖畫及趙佶所摹古畫，并將他平時所作的書畫卷軸分賜各人。于是群臣爭先恐后，弄得“斷佩折巾”。朝廷之內，議政之所，竟成了賞賜書畫的“君臣慶會”。由于趙佶慷慨、頻繁的賞賜，使朝中大臣和貴官宗室擁有越來越多的書畫作品。這樣做的結果，使一大批貴官宦官有幸提高了藝術修養，甚至紛紛學畫，出現了趙伯駒、趙伯那樣的名家，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宋代文化的繁榮。 此外，宋徽宗還利用這些古畫進行教學，每隔十天就命人將部分畫作送到畫院中，供學生觀摩學習，培養下一代畫家。
        在書畫的整理鑒定上，宋徽宗先后任命沈喬年、米芾負責宮內書畫的管理工作。趙佶還命人分別為宮內書畫分別編撰了《宣和畫譜》和《宣和書鋪》兩本著錄。《宣和畫譜》二十卷，計231位歷代名家，各類作品6396件;《宣和書譜》二十卷，計歷代書家各種書體作品包括制造在內，共197人，墨跡1240余件。
        除了收藏鑒賞歷代名畫，宋徽宗對金石也十分熱衷，一度驅使天下臣民，為其搜羅銅器。大批的青銅器出土以后，不斷地涌到了皇帝身邊。每一器物動輒值數十貫甚至上千貫，因此“天下冢墓，破壞殆盡”(蔡條《鐵圍山叢談》)。大觀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銅器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間，皇宮里的收藏已達6000余件。據知，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訂編纂，分成二十類，共八百多件，是金石文物的精品。
        花費如此精力進行“文化事業”建設，足見宋徽宗對藝術的熱愛，可惜的是這樣一個傳統文化的優秀繼承者，偏偏生在了帝王家。《宋史》認為：“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趙佶能將業余愛好做到“天下一人”，卻將本職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毫無政治頭腦的他重用奸臣、縱情聲色，讓腐敗的毒瘤越長越大，最終讓綜合國力遠遠遜色于大宋的金人，撿了“天漏”。在遭遇“靖康之難”后，斷送了國家和自己的性命，平生珍愛的古玩書畫也隨之散失異鄉民間。
        如果說“收藏”是經濟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那么當一個國家對此趨之若鶩，致使收藏過熱發展的時候，只能說明這樣的國家已經劍走偏鋒，從“常態”走向“畸形”。雖然北宋的滅亡的原因復雜多樣，今人也不能將亡國的“重罪”，輕易地扣在“收藏”頭上。但試想，如果當時的主流階層不過度的“玩物喪志”，不被這些倡導文人情趣藝術品所“異化”，當時的統治集團會不會更早的警覺來自北方的威脅和內部腐敗的危害，會不會早一些出現像岳飛一樣的剛烈名將?而不是任由一群聽到戰爭就心里發虛，雙腿打顫，毫無氣慨的人繼續禍亂國家。歷史不能重演，教訓猶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