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樹

　　前推五個己丑，正好距今300年，文韜武略的康熙大帝結束了鞍馬生涯，下旨于北京西北郊修建一座皇家園林，以供自己避喧聽政、修身養性，賜名圓明園，以示天子“圓而入神、明而普照”的厚德明智之志。此后，雍正、乾隆兩帝以此自勉身心、治國安邦，并相繼于園內添山注水、修樓建閣，一為感念先帝恩德，二為昭示國泰民安。

　　世事無常、造化有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明君打造的大清帝國，未能逃脫自然法則和政治宿命。乾隆鼎盛之后，朝綱沉淪、繁華漸盡，清朝三代明君共同經營的圓明園不幸成為最后一道中華帝國的替罪風景——咸豐十年，英法蠻夷強占北京，縱火三晝夜，將圓明園化為灰燼。宮中近300名太監、宮女、工匠葬身火海。園內無數金銀珠寶、古董舊藏被入侵西人搶掠一空，從此宿命天涯、了無音訊，日后即便在異國他鄉偶與國人洋場邂逅，也只能相對無言、幾許惆悵。

　　己丑300年間，歷史不只是簡單演繹了大清王朝的興衰沒落，而是對一個在自傲自大的“天朝”中封閉了數千年的民族，從精神倫理、生存經驗到社會架構都進行了一場洗心革面的顛覆性文化大清洗。在這個看似突發，實際上卻是必然的清洗過程中，一個自秦漢以來稱雄2000余年的東方帝國無可避免地被歷史淘汰了，連同它所有的思想和智庫，都被西洋人的槍炮和東洋人的屠刀打進了十八層地獄。盡管如此，列強們對曾經揚長世界的泱泱大國的嫉恨并沒有得到徹底宣泄，在火燒圓明園以后的百余年中，他們群狼圍獵、恃強凌弱，不斷擠迫著中華難民的生存空間。與此同時，對圓明園無數珍寶的破壞和掠奪，也沒能填滿強盜們惡欲的溝壑，相反，被搶中國文物在西方賣場上的日漸火爆，更引發了強盜們對中華瑰寶的覬覦與渴求。于是，在中國宮廷文物被掃蕩一空后，新一代的西方惡商又將貪婪的目光深入至古國積淀深厚的文化地層。特別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一場針對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財富的商業陰謀，在西方古董商們的精心策劃下得以順利實施。他們一面明修棧道，將西方人在戰爭中搶掠的清宮舊藏炒作成他們的天價專利品，煽動明清古董回歸潮，用中國人自己的家什騙取中國人的錢財；另一面暗渡陳倉，鼓勵、誘惑一些中華民族敗類掘墳盜墓、走私偷渡，策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中國古代文物出境潮，導致中國的地下文物資源日流萬千、喪失殆盡。由此，剛剛經過幾十年艱苦奮斗，在物質上為自己開拓出一片生存空間的中國人，又不得不面臨一場積累性的文化危機！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如何對待歷史文化遺產，是觀察一個民族生存態度和生存智慧的窗口。過去，貧窮曾經是我們解釋一切墮落和不作為的借口，現在，為什么富裕又成為了我們弱智的象征？究竟誰在拍賣中國？我們還能不能守得住已是存量稀薄的國家文化資源？為了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記者以中國歷史文物的流失狀況為切入口，歷經數年、考察中外，得出的結論讓人痛苦不堪。

　　結論1：中國文物規模性流失共分四個階段，最嚴重的是近20年。

　　第一階段是1860-1900年。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兩次火燒圓明園，搶掠和毀壞了園中全部宮廷舊藏和當朝大量珍寶器具。數量說法不一，難以取信，唯一可以從當事者的自述中概念性地了解一點。有一位法軍軍官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描述：“火燒圓明園以后，我們足足運走了300多車戰利品。砸碎的瓷器、象牙制品不計其數……”一位英軍將領則在日記中寫道：“那些法國兵沒有紀律可言，單個活動，見東西就亂搶，拿不動或不好拿的就砸。我們英國軍官指揮兵士們將戰利品集中擺放，整整堆滿了3處皇宮大院……”圓明園的宮廷舊藏給侵略者和他們的后代帶去了巨大的財富，直至今天，東西方拍場上出現的清宮拍品，絕大多數都是圓明園兩次遭受浩劫時被搶掠的文物。

　　第一部分 第2節：誰在拍賣中國？寫在己丑300年

　　改革開放后30年，“中國人民從此富起來了！”中國人飽受創傷的心也漸漸“挺”起來。但是，財富的增長并不代表我們精神上的強盛，“貪財炫富”正在成為國人最廉價的時尚和最淺薄的資本。為了滿足自己無盡的金錢欲望，一些人在衣食無憂之后，仍舊不惜盜墳掘墓，將祖宗的遺物走私出境賣給外國人；為了賺得更多的錢，一些富豪不辭勞苦、遠渡重洋，去西方拍場賭狠較勁，按照洋人的價值理念爭珍奪寶，即便全是被人家搶去的祖宗遺物，也照例自相殘殺、天價哄搶。他們買回那些替人受過、背負著中華民族奇恥大辱的可憐尤物，并非是要讓它們認祖歸宗、重見天日，而是視之為可以繼續擠奶下蛋的肥牛金雞，重新囚禁于自家的深宅大院，待價而沽。自尊喪盡、顏面全無。由于這些非法拍品在國際市場上得到中國人的變相承認，使得我們國家對戰爭中流失文物的追索變得更加艱難，同時也大大增加了一些愛國人士為國家回購、捐贈文物所付出的成本。圓明園生肖獸首從最初的1200美元炒作到2800萬歐元，就是最典型的實例。

　　以上調查結論，是記者寫作《中國文物黑皮書(微博)》之《誰在拍賣中國》的主要動因。與前一部《誰在收藏中國》不同的是，這本書的主訴點比較集中，基本上圍繞“誰在拍賣”、“怎么拍賣”、“為什么會被拍賣”三方面展開；在敘事方式上，本書充分利用調查者不同的文化優勢，在不同的國度、站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風格的語言講述受訪者的故事；在邏輯結構上，本書跟蹤佳士得與蘇富比(微博)近20年的幾次戰略轉移——從倫敦-日本-美國-中國，并以此為線索，將中國文物市場的現狀納入全球藝術品市場的大格局進行分析；在思想方法上，本書盡量站在歷史、文化和經濟的高度，著重對中國文物市場出現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群，客觀地進行民族化的人格主義分析。

　　同時，為了增加本書的信息量，記者通過對歐美國家文物市場和收藏家、古董商、拍賣行，以及有關媒體的調查采訪，對西方拍賣行的商業戰術進行了歸納、分析和判斷，包括他們在不同階段的拍品選擇標準、價格炒作規律和后階段的拍賣走勢，在本書的有關章節中也都有所體現，希望這些內容對于部分文物收藏者多少起到一些參考作用。此外，為了避免讀者在閱讀時產生枯燥感，本書省略了一些思想性、數據性過強的內容，盡量做到寓主題于案例故事之中，期望讀者朋友能夠在閱讀時多做一些補充性思考，以增加本書的思想厚度。

　　雖然這部書的寫作時間只用了一年多，但素材的搜集工作卻幾乎與《誰在收藏中國》同時起步。這5年時間，對作者本人來講是一生中最艱難、最充實、最有收獲的一段光陰。在此期間，我經歷了一場重病、兩次手術、數百次的劇烈疼痛，無法正常生活和工作。但是，也正是這一段痛苦的賦閑歲月讓我遠離本職雜務，偶然進入了一個原本陌生的領域——文物市場，結識了方方面面的朋友，賞析了他們各自色彩豐富的人生。這些朋友當中，有國家級文物鑒定大師、有對國家文物事業貢獻卓著的文物理論家、有實力雄厚的收藏大佬、有深藏不露的藏界大隱、有“開張吃三年”的古董商、有撿漏兒打眼樂在其中的收藏大眾；更為難得的是，我還認識了一些“另類”朋友，他們有的是盜墓里手，有的是制假大師，還有的是文物走私客。雖然這些人因為各種原因走上了犯罪道路，大部分都已經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但我相信，任何一樣被誠實紀錄下來的人生，對歷史、對社會來說，都會是一種有用的養料。基于這種緣故，我向以上所有的朋友都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你們幫助我度過了這一段生命中最為黑暗、但卻未成蹉跎的歲月。感謝你們敞開胸懷，誠實地向我袒露了許多人生的成功與失意、鮮亮與疥疴……這一切，都已成為我畢生的珍藏。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特別向幾位朋友表示敬意。

　　第一位是原國家文物局資深顧問、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謝辰生先生。說起來，我與謝老的相識，還真是有些緣分。去年，《誰在收藏中國》一書出版后，新華社和《新民晚報》的兩位記者分別向我轉達了謝老對那本書所持觀點的明確支持和對我的關心。此后，我兩次登門拜訪，有幸與謝老在其寓所的斗室里暢談，受益匪淺。頗為有趣的是：我們非但在文物保護等問題上的觀點基本相近，而且還同病相憐、不安于命，都在與死神抗爭。也不知道是否因為身體虛弱的緣故，在談話中，對于中國文物資源保護的前景，特別是對于文物市場亂象的治理，我們有著共同的擔憂與不樂觀。當然，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我與謝老的觀點也不盡完全一致，但是盡管如此，卻并不妨礙我對這位前輩人格的敬重與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