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落幕的堪稱中國藝術品“國際晴雨表”的倫敦亞洲藝術周上，中國藝術品的拍賣成交額幾乎比2010年翻倍，倫敦佳士得最高成交價的前十位全部為亞洲買家；此前，香港蘇富比的亞洲藝術拍賣專場，中國藝術品的成績也獨占鰲頭，領先于其他國家藝術家的作品，其背后的決定性因素同樣是中國買家。從中可以解讀出怎樣的市場趨勢？《華爾街時報》最近被廣泛轉載的一篇報道，對中國買家可能引導的市場新趨勢進行了分析，反映出國外媒體的一種典型觀點，可供投資者參考。

　　這篇報道認為，中國的經濟繁榮使中國藏家已步入世界上最有實力的藏家行列，其中，年輕一些的藏家與老藏家略有差異，前者大量購買現代及當代的亞洲藝術品，后者更喜歡玉石等傳統的中國藝術品，并緊追西方頂尖的“藍籌”藝術家，如雷諾阿、畢加索等，但他們無一例外偏好中國本土的藝術品。據蘇富比首席執行官Bill Ruprech透露，中國藏家每年在全世界范圍內花費近40億美元購買中國繪畫作品，比去年蘇富比和佳士得在印象派和現當代藝術上的總成交額還要多。這種強勁的需求導致兩個顯而易見的趨勢：一方面，在世界各地，中國藝術品的價格被不斷刷新，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財富都聚焦在拍賣上，中國藏家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在國外時常出現多個亞洲藏家競爭的場面，競拍門檻隨之提高。

　　然而，中國藏家對市場的影響遠不止于抬升中國藝術品的價格方面。中國藝術品火爆之前，中國藝術品的發展趨勢和價格主要是由歐美藏家所引導，現在中國藏家不再根據西方的“提示”，而是從自身的文化判斷出發，去挖掘藝術品的價值。能引起中國藏家共鳴的作品不再需要在西方具有同等的知名度。例如中國藏家在拍賣中對“國家珍寶”的競逐，其目的是為了重建他們的歷史文化身份，在中國藏家的價值判斷中，他們愿意以同樣的估價來購買明代的瓷器或者梵高的畫作。由此推論，《華爾街時報》指出，國際藝術市場上已有的價值體系正在因為中國藏家的偏好而發生改變。蘇富比藝術學院(蘇富比拍賣行設立的研究機構)的一位新興藝術市場教授Joe Lin-Hill預計，“不久之后，中國水墨畫就會比畢加索的作品更昂貴”。面對這樣的市場新方向，這篇報道提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既然中國藏家已經有實力決定哪些藝術家的作品最具價值，西方會跟隨中國的步伐嗎？

　　筆者贊同上述報道中對中國藏家偏好的描述，以及可能引起的市場變化的分析，這表明中國藏家的力量已經獲得國際藝術世界(Art World)的認可。但這篇報道中沒有涉及的，筆者認為需要補充的是，中國藏家偏好的合理性，從而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內在動力及其特性，把握市場方向。

　　眾所周知，古今中外藝術品的最大買家都來自財富階層，富豪們積累的巨額財富為他們馳騁藝術品市場提供了資本，而藝術品也成為他們部分財富的凝結和身份象征，相比昂貴的游艇等其他“另類投資”品種，藝術資產由于具有長期價值，更加受到青睞。中國經濟騰飛之前，中國富豪的缺席在客觀上造成了中國藝術品不得不依賴歐美藏家的主導，藝術品市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歐美藏家的消費傾向，然而，隨著中國富豪開始進入藝術品市場，他們最迫不及待的便是追認過去尚未被發掘與確認的價值領域，帶來中國藝術品的全面“補漲”。其次，中國藏家與西方藏家的品味確實有所不同，以古董為例，西方藏家偏好金屬制品、宋瓷等，中國藏家則偏好玉石。這其中有文化差異的原因，例如，紐約的藝術品交易商James Lally認為，西方藏家不可能真正對那些價格直線上升的“文房四寶”感興趣，但對于中國藏家來說，它們蘊涵著中國古代文人顯貴的文化理想。另外也可以用筆者前幾期文章中提到的，藝術品與財富的對價關系來解釋。不同國家和地區會形成迥異的財富對價關系，例如在美國，抽象表現主義作品成為財富的象征，在中國則是傳統文化精品。反過來說，穩定的財富對價關系的確立，也說明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基礎日趨牢固。

　　通過這些分析，我們可以重申中國藝術品市場的一個特性，即自生性。從全球范圍和歷史角度來看，以歐美為中心的國際藝術市場也曾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尋求新的增長點，如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以及如今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四國”。其相同之處是經濟增長釋放的藝術品投資收藏需求，但不同之處在于，中國藝術品市場不單純是作為消費市場崛起，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決定了中國市場更具有自生性，或曰生產性，這意味著中國市場的長期可投資性更高。中國買家的進場牽動了整個國際藝術產業尋求變化，來回應中國市場的需求。至于在《華爾街時報》報道中提出的問題，筆者認為，并非沒有可能。這有賴于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完善，市場參與者專業化程度提升，加上中國政府重視文化戰略，為整個文化產業注入充沛的發展動力。對于收藏家和投資者而言，可以說“大有作為”的市場契機已經出現。