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2000年上海雙年展看作當代藝術在中國合法化轉型的開始，2011年上海美術館解體為中華藝術宮和上海當代博物館，以及拍賣業績的衰落，這預示著當代藝術以一種硬著陸式的轉型告一段落，并進入一個先天不足和被扭曲的發展瓶頸期。 
        當代藝術如同一架飛機硬著陸式的墜地，不免傷痕累累遭受重創。這架飛機在十年轉型中表現出四大困境：1. 合法化只取得一個“被統戰”對象的地位，但其批判性和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并未獲準登堂入室;2. 藝術市場呈一種初級的“傳銷”狀態，未能轉型為一個行業自律和以學術為基礎的成熟市場，大量資本被浪費在沒有藝術史價值的油畫投資上;3. 對西方藝術的學習暫告結束，但沒有產生突破性的標志藝術家，反映出幾代藝術家在藝術學養上的先天不足;4. 藝術投資、展示、傳播和市場等領域新加盟的人口暴增，但大部分從業人員不懂藝術，使得這些領域呈一種低水平的表面繁榮，當代藝術總體上過度的商業化、時尚化，不再具有前衛主義的性質。 
        798還是不是當代藝術中心? 
        在經歷了藝術家工作室區、商業畫廊和民營美術館聚集地兩個階段后，798藝術區正進入一個綜合的展示、時尚和商業中心的第三階段。有關798還是不是一個當代藝術中心的質疑進入了媒體討論。 
        798藝術區的展示內容不再是純粹的前衛藝術或當代藝術，即包括商業藝術、劣質當代藝術、傳統國畫、時尚產品、民間工藝品、行畫以及三流街頭雕塑，甚至還有相當于文革宣傳畫和假大空風景的北朝鮮油畫。這些展示藝術的亂局狀態表明798的性質發生了改變，理論上，798藝術區正在從當代藝術展示中心向一個商業藝術和時尚中心轉變。 
        專門銷售北朝鮮油畫的名為萬壽臺創作中心的入住，是對798作為一個當代藝術中心形象的顛覆。北朝鮮油畫仍然是一種極左意識形態和假大空美學的專制主義藝術，這樣一家畫廊不僅在798越做越紅火，還在門口豎起了一個按原型比例縮小的金日成政治象征的飛馬雕塑。理論上，798藝術區的非當代化，還不僅是商業化的原因，而是像萬壽臺畫廊的入駐，對以否定文革和思想解放為背景的改革三十年藝術構成了一個諷刺。 
        798的商業化也正在產生一種逆淘汰效應，越來越多的家具、首飾、皮包等設計店以及三流畫廊入駐，一些好的畫廊比如空白空間、麥勒畫廊等一家家退出。當代藝術的過度商業化不僅體現在798藝術機構的“逆淘汰”現象，還表現在藝術創作本身的商業化，798近年幾乎沒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前衛展覽，不少入住畫廊和美術館盡管也想展覽創新，但實在找不到多少探索性作品。 
        傳銷型的拍賣炒作走向衰敗
        對三十年當代藝術成果的傳銷型和惡炒性拍賣，在2011年走向衰敗是不爭的事實。這表現在三個方面：1. 拍賣會上買不到什么好作品，當代和傳統的好作品藏家都不再拿出來;2.天價垃圾的當代油畫大面積流拍，明目張膽的做局難以為繼;3. 著名拍賣行的拍賣預展亦假畫盛行，在成交價格虛報和拍假畫不承擔責任兩大拍賣業毒瘤不割除前，拍賣業呈現一片亂局。 
        文交所是傳銷型的拍賣炒作一個極端例子，這種類似香港賭馬式的藝術品份額化，不僅違反金融證券法(相當于可以遍地開證卷交易所)，在經歷了2011年大起大落的過山車后，表面上反映了國人急功近利的資本主義瘋狂，實質上跟2005年以來拍賣業天價做局模式的性質是一致的，即“資本萬能論”，這一模式認為存在一個不需以學術體系為基礎的藝術品的資本營銷，通過拍賣會這個可規避法律懲戒的平臺，可以任意操控社會輿論和市場信息，從而發展出一個操控性市場，任由幕后集團將三四流作品捧為天價。 
        由于涉及到對國家金融格局的沖擊，文交所在一年內被政府迅速整肅。但拍賣業整體上資本數額盤子小，其違法行為一直未能像文交所那樣被迅速制止。拍賣業實際上成為市場誠信和洗錢等貪腐活動的重災區，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文化部市場司牽頭搞了一個行業公約，但這個公約形同花瓶擺設，拍賣的違法和違背職業道德的現象，通過行業自律顯然做不到自我整頓，惟有修訂拍賣法和加強政府監管才能真正建設一個成熟的藝術市場。 
        當代藝術體制化的異化及其批評 
        對上海美術館的拆分、威尼斯國家館以及成都雙年展的批評，反映了藝術圈對當代藝術體制化的失望。 
        這種失望表現在：當代藝術的體制化這一成果，沒有轉化為更高層次的學術和探索機制，反而為少數利益集團中途攔截并控制，成為由一個左右逢源的美術官僚群體獨享的肥水不外流的“麻將”游戲。在體制內推進當代藝術的官僚群體由此形成一個“偽改革”群體，對這一群體的批評聲音在2011年達到高潮，尤其是針對上海美術館及上海雙年展、威尼斯國家館的體制批評，這一體制遭人非議之處，在于打著當代藝術的改革旗號退回到全國美展的官僚主義的操控模式。 
        近五年市場資本和官方機構的結合，造成當代藝術體制的異化，對這一現象的爭議集中在對成都雙年展的批評。成都雙年展背后的資本支持，創辦初期就來自民營資本和官方共同持股的聯合體。隨著金融危機的加深，成都雙年展的幕后資本亦產生國進民退，其結果即是雙年展的“嘉年華”或“旅游節”化，消減了雙年展對當代文化的獨立表態。 
        雙(三)年展變成“嘉年華”、“旅游節”以及官僚操控等異化現象，在上海雙年展、成都雙年展、北京雙年展等都愈演愈烈，這一問題成為藝術圈路人皆知的現象，雙年展、國家館以及各種政府大展的形象由此急劇下降，其后果則是當代藝術體制重回當年全國美展的“和稀泥”文化。

        明星領銜的展覽不再有號召力 
        藝術明星在市場價格、媒體知名度以及展覽評價上的過度出場和拔高，同時他們的形象不斷企業家化、娛樂化和商業化，但創作上卻乏善可陳，不斷重復、內容空洞和故作姿態，使得對他們的展覽出場產生“逆反應”，即他們的個展和由他們領銜的大型群展，不僅沒有因為他們的參加令人興奮，反而只要他們一參加，這個展覽就讓人有厭倦感或“審美疲勞”。 
        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由明星領銜的號稱要“改造歷史”的超級展，以及尤倫斯中心推出的“一個名人加一個學生”展，幾乎一反常態的反應平平。這種走到盡頭的“名人效應”還體現在各種民營美術館推出的三十年回顧展、名人大型回顧性個展。
        對有關“改造歷史”大展的資本來源及其異化模式的爭議，亦成為一個網絡和媒體批評的議題。諸多當代藝術大展的運作模式正產生一種明星疲勞癥的怪圈，即這種由市場操盤資本支持的民間大展，越來越類似于大片投資，只有某些明星的作品加盟展覽，投資人才會同意出錢，然而，只要這些明星的無聊重復的作品一旦參展，這個展覽又沒什么意思了。但沒有這些明星參加，又傻又市儈的投資人就一毛不拔了。 
        與此相應，反而各種小型的藝術探索展逐漸受到歡迎，可見藝術展的影響不是靠錢、權力和明星砸出來的。
         青年美展和藝術院校的實驗藝術教學的人文缺失
       “技術先行、人文缺失”成為當代藝術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藝術病癥。2011年度的上海青年美展和中央美院舉辦的“全國藝術院校實驗藝術教學成果展”，一度引發了網絡和媒體熱議。 
        年輕一代的藝術事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狀況，比如新媒體、時尚娛樂和商業化，以及觀念藝術和裝置藝術進入院校教學，這些領域鋪天蓋地的滲透影響了下一代的藝術。新一代的藝術有進步的一面，比如在制作技術和對國際新潮流的形式跟進上，但年輕一代藝術的最大缺陷則是精神內容退回到時尚雜志的水平，這被叫做“人文缺陷”。 
        另一個缺陷是，年輕一代在創作模式上仍然沒有超出八五新潮一代，依然是拿來主義，即拿國外的新潮形式和概念模仿改造一下。他們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上幾代人在前二十年靠引進新潮語言在國人面前扮演“前衛”以及打中國牌的后殖民政治的紅利效應，徹底被上幾代人消費一空，但新的學院訓練和價值觀體系并未形成。造成年輕一代打不出什么牌，甚至在學術訓練上并未超越徐冰這一代人的瓶頸現象。 
        中央美院搞的全國院校實驗藝術教學成果展正反映這一窘境，實驗藝術被設計成類似寫實造型的素描、寫生或藝術設計的構成訓練等課程，過于偏重形式練習、波普和觀念藝術的模仿，但幾乎沒有藝術思想、文史哲以及電影、音樂、建筑等其他先鋒藝術的知識訓練，在這種教育模式下，當代藝術的新一代創造性的突破可能幾乎為零。 
        對批評家和策展人的批評 
        對批評家和策展人的強烈不滿在2011年塵囂甚上，主要集中在批評家和策展人的收費和責難批評家、策展人沒有為當代藝術提供學術支持。 
        當代藝術圈確實有一批學術水平不高甚至不學無術的批評家、策展人，甚至有一些經紀人、畫廊老板、官員以批評家、策展人的名義從事欺世盜名和借藝術斂財的活動。對批評家和策展人的批評，反映經過五年的資本導向、市場先行和脫離學術的資本營銷的藝術模式走到了盡頭，人們厭倦了天價明星、資本惡炒、當代藝術推廣娛樂化，以及唯利是圖的藝術家、經紀人和拍賣業，期待有一種真正的藝術批評。 
        但針對藝術批評的不足以及對藝術批評的批評，仍有紙上談兵以及表面議論之嫌。比如大家光是鞭策別人批評做得不好，但自己不身體力行拯救學術;有關批評家和策展人的職業收費，這應是商業社會有關學術職業的正常之舉，問題不在該不該收費，而是如何謹守收費后的職業操守。正如偉大藝術家的作品可以賣天價，但他自己不該參與到銷售環節，或者找槍手創作。 
        前五年新興資本加入當代藝術，但是這些資金大部分投入市場交易環節，資本只管收割前三十年的藝術探索成果，惡炒新藝術品，但對學術和批評的基礎建設一毛不拔，這不僅使前景甚好的新藝術體制變成一攤亂局，喪失了良性提升的最好時機，而且誤導了社會和年輕一代對當代藝術的錯誤認識，比如價值觀上的金錢和明星崇拜，將三流藝術家看作大師。 
        對藝術批評和策展的批評，實際上體現了經過市場的第一輪狂歡后，人們終于認識到一個沒有批評和藝術史研究作為基礎的藝術市場是沒有前途的。沒有一個真正的批評和學術體系的支持，光是靠資本傳銷和娛樂化的媒體推廣，即使把一個三流藝術家推上大師寶座，這個寶座也只能霸占短暫的時光，不用很久會被趕下來。2011年人們對明星效應的疲倦癥就是一個明證。 
        總體上，2011年預示著當代藝術三十年形成的創作、市場和體制化的初級模式徹底難以為繼的落幕，主要表現在：藝術創作上，改造模仿外國語言的拿來主義效應不再，創造性的新方向尚未出現;在市場營銷上，脫離批評和學術的擊鼓傳花式的傳銷和惡炒做局，以及娛樂化的藝術推廣亦走到盡頭;年輕一代藝術家在技術上追上了國際潮流，但在藝術思想上的學院訓練尚未建立，造成他們與上兩代一樣，在本科期間先天不足的知識訓練，既不懂西方亦不懂傳統。
        學術研究和學院訓練是一個長期的積累過程，不似資本炒作可以在幾年內鬧成“大躍進”，但這種大躍進的結果即使達到繁榮了，也只是一個悲劇，因為大量資本收購了一堆堆垃圾作品。從中短期看，當代藝術首先要做得是整頓和加強拍賣業，加快對拍賣業的兩大弊端“假價格”和“假畫”開刀，在立法和監管上不讓拍賣會上成為一個對社會任意說謊和制造騙局卻可以不受任何法律追究的平臺，才能使藝術市場成為一個促進文化繁榮的平臺，但這取決于政府的行動。 
        當代藝術的發展進入瓶頸期，這個領域的大部分人會被堵在瓶子里，甚至永世在瓶子里折騰，只有少數探索者能最終出來。未來十年，當代藝術需要出現少數標志性的藝術家、批評家和策展人來帶動藝術和市場的前進，但這種標志性現象不再可能像前二十年產生群體運動或現象了。前二十年大部分所謂重要藝術家，實際上沒有能力繼續突破了，這是由于他們的先天知識不足造成的，現在補課似乎也來不及了。不過，這不也不重要了，因為一個時代的標志性突破，只要有三、五個人足已。 
        市場資本中短期依然會保持“寧愿出一百萬買一張天價垃圾，也不出一萬元贊助學術研究”的現象。不僅資本不會出現大量贊助學術的局面，國家亦不會建立龐大的基金贊助當代藝術研究，所以一切只能靠少數藝術批評家和學者的個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